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10亿善款背后的思考

　　曹德旺10亿善款背后的思考

　　“我建议年轻人慢一点，不要太急躁，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对待每一件事。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铸就未来，只要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一定能走得远。”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谢湘 袁旻

　　6月2日的福建福清市，淅沥的小雨和不时吹过的海风，使这里似乎还处于初春。中国头号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福耀集团总部大楼内，明亮而温暖，非常舒适。

　　整整一个上午，这座大楼的主人曹德旺，几乎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即使面对我们表达的敬意，即使谈及幼年时的苦难和中年后事业的辉煌，他始终平静、淡然。只有两次，说到他的“河仁基金会”即将获批和他“制造一块中国人的玻璃”这一理想时，曹德旺才欣慰地笑了。

　　2010年4月20日，63岁的曹德旺，让儿子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高高举起“曹德旺曹晖1亿元”的牌子，不知感动了多少中国人，也创造了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数额的新纪录。紧接着，他不断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5月下旬，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捐赠2亿元，用于帮助受灾群众；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用于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用于公益事业……仅两个月，他的捐款就达10亿元，全部为其个人财产。

　　这位身家数百亿、在慈善上大把花钱的富豪，对自己却很吝啬。采访结束后的那天中午，记者前去与他告别，看到他独自在职工食堂里一个小小的、简朴的房间用餐。餐桌上只有一盘炒花生米、一盘炒菜花、一小碗蛋羹和一份地瓜粥。“您就吃这些吗？”记者问。“就这些。”曹德旺淡然答道。这时，记者看到，房间里还站着一对普通母女。一旁的工作人员看出了记者的疑惑，小声告诉记者：“这又是来向他要钱的人。”

　　“我就关注老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两天前，曹德旺还在云南旱灾地区。农民出身的他，对受灾农户的处境怀着深切的同情。“土地干裂很厉害，农作物只能收上两三成。有官员说，农民收入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农产品涨价了。那不是事实！”他提高了声调，“价格确实涨了几倍，但是农作物如果都卖出去，农民自己吃什么呢？没种过地的人哪会理解，干旱对农民来说有多可怕。”

　　曹德旺是带着2亿元去西南五省的。他希望这些捐款能直接发给重灾区的10万个农户，每户2000元。但作为“资深”捐赠人，他没有轻信哪一家慈善机构。“我不信任任何人，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

　　经过多轮谈判，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达成了一份“苛刻”的合作协议：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曹德旺负责组织监督委员会和新闻媒体，对项目的执行过程和资金用途进行全程监督。

　　“请媒体监督是您想出来的办法吗？”记者问。“当然啦。我们有些基层干部的素质真是有待提高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但最怕你们媒体。”曹德旺说，媒体的介入有助于实现“全程透明”。

　　这份协议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办法：如果在抽样检查中，未收到善款的农户数量比率超过1%，曹德旺可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赔偿同等数额未发放的善款；如果在2010年11月30日后，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同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中国扶贫基金会可从2亿元善款中抽取3%的管理费，而不是国家允许的捐款总额的10%；整个活动结束后，曹德旺有权根据项目评估报告，决定是否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继续合作。

　　“有人说，你捐那么多钱，云南人爱喝酒，可能不吃饭也要去买酒。我就说，买酒也需要啊，起码嘴巴需要。我希望他们不仅买酒，我多给点钱，买点下酒菜吧！”曹德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捐款到户”。他介绍说，灾区的一个村委会决定将每户收到的2000元善款集中起来，用于修建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水渠，村民们对此没有异议。但扶贫基金会认为，这“不符合捐款协议的规定”，因此没有执行。

　　对曹德旺在慈善上的创新之举，有人说：“中国太缺少老曹这样较真的人了，我们向老曹致敬！”但他并不在意这些赞誉。“我不图别的，就是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主要是为了受到表扬，博得名利。他们不在乎钱是不是能落到受捐者手上。而事实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我可能更认真一点，就是关注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让穷人能拿到钱，是最起码、最明了的慈善目的。曹德旺为了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却得拿出做企业时的专注和用心，费尽心思。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做好事也这么难。

