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政府要适应信息公开 公众也要适应

    并无媒体在此传播中渲染暴力 公众有刻板印象

　　记者：但有不少言论认为媒体渲染暴力，同情凶手，像您是搞传媒研究的，你见过哪家媒体在渲染暴力，同情凶手吗？

　　展江：我没有见过。

　　记者：肯定是没有，通过检索，我们也没有看到，但为什么受众有这样的印象呢？

　　展江：可能有的凶手社会处在底层，有媒体的报道了他的命运，但这不是同情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不可能有这种（同情的）问题。

　　记者：您能从传播学上解释一下什么叫渲染暴力？

　　展江：渲染暴力通常是什么？一个影视作品，包括对一些凶杀案事后的一些情节，绘声绘色的描述，那个往往是日常暴力，这个事实确实存在，越是刺激的案情可能越有人看，满足一种心理。但是媒体在发生这种连环杀人事件的时候，接二连三，自己会产生一种自律机制了。所以我绝不认为是媒体造成的，媒体平时是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影视节目，虚构节目的，武打片、凶杀片，看起来打打杀杀，那种东西的效果根据研究到底是促进了犯罪的增加，还是没有这个效果，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总的看法是不宜向青少年传播。国外的做法就是分级制度，电视和电影的分级制度。

　　记者：也就是公众现在的印象停留在以往的报道中的，并不是现在的报道有这种渲染？

　　展江：是有这样的印象。公众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适应媒体走向开放。媒体又很强大，中国又是一个大国，你13亿人发生了七八个案子，时间拉的比较近，然后先后报道间隔比较短，他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假设河南、河北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起，就不一样了。当然具体分析了那些案件基本情况，凶手的身份，就像温总理说的，要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要建设和谐社会你肯定要消除不和谐因素，一些不和谐因素在某些时候特别严重，但是这跟媒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过来说媒体的报道肯定能够促进社会的反思。

　　不光政府要适应信息公开 公众也要适应

　　记者：最起码在校园安全方面加强了很多。

　　展江：对，还有一点，我们最近十年来社会透明度大大增加，但是别忘了，七八年前，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突发事件，什么是信息公开，那种背景之下，可能全国同一个时间发生了同类事件，我们都不知道。你以为那个时候就好吗？

　　传播学上有一个说法叫议程设制，现在用得滥了，好像我们主动报道什么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炒作一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这种事情不是炒作的。

　　关于媒体有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历史上也有反证，比如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记者林肯佩根斯曾经报道纽约的犯罪，他就天天趴在警察局，哪哪有抢劫，哪哪有凶杀，哪哪有盗窃，他集中报道一段时间以后，他有一个标题叫做“我掀起了一次犯罪潮”。这个记者感觉着纽约社会治安特别差，一个案件接一个案件，其实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个记者做这个报道，做这个报道以前和以后，纽约市的犯罪率是稳定的，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增加只是媒体的报道所导致的一个印象。

　　说媒体导致犯罪，这是没谱的事，这样说会妨碍我们反思社会深层矛盾，而且会阻碍我们整个法制的进程，政府信息公开。我刚才说了，政府信息公开是世界各国经历了各种事件考验一种制度，像国外也有连环杀人案，一个人杀几十个人，人心慌慌，而且国外不允许像中国这种限期破案，挂牌督战，可是几年，二十年这个人就逍遥法外。民众是有恐慌，但恐慌不也是让他保持警惕一种动力吗？反过来你没有这种警惕可能更危险。

　　记者：某一种程度上，你刚刚提到我们的政府在进行信息公开，其实我们公众其实也要适应这种信息公开。

　　展江：对，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信息公开是最近几年一大进步，这个进步算起来从03年孙志刚与sars事件开始的，才七年，七年来逐步逐步公开，像矿难，虽然不断有瞒报，但是现在总的来说，发生重大灾害如果不报道，不披露现在很少了，而且地方有些官员被惩罚的力度也很大，这是很大的进步

　　记者：现在我们感觉到矿难多，可是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建国后最大的矿难不是在改革开放，而是在毛泽东时期的大同矿难，死了600多人，因为没有广泛报道，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展江：这就跟通海大地震一样（发生在文革时，死了1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