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不能“千校一面”

　　大学不能“千校一面”

　　—— 专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社会上说，现在招生充满了走后门，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在于学校有多大的自主权。如果自主权不够大，有高级领导说你要招这个学生，我们就没办法不听—— 如果你不听，他下次不给你钱怎么办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在采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之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定要先读一读杨校长的就职演说，在复旦内部的BBS上很火爆。

　　杨玉良自己后来对记者说，他曾查了很多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发现说来说去都是套话—— 如果校长没有思想，这所大学哪来的思想？

　　除此之外，57岁的著名高分子科学家杨玉良院士还有很多被津津乐道的“杨氏语录”。

　　2009年2月，上任一个月后，他对复旦党政干部做了《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的讲话。“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

　　他在多个场合毫不避讳地表示，“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同时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对本刊记者补充说。

　　上任前半年，他每星期至少走一个院系，最多的走了三个院系，跟一线教师开座谈会。他还规定自己每学年给全校学生做一次演讲，并就学生关心的问题直接进行一场大规模对话。

　　2010年5月，复旦大学105年校庆之际，他对《望东方周刊》详谈了自己对于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以及一年半以来所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我赞成“去行政化”

　　《望东方周刊》：今年以来，高校“去行政化”一直被热议，支持者认为是重铸大学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有大学校长反对，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你对此怎么看？

　　杨玉良：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行政化”。我认为，行政化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行政手段来代替或挤压学术空间；第二，在学校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使用官僚主义的手段。

　　这里要弄清楚一点，“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这个概念不能偷换，关键在于行政管理怎么管法。

　　在此基础上，我赞成“去行政化”。像管政府一样管学校，不符合大学精神。大学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独立的思想，要用大学特有的方式来管理。而且依我的观点，大学不应该有跟政府一样的所谓行政级别。

　　现在复旦是副部级，但我本人是不赞成设什么级。有人说把这个去掉的话高校的地位可能会降低—— 这是不会的，高校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地位绝对不是由行政级别来决定的。

　　大学，尤其是想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一定要做到：教师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生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前些年过度、盲目地追求“跟国际接轨”

　　《望东方周刊》：“去行政化”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一步步实现？

　　杨玉良：“行政化”来源于高校的体制，说的大一点，来源于国家的教育体制，即国家对教育问题到底怎么看。

　　最近，温总理一直在提，大学教育要“仰望星空”，其实是要求我们关注未来。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大学承担着承载和发展文化以及吸收国际上先进文化的使命。大学必须要守住这个使命。

　　因此要去行政化，从国家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上就必须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的高等教育。

　　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大学教育要带有非常鲜明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因为我们前些年过度、盲目地追求了“跟国际接轨”。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公平公正的教育。对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应该非常强调学生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教师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生不应该因为家里有没有钱、是不是官员而不同，甚至于这个学生是党员、团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什么我还要提自由的教育，就是要摒弃学校对学生的强行管制。在国家法律和基本教育方针政策之下，教师有教学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教师有对问题研究的自由。这三个方面如果做到，就有助于构建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新体制。

　　高校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

　　《望东方周刊》：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高校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

　　杨玉良：其实，如果能够贯彻我上面提到的三点自由，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大学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就有一个大致的分界线了。

　　比如在专业设置上，国家可以出指导性意见，但各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基础和传统来决定哪些专业应该办，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以及千校一面。

　　另外，在教学大纲之下，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也应该有自主权。统一的教学大纲，结果是大家一个模子印出来，只有水平上的高低，没有类型上的差别。

　　第三，大学应有权决定内部的管理体制。

　　大学自主权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说招生。各种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需要的人才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点上我觉得应该相信学校—— 如果把关不严，是砸自己的牌子。

　　当然社会上会说，现在招生充满了走后门，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在于学校有多大的自主权。如果学校自主权不够大，有高级领导说你要招这个学生，我们就没办法不听—— 如果你不听，他下次不给你钱怎么办？如果大学根本不会受到这种行政因素影响的话，我相信大学的自律会做得更好。

　　自主招生“走得非常艰苦”

　　《望东方周刊》：你提到大学自主招生，复旦是先行者之一，目前情况怎么样？

　　杨玉良：我们学校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走得非常艰苦。为了避免社会公众的批评，为了让人无可挑剔、无可指摘，我们不得不把自主招生的程序弄得非常复杂，不得不加出一个面试环节，而这么做成本非常高。

　　比如说，我们面试一个学生，用5个教师，面试全国那么多学生，你算算要用各个学科的多少教师；第二，面试也给学生增加了很多负担，导致过分偏远的地区无法实行自主招生。

　　另一种方法，就是北大现在也在做的，让中学校长推荐，但是争议也很大。

　　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争议就很大？弄到最后中学也没办法，只能挑成绩最好的送进来，其实这些学生要考也能考取。而北大的初衷是想招一批比较特殊的人才，一些学习成绩上可能不是最好，或者有偏科，但是可堪造就的学生。