　　“钱有捐完的一天，所以捐股权”

　　曹德旺做慈善的风格，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1998年夏，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灾。当时，曹德旺飞往武汉，捐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他的捐款清单不断拉长，至今已经累计约13亿元。钱捐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一贯喜欢“较真”的曹德旺心里很不踏实。在我国内地，捐款方式有两种——要么直接捐给慈善机构，不用再过问结果；要么将款项直接捐给受捐人，但需交纳税金，且相关工程或项目执行需由捐款人自己落实。

　　“很多慈善机构的负责人，都是退下来的老领导，谁能监督他们？”曹德旺表示对很多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无法放心。无奈之下，他选择亲自实施捐赠项目，自己设计、施工，自己找工程队修路、修桥、盖学校、建公园。干得多了，他竟然又多了一项“专长”：对各种项目实施的细节和成本等都烂熟于胸。

　　“建造福州图书馆的事情，政府出地，我出4个亿，整个项目我来搞。他们原来只设计了9层，我说不对！光《四库全书》就要放4层，加上‘世界文学’一层，‘工业’、‘农业’、‘经济’占3层，‘少儿读物’、‘视频’、‘音乐’各1层，这就10多层了。我还建议地下一层做成商场，收入用于支持图书馆的运营……”他是真心要自己的慈善事业具有可持续性，连设计和运营都考虑到了。

　　随着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曹德旺无力再亲力亲为。渐渐地，他萌发了创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的想法。在我国内地，慈善基金会根据性质不同，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形式，企业的慈善基金会属于后者，无权向社会筹集捐款。2009年，曹德旺宣布，将捐出其家族所持福耀集团下辖的福耀玻璃股份公司70%的股份（当时市值43.8亿元），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河仁，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想法是：“我可以把钱全捐出去，但是毕竟有捐完的一天。如果我把股权捐出去，一年分红就有2亿到3亿元。那样的话，我踏踏实实做企业，负责赚钱，基金会负责花钱就行了。”

　　然而，以捐赠股权的形式组建慈善基金会，当时在我国内地还没有先例。曹德旺的申请被送到了北京，由民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协同审批，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几个月后，他不得不改变策略。“我们先拿2000万现金注册成立基金会，然后批文上注明我同意个人捐赠5.9亿股（当时市值32.45亿元）福耀股票给‘河仁基金会’。”

　　“这两天就能拿到批文啦！”这个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让曹德旺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旋即，似乎是想起波折的申请过程，他收起笑容感慨道：“中国的慈善事业，准入门槛太高，监管门槛又太低。国家应该立法，成立专门机构，对基金会和捐款人都进行严格的监管。”

　　曹德旺面对的，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面对的慈善困局：一方面，公募慈善基金会的工作效率低下，公信度不高，而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申请条件偏高、审批程序繁复；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慈善环境鱼龙混杂，公众往往对捐款人的捐赠动机和救助结果抱质疑态度。

　　“人可以死，但信用不能死”

　　成功是性格决定的，性格是经历磨练的。记者请曹德旺讲讲过去的“苦”。他慢慢俯身，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硬盒中华牌香烟，烟盒已经变形。他使劲磕了两下，用中指和无名指夹住一根，点上火，轻轻吐出一团烟雾。

　　曹德旺1946年生于福建福清，出生不久就被母亲带到上海，与在上海做生意的父亲一起生活。那时，中国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时局也不稳定。“我的父亲曾经生意做得不错，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后来由于时局动荡，父母决定举家回到老家福清的一个小镇。回来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坐船，全部财产放在一条货船上。不想人上了岸，左等右等不见货船。最后我们只得到4个字的答复：货船沉了！”从此，曹家一贫如洗。

