4月26日，西红门镇寿宝庄村，村子的主要街道上挂满了横幅。记者 韩萌 摄
昨日傍晚，大兴区大生庄村北口，大门紧锁，只留下小门让行人通过。本报记者 李强 摄
人口倒挂村庄警情高发、环境情况差，已成为治安工作的瓶颈。北京警方由此推行封闭化管理村庄的模式，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寿宝庄村以试点的身份，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将“村庄”升级为社区的管理模式，会给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前曾短暂“封村”的老三余、寿宝庄村又能否“经得住长久考验”，本报对此调查。
短短两天，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村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一切，只因一项措施的出台：作为流动人口倒挂村，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情况差，将实施封闭式管理。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封闭部分路口、村内人员车辆进出持证。
措施一出台引来学者、网友等多方质疑：“封闭式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以证管人不够人性化、村庄不是看守所……
官方表示，措施本意是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人为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五年人口倒挂10倍 自从南城改造之后，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几倍。
老三余村靠近南五环，六七年前，耕地种菜是村里人主要经济来源。那时，本地人比外来户多。村周边企业里的二三百人是打工族，是外来户的主要群体。
老三余村党委书记王长祥回忆，几年前，通村的公交车只有369路。
该村所属金星派出所副所长张闯说，自从南城改造之后，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该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聚集。
王长祥说，随着485、957、954路公交车通村……老三余村人多了，也热闹多了。
如今，老三余村共有约7000人，本地人口只有612人，倒挂达10倍。在王书记的印象中，这变化只用了5年时间。
“抢盖”租房致富 “租房很挣钱，房多赚得就多。”村民们逐渐放弃务农，出租房屋，成为家庭收入的支柱。
走在村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着加盖房屋，村里流行一个词：“抢盖”。
王长祥说，2004年以前，村里只有6户有二层小楼，现在，盖楼房的不低于50户，光去年盖二层楼的人家就有38户。
“租房很挣钱，房多赚得就多。”多名村民说，村民们逐渐放弃务农，出租房屋，成为家庭收入的支柱。
村民老马出租10间房，每间每月租金200元，租户基本是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
王长祥说，村里185户村民，有180户都出租房屋。光是租房，村民们一年收入不低于500万，每户平均年收入超3万。
村民们的印象里，从去年开始，村里的房价至少有过两次成规模的上涨。
流动人口剧增，也刺激了当地的商业繁荣。村民们称，过去几年，村里主街上只有寥寥数家店面，最近两年，店面增加的速度特别快，现在是一家紧挨一家。
一周七八起盗窃 以前村民家都夜不闭户，现在很多家都装了两道门锁。一周内也曾发生七八次溜门撬锁。
金星派出所副所长张闯称，为了出租牟利，当地村民大量搭建违章建筑，甚至在菜地上都盖房。流动人口剧增，村委会管理力度不够，造成村里的“脏乱差”，各类纠纷的案件比较多。
村里配套设施也开始吃紧，王长祥说，几年前，家家门口一个垃圾袋，人工清理很容易，每年费用也就5万元，现在垃圾箱、垃圾车都用上了，每年费用不低于30万。
王长祥说，以前村民家都夜不闭户，现在有的人家都装了两道门锁。即使这样，一周内也曾发生七八起溜门撬锁的案件。
村民们坦言，老三余村还是“上访聚集村”。
