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现实版“超生游击队”家庭 总想要再生一个

王素霞插图

　 “超生游击队”父母累孩子苦

　　从没枕过枕头、最想吃顿米饭……

　　多年前，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将一个再苦也要生下去的超生群体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至今日，仍有为数不少的“超生游击队”活跃在各个城市的角落。跟随父母“南征北战”的孩子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

　　5月20日，接到一个来自“雷锋队”志愿者的求助电话后，记者在省城教场巷社区，目睹了在一个现实版“超生游击队”家庭中，三个孩子令人担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

　　两支队伍的“美丽邂逅”

　　5月中旬，省城教场巷以自费打广告征集好事出名的“雷锋队”队长蒋爱宝，被一件找上门来的好事，结结实实难住了。

　　蒋爱宝也说不清，这个衣衫褴褛的6口之家，是什么时候在自己眼皮下的社区安营扎寨的。这一天，蒋爱宝路遇社区收废品的河南人老王。听说蒋爱宝热心扶困助残，老王吞吞吐吐地推荐起自己8岁的儿子星星（化名）。蒋爱宝这才知道，那个整天趿双破棉拖在胡同里闲逛的孩子，竟是一名儿童癫痫病患者。

　　老王是河南周口人，多年前携妻女来到省城。说是打工，但事实上，他们来这里后最大的收获，是隔年一个个接连出生的老二、老三和老四。

　　蒋爱宝随后和任“雷锋队”顾问的省人大代表武利军去了一趟老王的“家”。这是一家破产企业留下的闲置公房。一年多前，老王一家从省城大东关迁移来后，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这个容纳了大小五口人日常生活全部内容的狭小空间，以它无与伦比的拥挤与脏乱，让两位来访者一见之下，吃惊不小。收养过孤寡老人、资助过农村孤儿的武利军说，长这么大，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庭。而蒋爱宝在此后所有的介绍中，一律称这个地方为“小黑屋”。

　　蒋爱宝本人，在该社区物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业余做好事，他最可投入的资源是时间、精力，和一帮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看到老王8岁的儿子星星俨然一个“野孩子”，周末的“解困会”上，蒋爱宝将情况通报给从事幼教工作的志愿者严老师，希望她能想办法，解决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严老师痛快地答应了。老王的女人李金兰（化名）常在社区办公楼附近收废品，当天下午，蒋爱宝便叫李金兰把星星带来，由严老师尝试进行辅导。

　　无处下手的尴尬救助

　　随后的接触中，蒋爱宝和“雷锋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这个超生家庭存在的问题，远比他们想象中严重得多。

　　为了给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星星买齐一套教材，严老师骑车跑遍省城各大书城，又自费购买了写字板等。但上过几次课后，严老师发现，由于疾病和长期家庭教育缺失，这个8岁的孩子，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每次上课，虽然其母都坚持守在旁边，仍然收效甚微。第三次上课，地点改在了老王家。严老师进门后，星星突然冒出一句“老师你坐”，令在场众人惊喜万分。但说罢这句话后，他便转身出门不见了踪影。

　　几天后，在介休工作的武利军回省城家中时，再次来到老王家，这一次，他带了一些衣服，还给王家正读小学的老二、老三买了文具。此次前来，他还有深入了解老王家的情况，发动更多人帮助的意思。他没想到，和老王夫妇谈话间，排行老三的女孩玲玲（化名）突然对他下了“逐客令”。特殊家庭给了这个10岁女孩怎样的心理压力，外人无从得知。玲玲的突然发难，让武利军十分意外。她说：“你是不是记者，想报道我们家？我家不需要别人帮助。”“你们快点说，我还要去同学家查资料！”几分钟后，玲玲坐上老王收废品的三轮车出门，前往大东关的同学家。李金兰不好意思地解释，家里没有电脑，每次老师布置查资料，都是这样解决。孩子在同学家借用电脑，老王就等在楼下。

　　带领“雷锋队”做好事多年，遇到过各种尴尬，这一次，蒋爱宝也感觉有些无处下手了。为了进一步帮助老王一家，他又找到了社区。社区主任告诉他，正因为老王常帮大家干点体力活儿，多多少少也像个“活雷锋”，所以社区才对他家网开一面，不仅提供了住房，还对老王的女人临街设点收废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社区也曾给老王的孩子们送过文具。这样的说法，让蒋爱宝多少有些欣慰。临出门，他退而求其次地叮嘱：“千万管住，别让他们再生第五胎……”

　　超生家庭的生存发展

　　接到武利军的电话后，记者来到教场巷社区。蒋、武二人很快通知了老王的女人李金兰。一个40来岁的女人身穿明显不合时令的黑“皮衣”匆匆赶来。前往老王家的路上，蒋爱宝介绍，老王家老大、老三是女孩，老二、老四是男孩。17岁的大女儿两年前随人南下打工，现在家中两男一女，全部属于超生。

