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呜呜祖啦生产地:制造者从未听过世界杯(图)

江夏娟、邬金燕和几个工友在邬奕君家里的厂房中，对呜呜祖拉进行修整，并把它们装入纸箱当中。

郭登翠陪着儿女在自己家里吃晚饭。

邬奕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学会走路的孙子，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

　　她当然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拉”。她也不会料到，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几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下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6月25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这里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一百万个“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不过，无论是对于江夏娟和她的工友，还是老板邬奕君，这些声音离他们的世界都有些太过遥远了。

　　“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引不起人们注意。这里没有匾额，也没有指示牌，刷着水泥的院墙泛出了发黄颜色，上边已经被偷偷写上了“疏通管道”、“钻孔”的广告。门框上唯一残存的一片对联，不仅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连字迹也模糊了。

　　来访的大多数记者都不会想到，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会如此寒酸。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点头打招呼。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摸起了后脑勺：“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每天却有这么多记者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家只有十来个工人的加工厂，借助着呜呜祖拉的声势变得抢眼起来。它的工人几乎全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来自本村，只有两个打工者是从云南来的。经常有记者试图耽误她们手里的工作，请她们谈一谈足球、世界杯或者呜呜祖拉，这些她们非常陌生的词汇。

　　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她兴奋地凑过去：“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跟打仗一样……”

　　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想了想，她又补上一句：“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我没说错吧？”

　　“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

　　6月11日，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世界杯开幕后首场比赛时，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第二天，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邬奕君吓了一跳：“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除了接受采访和接待客户，多数时间里，邬奕君都呆在自己在楼梯拐角处的办公室里。这个小小的房间的地面上铺着简陋的蓝色地板革，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只红木茶几，上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计算器，还有一些打印资料凌乱地摊着。

　　这个留着平头、穿着深色衬衣的年轻老板常常坐在茶几前一把矮小的竹凳上，他总是歪着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向客户确认订单，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出货的焦急的客户。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模具。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19岁那年，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面对外人，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2001年，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一边把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介绍，这是一种竹子做的大喇叭，是当地人用来驱赶猩猩的。

　　“也许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成天琢磨着生财之道的邬奕君，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而且根据图片说明的内容，他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

　　当时，因为工厂准备从塑料水壶转行做球迷喇叭，这个浙江男人对所有“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他做出的喇叭，有的是圆筒形，需要从侧面吹响；有的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喇叭并在一起，吹起来像和弦一样；还有的喇叭，从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啤酒瓶。这些不同的喇叭样品，与那个黑色的呜呜祖拉一起，被送去广交会、义乌小商品市场，并且被拍成照片，挂在了阿里巴巴网站上。

　　不过，直到一周前，邬奕君才从一名记者口中获知“呜呜祖拉”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曾经听外国客户把它们称为“威欧威欧”（VOVO），但他自己却只是笼统地叫它们“长喇叭”，就像那些同样躺在样品区的“三音喇叭”、“横喇叭”和“酒瓶喇叭”一样。

　　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原本计划着，用这种“独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结果，它们根本无人问津，反倒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三音喇叭，一下卖出了20万个。

　　“也许是因为这种喇叭很难吹响吧。”邬奕君这样跟记者解释。圆锥形的呜呜祖拉只是一根空心的塑料管，很多人吹到头晕也弄不出声音来。

　　随后的几年，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直到2009年的7月，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希望购买1000个呜呜祖拉。

　　邬奕君并不知道，一个月前，在南非举行的“联合会杯”足球赛已经让这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名扬世界。他更没有想到，这种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随后，来自欧洲、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订单的数量逐渐增长到几万个。

　　真正“震”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邬奕君接到电话，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个样品，并且点名要“荷兰国旗”的橙黄色。样品寄出后没多久，他收到了回复：对方下了订单，购买数量是150万个。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个的订单，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

　　四月底的时候，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两国海运的距离需要三十几天，再晚一些，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

　　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他不断地接到各式各样的电话，有些要求采访，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而邬奕君每天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

　　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不过，对她们来说，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

　　每天，由她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火车，运上S034省道，然后再驶入甬台高速。从这里向西130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前进50公里，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就是从这里，被运送出国，最后到达了遥远的世界杯赛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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