多名村民称，过去老三余的村民上访告状是出了名的。近几年有了新变化，连外地来京上访告状的人，逐渐在该村形成聚集群体。
“开始只来一两个人，随后越聚越多，很多上访者甚至慕名而来。”一名村民说，这里交通方便，租房便宜，“同行”分担房租，群居住上下铺，“在一起还能交流经验。”
这种说法得到村委会人员的证实。
“容易筛出违法人员” 封闭管理，租户须三天之内到属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并补办出入证才能落户该村。
“很多人今天来住，明天就走，不到当地派出所办理证件，使出租房内藏污纳垢。”派出所副所长张闯说。他称，村里流动人口春节回家过年，由于村里管理跟不上，很多小偷趁机进到没人的家里盗窃。今年大年三十，老三余村还有两家人被盗。
张闯称，实施封闭管理模式，租户须三天之内到属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并补办出入证才能落户该村。“这样很容易将违法人员筛出来。没有他生存的空间，居住的秩序也会好。”
今年初，大兴区政府确定推行“村庄封闭化管理”模式。
“封闭管理”对老三余村并不稀奇，村民们称，早在北京奥运会、去年五一、十一前后，该村就曾“封闭”过。
这次不同的是，村口史无前例地建起一排崭新的工作室，15个通村出入口将封闭13个，夜里只开一个正门，村里人凭出入证才能进入等。
4月25日，老三余村开始试行“封闭化管理”。
“封村”影响村内生意 村内一家超市人员称，“封村”后客流量减少三分之一，“指望一个村的客流，肯定亏损。”
“快干不下去了。”昨日中午，老三余村内市场，商户赵明(化名)把蔬菜摊挂起布帘，低头猛吸烟。
这个市场有20多个商户，他们说“封村”前附近很多地方的人都来买东西。
去年5月，河南人赵明和哥哥开始在市场卖菜，“买菜的人很多，都忙不过来。”他说。
去年国庆，村里封闭管理了一段时间，加上房屋租金涨价，外来人员走了一大批。市场的生意暗淡了很多，他哥也干脆转行给别人送货送水。
如今，赵明又开始犯愁，索性先停了业。“看封村之后的客流，再考虑是否营业。”
卖熟食的老王担心，“封村”后村外人员来不了市场，每月1000元的摊费都挣不回来。
村内一家超市人员称，“封村”后客流量减少三分之一，“指望一个村的客流，肯定亏损。”
“我不办出入证。”租住在老三余村的王先生说，不担心没证无法进村。他指着村外的大棚说，不能从门里进就绕，总能进来。
王先生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上访者，他在该村租下一间平房，除了自住还租给其他上访人，做“二手房东”。
他透露，现在村子里还住着不少各地上访者，大部分都没有办理两证。“查得挺严，很多人会暂离村庄。”几名上访者认为，所谓“封村”，就是撵上访的人，怕他们闹事。
“封不住，管不了” “老三余村四通八达的，人想进来肯定能进。人家要找个亲戚找个朋友的你还能不让人进啊。”
对于村里封闭化管理，本村村民并不像外地人反应强烈，记者采访十余户村民，他们均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封不了多久”。
昨日下午，该村的主入口，记者驻足约10分钟，出入数十人，保安只对几人上前盘问。该保安说：“很多本村人我都认识，流动人口中有很多都是熟脸，不用查。”
“管不了。”多名村民说，以前“封村”都是临时的，并“没什么影响”。村民陶先生家的出租屋，在去年国庆期间还是人来人往。
“老三余村四通八达的，哪都通，人想进来肯定能进。人家要找个亲戚找个朋友的你还能不让人进啊。”村民说。
派出所副所长张闯表示，推行“村庄封闭化管理”，城管、工商、公安局、综治派员进驻村，成立了综合治理中心。还会完善巡防队伍，工作会进入绩效考核，督促他们坚守岗位。
他称，推行这种模式前，村里印制了大量的宣传资料。也遇到不理解的声音，有些家里有车的村民，提出无地停车带来的不便。对此，村里将规划公共车位解决。
同时，由于村和村的管理模式不尽相同，西红门镇进行封闭管理的16个村中，有的四个村连着的，如新建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将设立“中心警务站”管理，而如老三余村、寿保庄村这样独立的村子，进行综合治理中心的封闭式管理。
投入增加 村里称“担得起” “穷村”建设基础工程；“富村”兴建生活娱乐设施 设备的加装、管理的严格，意味着封闭式管理从资金到人力上投入成本的增加。昨日，和老三余村一样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寿宝庄村党支部书记高志华表示，为了能使该措施顺利实施，寿宝庄村共综合投入资金300万元，其中，新增人员工资的开销每月将比以往增加4万元。
