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图)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小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许家印看相：孩子，你将来是要端金碗的啊！

　　许家印今天确实捧了个金碗——恒大地产。2010年的第一季度，恒大卖了84亿元，拿了中国房地产界销售面积第一、销售额第二的名次，开始与垄断老大位置多年的万科平分秋色。这家1997年才正式运营的房地产公司，十多年时间里，从单盘草创快速蹿升为中国的房地产巨头。

　　直到现在，恒大实行的还是“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即公司运营中的重大事项都由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有人把这种模式戏称为“中央集权”。它非常适用于扩张性战略，保证了“精品模式”能快速复制到全国。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凭空突然来了一个地产项目，恒大可以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组建一个工种齐全的队伍立即操作。这种垂直化管理，保证了恒大全国化扩张中不走弯路、规避风险、节省成本和标准化运营，当然也保证了许家印的绝对权威。

　　许家印制定出了高达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甚至员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大也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但这恰恰是他的特点，追求完美和规模，又不放弃细节。恒大的一位合作伙伴曾说：“在中国的公司中，没有一家的执行能力能超过恒大。”

　　解密许家印，不仅是还原一代人的成长困境和机遇，也是再次解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或在萌芽、或在实践、抑或已经湮灭的关于成功的梦。

　　不认命的农村少年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聚台岗村，是许家印的老家。

　　他的父亲16岁参军入党，做过抗日部队骑兵连的连长，负伤后回家在村子里当仓库保管员，负责拿钥匙、记工分，性格耿直、认真。许家印还不到1岁，母亲得了败血症，匆匆撒手而去，许家印从此成了“半个孤儿”。照看许家印长大的是奶奶。许家连续多代单传，奶奶非常疼爱幼年丧母的许家印。许家正房的北面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幅奶奶的肖像，这是少年许家印无师自通，用“方格法”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画出来的。初中时学校曾带学生去了一次县城，许家印看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距。

　　高中毕业后，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下地锄田，开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时间仓促，他没有考上。第二年，许家印回到学校复习补课，住在破房子里，每周背一筐馒头和地瓜面饼、一瓶子盐。干粮过了3天就长霉了，他舍不得扔，洗掉霉点后继续吃。当时的许家印，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其它也都是前三。”

　　1978年，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

　　“奢侈”的热干面

　　许家印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仍然源于他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读的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毕业后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他当了4年的卫生委员，这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这也让他人情更练达。”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说。

　　大学时代的许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晚上洗，白天接着穿。“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家贫的许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我们这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许家印说。

　　许家印当时唯一的奢侈，就是吃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10顿里有5顿还是热干面。

　　车间里的“小皇帝”

　　1982年。大学毕业的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

　　1978年才投产的舞钢当时一个炉子都没开工，当务之急是要把工艺技术规程迅速建立起来。许家印被安排协助车间主任陆岳璋工作。他天天钻到钢板缝里研究流程，后来总结出了几百个问题。有些问题很细小，比如抢修设施的间隙，如果吃盒饭是在上面吃还是下面吃呢？问题看似琐碎，却涉及安全。

　　两个月后，许家印主持制定了“生产管理300条”，最有趣的当属“150度考核法”了：当值夜班人员身体打开的幅度超过150度，就定性为上班睡觉，要接受罚款。许家印一炮打响，被人评价为“点子多”、“会管理”。

　　进厂第二年，许家印的职位从技术员升到了车间主任，他在管理方面的潜质开始慢慢呈现。“我们把热处理和厚板这两块组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这个是许家印自己操作的，可以24小时进行监控和组织生产，保证合同100%完成。”陆岳璋说，1987年冶金工业部颁发给舞钢公司23项奖，许家印自己一个人就占了6项。

　　短短几年里，许家印成就了舞钢最有活力的车间，他自己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小皇帝”。这个外号，包含着许家印在这个300多人大车间中的权威：技术上过硬，管理上言出必行，又善于处理跟下属的关系。

　　他在车间做了个“热处理大院”，有人戏称“许家大院”，其中的休息室、会议室，包括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用废弃的钢材制成的！车间里没有洗澡房，许家印就用厚钢板焊了一个洗澡房，有人开玩笑说： “这澡堂子，连机关枪都打不进去，防弹的！”

　　如此年代如此做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到了舞钢生涯的后期，许家印已经感觉发展空间越来越少。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舞钢不过是另一个大点的山沟罢了，“四面都是山，一直有离开闯荡的想法。”

　　不安分的深圳打工仔

　　1992年，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在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奔波。半个月后，依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单位。他好似虎落平川，难掩心里的巨大失落：在舞钢也算是处级干部了，在这里竟然“混”到没有工作。

　　后来，一位好友向他指点迷津：你把那叠简历变得简单点试试吧！许家印随后就做了只有两页的新简历，很快，有3家公司愿意聘任他。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贸易公司，名叫中达。“从第一眼我就觉得遇上了好老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经验，非常非常感谢他。”

　　初到一家新公司，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好在多年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人脉，一个朋友在自己的贸易项目里，给他让了一笔生意。他小心经营，很快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的利润，他也升任为办公室主任。一年后，他主动出击，建议老板跟自己熟悉的舞钢合作。很快，中达旗下一家名为“全达”的新公司在许家印领衔下成立。

　　有了这个自己的平台，许家印如鱼得水，全达的业务也蒸蒸日上。

　　在深圳的那几年，许家印彻底放弃了在舞钢时期做领导的锐利与骄傲，放低身段从头开始，“喊人喊得嗷嗷叫，开口就叫师傅，嘴巴很甜，也很谦虚。”因为下海后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初做业务员的时候，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当了办公室负责人，公司里一间不用的小厨房成了他的卧室。直到1993年，已是深圳全达老总的许家印才跟人合租了个两室两厅。合租的人住一间，许家印和太太以及两个儿子，还有岳母、父亲、朋友，一共7口人住在剩下的厅室。房子里只有合租人的那间卧室有空调，许家印的儿子夏天就躺在合租人门口的地上“沾沾冷气”。苦涩岁月，为他在首富之后的平淡生活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赶上广州地产末班车

　　1994年的国庆节，许家印带上一部标致车，跟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为中达开辟广州的房地产市场。

　　鹏达在广州搞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名叫“珠岛花园”。在当时以大户型为主流的广州楼市，这个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策略的项目迅速成为一匹黑马，还未发售就轰动市场，首期项目很快脱销。

　　尽管还是职业经理人，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已经开始打上许家印的烙印。快点，快点，再快点——珠岛花园项目需要的108个要盖的公章，当年全部搞定，而“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售罄……”等“八个当年”令快速有效的执行力在珠岛花园项目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珠岛项目之前，许家印并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许家印后来回忆说：“连什么是容积率我都不懂，就这么边学边干起来了。”

　　最后一次出走

　　1997年5月1日，许家印与中达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深谈。他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话也说得极为坦诚：“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

　　珠岛花园为母公司中达净赚2亿多，许家印的工资一个月竟然才3000多元。他后来回忆说，假如给他10万或20万元一年，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想创业了。因为创业有风险，也很艰辛。

　　许家印决意不再为人打工，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中达时期与他共事几年的邓凡，总结了许家印的个性特点：第一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是“完美主义”；第三是“结果导向”；第四是“决断力”。从技术到管理，从国企到民企，中原的文化底蕴与岭南的商业内涵碰撞之后，终于形成了典型的“许氏行事风格”。

　　离开中达，是许家印的最后一次出走。这之后，他的成败，都跟那家名为“恒大”的公司牢牢捆绑在一起。

　　（摘编于2010年4月30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