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潮降临新兴国家 中国重走“四小龙”涨薪路

　　不少被认为在经济上拥有强劲上升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差不多同步地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涨薪潮降临。处在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国家增长的GDP中分享红利。在越南，最低工资标准7年间涨了6次；秘鲁政府则在4年内调整了3次；在蒙古，政府“发红包”依然没能让各团体工会放弃工资翻番的要求；而搅乱泰国社会数月之久的“红衫军”，诉求之一便是把日工资水平提高两三倍。但涨薪的幅度和频率，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拿捏的。即使是德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家都慎之又慎，担心涨薪之后带来更多的失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既保住现阶段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又找准企业利润与社会和谐间的微妙平衡，确实是道高难度的考题，它们所要权衡的东西比发达国家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越南政府7年上调6次工资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总感觉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泰国社会存在的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等问题严重，是今年春天再次引发“红衫军”示威游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泰国商会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工人认为自己挣得太少，只有不到1/4的工人表示自己“稍有储蓄”。泰国工会委员会的调查也显示，泰国工人每天必须加班4-5个小时才能挣够养家的钱。为此，泰国工会委员会呼吁政府将工人最低工资由每天210铢提高到250铢(约合人民币50元)。在泰国刚平息的“红衫军”示威中，反政府的“红衫军”开出的最低日薪要求是在300到600铢之间。曼谷很多行业的收入都是按照最低日薪210铢核算的。比如，在曼谷雇保姆一般每月要花上7000铢。餐厅服务员月工资相对少很多，只有4000铢，但会有额外的小费进账。曼谷出租车司机每天运营毛收入1100铢左右，减去上缴公司的车份钱和油费600铢，可剩下大约500铢。

　　越南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的替代国家，但它也是给工人提高最低工资次数最多的国家。越南经济几年来持续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但通货膨胀让越南普通劳动工人直接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小规模的工人停工事件屡屡被媒体报道。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越南政府去年颁布新规，要求从今年年初开始，内资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从之前的80万越盾（1美元约合1.7万越盾）上调至98万越盾，外企工人最低月工资也调整为134万越盾。《越南经济时报》曾以“增加最低工资，是否终结廉价劳动力时代”为题发表文章说，自2003年以来，政府已经6次上调工资，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影响越南廉价的劳动力优势。

　　但这样的标准，在很多越南人看来，还是偏低。记者的一位越南朋友最近家里喜添男丁，但很快就为请保姆发愁。他告诉记者：“以前请个保姆每月只需100万越盾，现在竟然涨到200万越盾，这么高的工钱保姆才答应先做两个月。”在河内、胡志明市等大都市，很多家庭和餐馆已经闹起了“保姆荒”、“服务员荒”。为了多赚些钱，河内出现合开出租车的夫妻搭档。

　　最低工资反复变化的要算土耳其，每年都会固定变化两次。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既定战略目标，因此，在对待劳工的问题上，土政府一直在向欧洲国家靠拢。土耳其哈杰泰佩大学经济统计学教授侯赛因·塔特勒迪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土国家统计局每个月都对温饱和贫困状况进行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通常在每年1月和7月公布两次最低工资标准。按照今年1月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6岁以上劳动者每月最低收入为729里拉（约合500美元），但其中包括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在安卡拉，几乎每栋楼都有看门人，负责打扫楼道卫生、烧锅炉，他们属于典型的底层劳动者。记者所在楼的看门人伊斯迈特说，他收入不固定，但每月拿的都是最低工资水平的收入，这几个月都是500美元左右。在土耳其，无论保姆、出租车司机，还是餐厅服务员等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其月工资都不低于500美元。塔特勒迪尔教授说，社会上也会有一些工厂主、饭店老板因效益不佳等原因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土耳其的企业会执行。

　　高失业率让调薪幅度有限

　　在南美国家，秘鲁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略低于其他拉美国家。过去4年，秘鲁政府给普通工人涨了两次工资。2007年10月，最低工资由500索尔（约合180美元）上调至530索尔，2008年又上调至550索尔。政府如查到企业没有严格执行此项规定，会对企业处以两万多美元的罚款。2008年调整最低工资让超过70万秘鲁低薪阶层受益。但实际上，据秘鲁本国的一项社会调查，550索尔在秘鲁已很难维持生计。在秘鲁首都利马唐人街一家大型中餐馆当招待的约翰尼，3年前在购物中心工作时拿的就是最低工资，但因为离家远，又要带饭，工资不够花，就应聘来中餐馆打工，虽然拿的还是最低工资，但离家近，还管饭，省了不少开支。约翰尼说，他每月租房子花250索尔、水电费50索尔，上小学的儿子花120索尔，再加其他开销，550索尔是月月光，好在妻子在家门口卖汽水，每月能赚200索尔补贴家用。约翰尼说，毕竟秘鲁的失业率很高，很多秘鲁人接受最低工资的标准，因为有收入总比没有工作要好一些。