过半资金投入 用于基础设施 老三余村党支部书记王长祥介绍，在封闭化管理的基础设施上，村里共投入50万元，其中，西红门镇补贴了一部分。王长祥介绍，这些钱用于安装15个大门、建设配套的7间综合检查站、安保人员服装、办公设备等。“一次性投入，长年受益。”王长祥说，对于村里自己负担的资金，“担得起。”
和老三余村相比，邻近的寿宝庄村经济条件好得多。村书记高志华说，因担心新举措的实施会使村民在短时间内有情绪，因而，村里投入的300万元资金中，有160万元用于兴建休闲广场、乒乓球室、棋牌室、篮球场、舞池及可容纳300人的数字影院，休闲公园也预计在今年完工。
安保开销多4万 换得零出警率 两村的安保人员都分为两支队伍：流管站和巡防队。流管站人员负责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信息登记和管理，还不定期配合巡防队员在村内巡逻。巡防队员除定时巡防外，主要任务是承担村内各出入口的安保工作。
为施行封闭式管理，两个村的安保人员均有增加，老三余村巡防队长孔庆明说，目前，安保人员已由过去的6名增至33名，其中包括15名巡防队员和18位流管站人员，15名巡防队员实行三班倒，做到安保24小时覆盖。“人手还是不足，我们计划再招10人。”
寿宝庄村原有15名安保人员，实施封闭式管理后，流管站和巡防队员共有42人，一半是从保安公司聘请的年轻、能力强的保安。
村书记高志华说，新增人员的工资投入，村里每月要多负担4万元，算来，每位安保人员每月的收入在1600元左右。资金投入的效果明显———这段期间，村里案发率直线下降，110直接出警率为零。
疑问 1 措施出台程序是否合法？ “这件事我们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兴分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在此次试点之前，公安部门曾进行前期调研，并向村里征求意见。
“很多人今天来住了，明天就走了，并不到当地派出所办理证件，使出租房内藏污纳垢。”张闯说，很多有前科劣迹甚至在逃人员，住在村里小偷小摸，治安问题不断。
张闯说，该村进行封闭式管理试点前，村委会曾向常住村民摸底，得到普遍认同。
大兴分局副局长左宝栓表示，起初曾有村民不理解，但通过深入宣传，该举措获得了理解。在推行试点期间，村民们还主动提出了40余条合理化意见、建议。
公安部门的一组数据也证明“封存”之举确实能够发挥实效。据介绍，距离老三余村不远的大生庄村，在2006年已基本实现封闭式管理，4年来实现零发案；而从今年3月中旬以来在16个村庄进行试点后，110警情同比下降45%，发案同比下降10%。
2 这种措施能否长期存在？ “管不了。”一位村民说，他的小院出租出去了七八间房，奥运会、国庆期间，村子都曾“封”过，但租客还是人来人去，丝毫不受影响。
“封不住”也是村民的普遍说法。“老三余村出口众多，这个口进不来，想办法从其他口绕路也能进。”不少村民表示“封不了多久”。
对此，张闯说，随着综治中心的建立，封闭式管理必然成为长效机制，将来还会给村民设立菜市场、开辟公共车位等。
3 “封闭式管理”就是“封村”？ 有专家说，封村是属于“限制出入”的概念，而封闭式管理与之不同。张闯解释说，“村庄封闭式管理”并不等同于“封村”，村民只要有证件就可以自由进出，且办证十分方便。
同时，如果村内加装了监控设备，如溜门撬锁、机动车被盗的现象发生，偷盗的人逃向哪里将容易被监控到。
政府“造墙”要先说明 专家说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目前，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在强调“开放”，而“造墙”这种例外情形，政府应给予充分说明，否则可能会出现质疑和争论。
王锡锌指出不论是哪级政府部门作出的“造墙”决议，都需对法律依据和必要的合法性给予充分说明，“"理不服人"，会招致社会公众的不理解、质疑和批评。”
王锡锌提出，如果出于政府的特殊需求，可以共商“造墙”，当地村民需要参与到讨论之中。如果这是城市发展、管理中的例外，则需要了解村民、暂住居民等人的需求。
“如果，这真的是政府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管理方式，相信民意是不会(和政策)"打架"的。”