　　快到家时，李金兰突然加快了脚步，紧走几步又觉不妥，小声解释说：老四还没穿衣服……

　　进门后，一行人尚未适应屋内的光线，李金兰已然飞快转身出门——孩子不见了！

　　几分钟后，李金兰在她平日收废品的地方，找到了正抡着铁锹玩沙子的星星。早晨的天气尚有凉意，星星上穿二股筋，下穿一条花花绿绿的女裤，脚上则是一双破旧的大棉拖。李金兰上前拽住孩子，脱下自己的皮衣要给他披上。星星一声不吭扭身反抗，李金兰又从路边一张废弃的破沙发后拽出一件皱巴巴的男衬衣，抖抖灰尘，套在孩子身上。身后居民楼的铁栅栏内，几个老年人专注地看着这对母子，不住摇头叹气……

　　之后的周末，记者再次来到老王家。进门后眼前顿时一片灰暗。定睛看去，屋内拥挤凌乱，如同一个尚未分类的小型垃圾站。两张堆满杂物的床铺隐身其中依稀可辨。一张是用木板搭成，另外一张则是个乌渍斑斑完全裸露的旧床垫。床垫上没有床单和枕头，一件军大衣卷成一团摆在床头。女主人说，那是老王的“枕头”。孩子们则连这样的“枕头”都没有。

　　两张小床如何安顿一家五口？李金兰有些难为情地介绍，老王和12岁的老二睡床垫，她和10岁的老三、8岁的老四睡木板。她说，两张“床”宽度都不富余，晚上临睡前，三个孩子为争夺栖身之地发生战争是常有的事情。就在前几天，老三玲玲半夜被挤醒后悄悄转移，挤在了老王身边。老二一觉醒来发现地盘严重缩水，又动用武力将妹妹赶走。大女儿曾经回来过，老王临时为她支起的小床让老四羡慕不已，争抢中老大的手被抓破，伤心地再次离开。

　　记者进门时，10岁的玲玲正在写作业。没有桌椅板凳，作业本就摊在杂物包围着的床上，人也只能半跪半趴在床边。见有人来，她将头完全转过去，只以后脑勺示人。几分钟后，又害羞似地将书本扣在了脸上，静听记者与其母谈话。一段时间过后，她从书本后露出圆乎乎的小脸，主动参与进来。解除戒心后的玲玲十分健谈。在她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是大米。她说，自己下过一次馆子的，是在哥哥12岁生日那天。“馆子”就在胡同口，那次美食经历，玲玲至今记忆犹新，她说：“炒米饭太好吃了！”

　　听孩子这样说，李金兰拎出一只塑料袋来。袋子里一边是米饭一边是面条，最上面还有两只水饺。她说，这是小区里一位好心的阿姨送给孩子们的。

　　李金兰说，玲玲从小爱面子，四五岁时就告诉别人，自己是平遥人，爸爸是开出租的。那时她家住在大东关，在玲玲印象中，邻居中开出租的平遥人都是很有钱的。李金兰还解释，玲玲不愿记者来家采访，是怕上电视后被同学们看到。玲玲不反对这个说法，她说：“我们班同学家里都有电视机，他们每天都看电视。”

　　说话间，老二龙龙从外面跑回来。个头瘦小的他穿一身严严实实的旧运动服，挤在妹妹身边拘谨地坐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再次出去。李金兰说，孩子们都不愿在家里呆，有机会便都会跑出去。

　　采访中，李金兰不止一次提到，之所以多生孩子，是因为在老家人的观念中，多养孩子将来老了能多享福。

　　但是眼下，她显然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她翻出一只塑料袋，隔着袋子指给记者看：这个，一小瓶30片，100多块钱，只够吃10天；这个，一盒也是100多块钱……为了给星星治病，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赚少花。老王每天凌晨5时30分出门清扫马路，扫完回家打发老二、老三起床上学后，再出去找活儿干。家里的开销能省则省，无论她和老王，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都没吃过早饭。惟一让李金兰欣慰的是，每次收废品带回作文书来，孩子们总是抢着看。她说，前不久，玲玲的作文在学校的评选中获了奖，“六一”节时，学校将请家长出席活动。玲玲嘱咐她，去时要穿好点，头顶的白发也要染一下。

　　帮与不帮的两难命题

　　采访中，记者与蒋爱宝及“雷锋队”的志愿者有过多次交流。武利军说，之所以帮助这个家庭，是因为他认为，超生是父母的过失，不该由孩子们来承担。当过多年运动员的他，正在尝试通过个人关系，送玲玲进省城一家体校读书，由他本人每天负担孩子一餐费用。

　　严老师表示，她已为星星联系好了一家幼儿园，今年秋天便可入园。园方不收星星的学杂费，王家只交餐费并保证每天接送即可。如果能用一年时间完成星星的学前基础教育和行为习惯纠正，明年他或许还可以上小学。另外，严老师还为老王的大女儿联系了石家庄的一所学校，希望她在那里学到一技之长，就业后便可以减轻一些家庭负担。

　　电话中，严老师如此表达了她的矛盾心理：超生家庭挤占了社会资源，给社会造成了额外负担，本来不应该同情，但是如果放任不管，未来或许又会酿成新的社会问题。同时，超生家庭的孩子也是生命，不帮于心不忍。但是大力帮助老王一家的同时，她又存在这样的担心：好心人的帮助，会不会成为对这个人群的负面暗示——超生没关系，城市里自然有人会管？

　　如果可以用“无辜”来形容这些“衔着罚款单出生”的生命群体，那么我们的社会，又应该如何面对他们的艰难生存？（本报记者 翟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