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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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 |
“汪晖事件”后续
十天前，学者李陀向早报记者发来了回应华人学者林毓生关于“汪晖事件”言论的公开信，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李陀的回应在学界引发争议。学者贺卫方、徐贲等分别接受早报记者采访，回应并反驳了李陀的观点。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之前，在公开信和早报采访中，李陀曾对媒体报道的偏向性表示了一些不满，并进一步认为，“汪晖事件”背后有学术派别之争。
刊发王彬彬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的编辑刘小磊就此问题接受了早报记者采访，他认为整个“汪晖事件”，其性质就是学界内部的批评，媒体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从一开始，就通过多个渠道，向汪晖先生表示，媒体只是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为他提供同等的发言机会，请他主动回应王彬彬等人的批评。但汪先生并没有回音。我个人虽然也尽了力去找一些学界名家为汪老师辩护，但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我们刊发的三篇文章，都是指证汪晖老师涉嫌抄袭的，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并非主观蓄意。有位网友说得好：现在各家的议论，加在一起，恐怕得有三四十万字了，这显然不是任何一家媒体可以包办的。大家都来参与，也正是这一话题具有公共性的表现。所以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各种意见互动的过程。”
对于李陀的公开信，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日前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就算媒体报道有倾向性，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在汪晖这个事情当中，汪晖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有文字的相同，这是一个事实。在事实问题上，永远是一边倒的，也应该一边倒，因为事实有真实引力，就像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是往地上，不会往其他方向飞。真实将所有理智的人都引向一个方向，事实是一边倒的。”“但是，看法不同，看法不应该一边倒。在汪晖这个事件当中，连汪晖的粉丝也不否认他的著作有一些东西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不等于说有了这个事实就没有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看法有两种。首先，我们可以为这个事实做不同的‘命名’，命名是一种看法。比如有的人说这是‘剽窃’，而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学术不规范’，说‘剽窃’或者是用‘学术不规范’都是对‘汪晖挪用他人观点’这个事实的看法。”在“汪晖事件”中，还有不同看法是关于如何对待汪晖挪用或不当挪用他人的,“也就是对事情严重性和性质的看法，比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必须要严肃地对待，不然的话清华大学校方就要负起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还有人认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需要追究，可以不了了之。这些都是看法，不同的看法都是需要证明其合理的。这就是说理。”
但徐贲认为，不管如何证明，看法是不能代替事实的，无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可能把‘汪晖挪用’这个事实说没了，而且汪晖自己对这个事实的看法也很重要，应该自己说出来。”
就李陀的观点，学者贺卫方向早报记者表示，“汪晖的问题不是观点或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规范问题，即他的行为是否构成抄袭。讨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也是大众传媒所完全能够承担的。李陀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他一方面指责南方系报纸只发表批评汪晖的文章，另一方面，他们支持汪晖的一干人却根本不写。说穿了，就是所有挺汪者甚至汪晖本人都无法对于王彬彬等人所列出的白纸黑字的抄袭证据作出哪怕有一点说服力的辩解。另外，李陀还试图把讨论往政治上扯，这种用心实在是所谓‘别有用心’。”
事件回放
6月初，媒体刊登了海外学者林毓生对“汪晖涉嫌抄袭”事件的看法，林毓生认为，“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如此究责的程序，会使当事人得到应得的处罚，中国的学术秩序因此获得重整的机会，不正学风也由此可以获得改正。中国学术界庶几可以走向良性循环。如果清华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得很，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之后，李陀致林毓生的回应公开信在网上流传，李陀认为，汪晖是否抄袭还是有争议的，林毓生不应盖棺定论做判断。李陀还认为，媒体和网络参与到该事件中去有其局限性，他同时认为，随着林毓生的介入，“汪晖事件”不再是简单的学术规范问题，背后的派别之争也由此浮出水面。但不少学者对李陀的观点表示反对。
海外学者写签名信声援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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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封由海外学者发起的声援汪晖的信和呈递给清华大学校长的签名信开始在网上流传，在信中这些学者为汪晖的“抄袭嫌疑”做了辩护。
这封声援信最后的落款署名是“Tani”，即Tani Barlow（中文名白露），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妇女学系教授，落款时间为6月9日。声援信也提到了几位在该事件中支持汪晖的海外学者和声援发起人，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东方语言系鲍夏兰(Claudia Pozzana)教授、纽约大学丽贝卡·卡尔(Rebecca Karl)等。但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学者在声援信上签名。
声援信首先认为“汪晖事件”已经演变成“一场媒体化的狂乱”，“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近三个月来一直遭受媒体的攻击。挑起事端的，是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写的一篇关于汪晖在注释上的疏忽的文章，这篇论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华裔美国学者林毓生和余英时对汪晖的指责——关于他的不道德和对国际学术规范的侵犯——现已经引起了一场媒体化的狂乱。”声援信还说，“他（林毓生）还在大众媒体上为此事做出了定论，尽管那里的读者对学术与学术规范知之甚少。”
该声援信还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请立刻寄信授权我在这封我们呈递给清华大学领导班子的信件上使用你的名字和体制上的所属”。这封呈递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和副校长谢维和的签名信同时已出现在网络上，该信称，“签名的人，熟知此事涉及的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并读过、教授过、批判地并以友好的方式评论过、翻译过汪晖教授的作品。”该信先为汪晖的“抄袭嫌疑”做了辩护，“在这封信的署名者中也有不少译者，他们无疑与汪晖作品的距离最近。每位译者都检查并再三检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间出版的大量文献中的全部脚注。无论在如何宽泛的定义上理解抄袭这个词，这些译者都没有发现任何抄袭的迹象。”
签名信还认为此次“汪晖事件”是“有组织的媒体攻击”，“在极端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时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我们许多人都见证了不少媒体的攻击，这些攻击的共同特征，是对学术研究的轻蔑以及对大学学术如何使日常生活更加丰富的不理解，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的社会生活避而不谈。”签名信进一步认为，媒体对学者汪晖的攻击将会进一步升级为“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最后，“当大学内部的日常文化政治被判有罪的时候，学术、高等教育、实验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同时也陷入了危机。最终，作为社会发展核心机制的大学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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