外来租户墙上高挂身份牌 距离老三余村不远的大生庄村，早在2006年便基本实现了村庄封闭式管理。大兴区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四年来实现了零发案。昨日，记者对该村进行了探访。
封村制管理盘查不严 傍晚6点30分，是大生庄村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住在村子里的外来租户陆续下班回到村子。这个实行“封村制”的村子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严格，村民以及租户可以随意进出，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
该村一位治安管理员坦言，由于外来租户实在太多，管不过来，而且给他们发的工资也偏低，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不高，就没有那么严格。但是碰到像国庆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们就查得严。
该村是封闭的，四周都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三个出口，分别位于村子的南侧和东侧。村民可以通过这三个出口进出村子，三个出口中，只有村东南的出口可以供车辆进出，但出口并无人看管。
村子的中央有一条商业街，街两侧有小卖铺、理发店、餐饮店等数十间店面，还有在街边摆摊的。村民们介绍，村子里开店的都是外地人，村民大都对外出租房子。
商户：生意多少受影响 记者注意到，村子里外来租户的房子外面墙上都贴了一块牌子，写着“外来出租户”。据介绍，这是村子里的一个规定，为方便管理。
该村一位开小卖铺的外来租户称，封闭化管理总体上保障了村子的安全，没有这个措施的话，村子一定很乱。
他说，自从几年前封村管理以后，村子里的流动商贩没有了，收破烂的不见了，推销商品的，乱贴小广告的少了，外来的租户多数还是支持这种管理方式的。
“就是生意受到了影响。”多名商户称，封村管理减少了进入村子的人流，他们的生意多少受到了影响。进来麻烦，出去不好找出口，很多人就不来了。
该村的治安管理员称，对于这种管理办法，一些外地人口有意见，但是为了村子的安全，还是这样管起来好。外来人口需要办理暂住证和出入证，出入证上包括住户的姓名，住处地址以及房东的信息。“这些都是为安全考虑，没有歧视外地人的意思。”
村民：盗窃比以前少多了 本村的村民多是认为村庄封闭管理是件好事，“我们还希望管得更严格一些。”一位村民说。
一位张姓村民称，他们村子从2006年前后开始实施这个措施，效果一直不错。村子里几个路口都安装了摄像头，车辆只能从一个口出入。许多年来村子里没有丢过一辆汽车，附近一些没有“封闭”的村子，就经常听说丢车。“村民的盗窃案虽然还有，但比以前少多了。”
村里的治安管理员称，村子负责巡查的治安管理员有19人，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分两班倒。除了检查出入人口的身份以外，他们还负责小区的治安，打架斗殴，乱贴小广告都管。村里每个月给他们发700元的工资，他们上班的时候，有专门的制服、警棍、对讲机。这些费用都由村委会统一支付。
市人大代表：应区分村民自治和行政管辖 昨日，针对大兴多个村庄实施封闭管理模式，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卫爱民表示，首先应该明确划分村民自治和政府的行政管理界限。这个行为是村民自治做出的决定，还是当地政府做出的。如果是村民自治的程序，经过村委会甚至村民大会的形式做出的决定，从程序上讲是有合理性的，但前提是这个决定没有违法的地方。如果是当地政府作出的，就比较复杂了，应该探讨这个措施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否则就有越权的嫌疑。
不少人认为既然城市的小区可以进行封闭管理，村庄也应该同样可进行封闭管理。对此，卫爱民表示，小区主要功能单一，就是居住，而村庄的功能复杂得多，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譬如生活、生产、公共议事等，而且小区是业主私产的区域，而村庄则不是，并不能因为小区可以封闭就类推到村庄可以封闭。
记者朱开云
实习生张惠惠 摄影李强 (来源：新京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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