　　在曹德旺的记忆中，小的时候，母亲每天只能勉强做两顿饭，他从来都吃不饱。饥饿，是他童年时最深刻的记忆。他还记得母亲柔声的鼓励：“要抬起头，要微笑，要有骨气，有志气！”每天傍晚，他用一毛钱给父亲打回一斤地瓜烧酒，然后坐在一旁，听父亲回首往事，回忆那些历尽辛酸、坎坷沉浮的人生故事。“父亲教我‘不要借钱给任何人’。如果一定要借，还不如送给别人。借出小钱别人不还，容易闹纠纷；大钱不还，搞不好还要闹出人命。何必呢？！”“他叫我用心做事。他说，‘人可以死，但信用不能死’。这些对我以后做生意很管用。”

　　1956年，9岁的曹德旺走进了学堂。他很喜欢读书，但14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放牛挣不了多少钱，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和父亲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罪名的风险，“做起了生意”。父子俩从福州和福清买来烟丝和水果，到小镇上卖。每天凌晨3时，他就骑着自行车出去批货，忙碌一天才能挣两块钱。看着营养不良的孩子长期透支体力，母亲经常偷偷流泪。

　　早年的这些苦难，让曹德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坚信，靠勤劳的双手能改变命运，他要让全家人“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1983年，37岁的曹德旺承包了镇上一家连年亏损的玻璃厂，并立下“军令状”：一年上交6万元。当时，没人相信他能做到。但结果是，他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和工作效率，到年底竟然实现盈利20万元！

　　那时的中国，开始有了进口汽车，却生产不了汽车玻璃。“我当时就想生产出一块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玻璃。”但他没有设备，资金也有限。后来，他通过购买上海一家企业的旧图纸，加上请教专家，硬是攻克了技术难题。1985年，曹德旺的工厂投产半年就赚了70万元！福清人终于服了：“曹德旺会弄玻璃，更会印钞票。”

　　1987年，曹德旺集资成立了中外合资“福建省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这就是福耀集团的前身。他在股东大会上宣布：“我预计一年能赚500万！”但股东们都觉得“太不切实际”。

　　随后，曹德旺到厦门一家小企业参观。在那里，他注意到这家企业厂房的角落里有一个生产玻璃的“万能模具”。精明的他不动声色地随手勾勒出一幅模具草图，回到福清不久就研究出了能仿制所有玻璃的“超级模具”。

　　1991年，福耀集团成为内地首家上市的民营企业，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如今，福耀集团总资产超过90亿元，在福建、吉林、上海、重庆、北京、广东、湖北、海南、内蒙古等地开办了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1万多人，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汽车玻璃生产企业。它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汽车玻璃市场71%的份额，并取得了奥迪、大众、宾利、奔驰等诸多国际知名汽车厂商的认证。

　　在2010年福耀集团第一季度的工作会议上，曹德旺宣布，自2010年起，福耀集团进入“中曹德旺时期”，他将退居二线，只负责把握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的任务交由以他儿子曹晖为首的接班团队负责。“我不能总赖在老板的位置上，那样会对公司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是该接班人掌权、形成新鲜活力的时候了。”他为福耀制定的发展战略是：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生产企业。

　　曹德旺生产的是玻璃，他的发家史也如玻璃一般透明，没有羞于见人的“资本的原罪”。早年，曾有人告他“有问题”，他对领导表态：“如果我曹德旺用违法手段捞了一分钱，那么就判我一分钱一年徒刑！”“钱来得清白”，也是他敢于高调做慈善的重要原因。

　　“我吃过太多苦，知道穷的滋味”

　　环球人物杂志：您过去拼命干活就是为了挣钱，现在有了钱为什么想到要给别人？

　　曹德旺：我在年轻的时候吃过太多苦，知道穷是什么滋味。现在对我来说，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责任。

　　环球人物杂志：您用什么办法发现“需要帮助的人”？

　　曹德旺：各种办法吧。就像这次我去云南，在报纸上看到四川那边有一座桥，过了十几年都没修好，成了烂尾桥，还因此死了很多人。最惨的是两个小兄弟从那里经过，跌下去摔死了。据说桥没修起来是因为没有钱，干部群众捐款都是二三百元，合起来也没有多少。我想，这桥我不给他们修，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我就马上拿出1000万去做这个事，要求我的人亲自去当地办好。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很多人给您写信求助吧？