　　在印度，中央政府和各个邦都没有出台过有关“最低工资”法规，只是目前执政的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去年的大选前曾表示，政府有义务为每位农村失业男劳动力提供每年不低于100天的就业机会，每天工资为100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印度德里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罗伊告诉记者，印度政府要解的燃眉之急是提高就业率，而非制定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印度，同样是司机，但如果是应聘到外企，每月收入是1.5万至2万卢比，给印度本地老板做司机，低的仅有3000卢比。一个印度私企老板告诉记者：“我是用自己的财富来给司机提供一个生存的机会，要不是我雇他，他很可能就会是失业者，生活就无从保障了。”

　　如何调薪遇到很多现实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调整最低工资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现实问题。越南巴地-头顿省内有不少的工业区，该省官方网站报道说，尽管省内一些企业落实了政府颁布的新政策，有些企业员工工资水平比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还要高，但新增工资部分很难弥补物价上涨，劳动者依旧是受损失一方，究其原因是，没有相关的部门去检查企业是否落实了涨薪的要求。对于在一些小型企业工作的泰国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的实施状况很不理想，许多劳工每日所得不足200铢，曼谷以外的很多地方甚至低到150铢。主要原因是一些工人还不了解有最低工资的限定，此外，就是缺乏必要的监察机构来监督企业。泰国政府不久前表示，不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的雇主将被判最低6个月的监禁或2万铢以内的罚款。

　　蒙古国2008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64美元，随着蒙古国的战略大矿陆续开采，蒙政府的战略目标是至2021年时使人均GDP达到1.2万至1.5万美元，这让蒙古国民对收入增长抱有很大期待。今年4月，在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春季会议开幕前后，乌兰巴托的医生、老师、铁路工人等团体提出在现有工资基础上增加一倍的要求。对现有最低工资10.1万图格里克(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标准，工会也要求政府提高一倍。蒙政府一时难以决定是否上调工资以及上调多少合适。由于今年上半年蒙古国政府已向全体公民每人发放了7万图现金“红利”，而且计划发完后每人再发5万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官员担心过快增加工资会加剧通货膨胀。蒙古国国家统计局市场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巴达木其其格说，仅发放7万图现金这一项措施就使通货膨胀率增长约5个百分点。还有人认为，政府已实施一系列福利政策，如再大幅提高工资可能增加财政赤字。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政府取消对铜、金等矿产品征收68%的“超额所得税”后收入剧减，而政府此前又过高估计了国内铜、金矿的收益。但蒙古国政府最终还是同意了部分劳动群体的涨薪要求。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给一个领域工人涨薪，可能会带来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最近，南非政府给铁路工人大幅加薪，结果代表护士、警察和教士等民众利益的民事部门工会马上提出要“适当调高工资，否则就在世界杯比赛期间罢工”，这令南非政府感到很尴尬。

　　中国重走“四小龙”涨薪之路

　　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此后，欧美国家纷纷结合本国实际，建立各自的最低工资制度。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或类似规定。但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老牌工业国家德国是个例外，全国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原因之一是德国90%以上的企业是家族企业。这些企业都实施“大家一起吃食堂”的经营方式，讲求“利润共享”，并按对等原则由劳资双方共同组成监事会。所以，在德国，大多数家族企业没有发生过一次罢工，也没有最低工资的谈判。同时，德国法律也限制了统一最低工资的出现，因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必须是：在相关领域存在一个全国有效的雇主与工会间的工资率协定。

　　不过，随着全球都出现给百姓涨最低工资的现象，德国内部也出现松动。如邮政行业已采取最低工资制，西部地区是每小时9.8欧元，东部地区为9欧元。德国工会联盟争取的“统一目标”是法定每小时最低工资7.5欧元。在柏林，只有执行最低工资制且最低工资至少为每小时7.5欧元的企业才能获得政府合同。但反对全面引入统一最低工资机制的联盟党认为，此举会影响德国经济自由发展。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也称，如果在德国各行业都引入最低工资制，将会给德国经济注入一剂毒药，至少将减少190万个就业机会。这些担心又引起了邻国的不满，法国经济部长就指责德国借低工资加强出口经济，损害了其他欧盟国家的利益。

　　中国给普通劳动者上涨工资的消息，也让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担心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业出口基地的最大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些国家看来，一个国家经济平稳发展，工人待遇改善也是大势所趋。英国《金融时报》6月9日就以“中国走上四小龙道路”为题报道说，正像之前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一样，随着国民的富裕，中国也想在价值链上向上攀升，而且提高工资也是为了确保这个“世界最大制造机器”今后有足够的劳动力。德国《南德意志报》以“更多的钱给尊严”为题说，中国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的收入，让工人享受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工厂利润就已经低得不能再低。（本报驻蒙古、越南、泰国、印度、土耳其、德国、秘鲁记者 霍文 刘刚 孙广勇 王磊 李玉东 青木 孟可心）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