　　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公平公正”，各人心中标准不同。这么多年的高考，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怎样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转变成能力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争议可能就不存在了。

　　作为教育工作者，揽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最高兴的事。但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没办法真正地揽天下英才。

　　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种基本的信任，所以不得不弄出很多繁复的办法，消耗掉很多社会资源，来做一点无非为了防止大家非议的事。

　　我觉得信任和规矩两者必须并举，不能仅仅有规矩，否则这个社会运行成本就太高了。

　　除了改革，更要“回归”

　　《望东方周刊》：深圳有个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其目标据说是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等完全“自主”。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试验”？

　　杨玉良：南方科大作为试验本身是非常好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认为任何试探都有价值。

　　但除了强调改革以外，更要提“回归”。回归不是保守，我们市场化之后，在一些事情上走得很远，有成功的地方，但也有迷失的地方。

　　我觉得现在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回归。

　　哪些东西应该回归？首先要回归一所大学应该有的精神。

　　前一阶段纪念“五四”，我看到北大陈平原教授有一篇文章，谈北大在“五四”中的作用。而“五四”时期复旦在南方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要回归大学跟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样一种作用。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需要一批学者非常冷静地思考，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

　　其次，大学是唯一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机构，所以一定要强调大学在学术上的使命。

　　我们经常讲，如果看到社会上有一定失范的地方，大学的校领导和学者们应该及时发出警世之言。当看到这个国家希望在哪里，瓶颈在哪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时，大学学者应该向社会、向政府提出来。这是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种使命不是简单地办低水平的班，必须建立在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这才是我们的责任。

　　“功利”跟我的理想冲撞最大

　　《望东方周刊》：就任复旦校长一年半，理想和现实最强烈碰撞的地方在哪里？

　　杨玉良：如果说我的理想和现实冲撞最大的地方，就是切肤地感到，现在的大学在各方面功利主义的色彩都很浓厚。

　　功利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在各种学科的设置上，过分强调所谓服务理念。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是如果按我们现在的服务方式，只能是提供低水平的服务。这个功利主义就导致学校内部人文学科、基础自然学科被淡化—— 而其实它们才是“母鸡”，母鸡不行了，生出来的蛋水平不会太高。

　　第二，去开很多班，办很多新学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一个客观效果，但出发点不能是为了赚钱而办，否则就会把这个学校办得乱哄哄。

　　第三，学生选择专业非常功利，都是在考虑我出来以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且好的标准就是钱挣得多。

　　在哈佛大学，如果你是为了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业或官位而来学习，就会受到其他学生和老师的鄙视。但是我们这儿没有这种风气。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这就是社会价值观的迷失。

　　第四，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上也有功利主义色彩。例如，教学到底是要真正教会学生这个学科里面的精神、学术文化和思想，还是教到学生题目会做就行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

　　科研上，不应该是为了得奖、增加论文数，而是应该对学术有实质性的推动。现在大家都奔什么SCI、HI指数，我们现在称之为科研的“洋八股”。

　　这带来什么后果？现在争科研经费，大家不顾礼义廉耻；当了点小官，比如院长系主任，最好下面人做的所有的东西都堆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这样可以报院士。这就是我所批判的所谓“才子加上帝王气”。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有些学校甚至是非常严重。

　　我想起以前南开大学的校长母国光所说的话，办大学就是要办氛围，在其中你坚守着大学应该坚守的东西，让社会看进来有一种纯洁感、高尚感。

　　学术应该有一种“诚笃精神”，对学术有一种诚心、笃信，这种人才能在学术上做出来。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 你想想，这样一种氛围下，谁能安心做学问？这是我所碰到的，跟我的理想冲撞最大的地方。

　　如何培养20年后的中国精英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目前像复旦大学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杨玉良：一是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感，二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两点如果落实，中国的大学可以成长得很快。

　　《望东方周刊》：你在与中学生交流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培养20年后的中国精英。这是不是目前中国一流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

　　杨玉良：对。我说这个话是基于对大背景的考虑。

　　首先，这和我们国家现在的国际地位有关—— 中国现在已经被推向了处理各种国际重大事务的前台，这从目前各种国际峰会和磋商中显现无遗。

　　第二，经济学家说，如果不出现重大问题，中国维持每年8%的增长20年不成问题。想想看，20年后，我们国家会有多大的经济力量？

　　第三，国内外很多学者说，大概再需要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个真正的强国，中国因此必须扮演一个对全球全人类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现在20出头的学生，20年后就是社会的精英层。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到那时候能不能起到和未来中国国家地位相称的作用？

　　现在教育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有了拔尖人才的培养计划。但目前还只是集中在自然科学，比如数理化生计算机。

　　我要强调的是文史哲。为什么？我说一句非常重的话：一个没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我们要着重培养世界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样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才能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