　　曹德旺：挺多的。有的人动机不良，写信也白写，我不会给他们钱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判断哪些人该帮，哪些人不该帮呢？

　　曹德旺：我帮人也是有原则的。比如帮助一个病人，我会指定他去一个医院，然后把钱打到医院的账户里。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慈善是讲境界的。

　　曹德旺：对，慈善不能单纯用捐款的数额大小来衡量。慈善不是只有富人才能做。慈善是整个社会的关爱、善良和慈悲。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失的。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您捐款是为了资本运作、自我炒作，您如何回应？

　　曹德旺：别人怎么评价我都没有问题。我自己没有炒股票，谈什么资本运作呢？如果我现在做慈善算资本运作，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我的资本运作，大胆学，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有没有算过这些年做慈善一共捐了多少钱？

　　曹德旺：没算过。我做慈善没有计划，想做就做了。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觉得为什么中国还有不少企业家不愿意做慈善？

　　曹德旺：这样说吧，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企业家个人的原因。有些人不愿意拿钱出来露富，也有他们的苦衷。对我来说，站正坐直，遵纪守法，没什么可怕的。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铸就未来”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做企业、带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曹德旺：仁、义、礼、智、信。“仁”就是人本观念，简单说就是要懂得做人，尊重别人。“义”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挑战未来和极限。“礼”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企，律人先律己。我常对我的员工说：“我做不到的事情，绝不要求你们去做。我做到的，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可以做。”比如，每天早上我都是七点半以前来上班，住得再远，也没有变过。“智”不是小聪明，是通过现象判断未来的能力，是把握战略方向的能力。“信”是信誉，就像古人说的“小赢靠智，大赢靠德”。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什么类型的老板？员工们会怕您吗？

　　曹德旺：权威就是不怒自威，你不动声色别人都怕。因为我以前什么工作都做过，现在有员工想骗我的话，可不那么容易。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如何培养接班人的？如果他们走了弯路怎么办？

　　曹德旺：放手让他们去做，原谅他们的小错，战略上我来把握。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福耀集团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否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

　　曹德旺：首先，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福耀，这是毫无异议的。没有毛泽东解放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在新中国历史的前30年，毛泽东使中国在世界上有了话语权，也留下了一些副产品；之后的30年，改革开放基本上解决了生产力落后问题，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我坚信，今后30年，必须解决前60年留下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不少年轻人抱怨就业难，您对他们有何建议？

　　曹德旺：其实工作机会有很多，只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脚踏实地从头做起而已。我建议年轻人慢一点，不要太急躁，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对待每一天面对的每一件事。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铸就未来，只要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一定能走得远。有的人只有一步没走稳，那他以后迟早要受影响。我就花了十几年打基础。

　　环球人物杂志：早年的艰苦岁月让您受益匪浅？

　　曹德旺：确实是这样的。小时候吃的苦就不说了，创业的时候更是没日没夜地干。每天早出晚归，从来没有休息过周末或者节假日。一年365天，只有除夕那天晚上8点在家，陪家人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照样起早，去给厂里的职工拜年。那时候什么活都得自己做。1991年公司都要上市了，招股说明书还是我一个人做的。当时给政府打报告请示事情，都是我自己写。

　　环球人物杂志：您很爱看书？都爱看哪些方面的书？

　　曹德旺：我以前在学校的时间很短，没有太多学习的机会，就反而很想看书。后来养成了习惯，一有时间就看书，而且面儿很广，五花八门的书都爱看。现在回头想想，人生必须读两本书，一本是有字的书，记载着古今中外智慧的精华，可以借鉴；一本是无字的书，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面对的每一件事，必须尽力去做好，就是对自己的磨练，这是实践之书。这两本书，少哪一本，都难以成材。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您的孩子的期待是什么？

　　曹德旺：第一不要有不良习惯，第二做事要力所能及。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成功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曹德旺：成功首先是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拥有自由的生活和体面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在座的各位都是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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