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三个女儿

　　中国近、现代史上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中有很多是同胞姐妹。这些同胞姐妹，有的出自名门望族，有的出自革命家庭。湖南宁乡的“何家三姐妹”，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3个女儿——何实懿、何实山、何实嗣。

　　她们生长于英雄辈出的地方，红土地培育了她们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品性

　　沙田位于宁乡县西部山区，偏僻而宁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就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乡里，却诞生了何叔衡、谢觉哉等一批杰出人物。

　　何家三姐妹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就在父辈的影响下，经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她们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而且都有些来历。由于她们三姐妹分别在沙田何姓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十一、十三、十四，父亲在为她们取名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取其排行谐音为其名。除了遵循家族的传统外，何叔衡给女儿们取的名字还另有深意。大女儿何实懿于1903年出生，而在此之前，何叔衡与妻子袁少娥的第一个儿子不幸夭折。对于女儿的出生，其他家人都反应冷淡，惟独何叔衡对女儿的出世是满心欢喜，并为其取名“实懿”，希望她将来成为女中典范；二女儿何实山于1905年1月12日出生。何叔衡并不像妻子一样对生的又是女儿感到丧气，为了安慰妻子，也为了向家人、亲友表示他并不看轻女孩，何叔衡还特意在二女儿“三朝”那天摆酒请客，并为她取名“实山”，希望她做一个实实在在、顶天立地的人；三女儿何实嗣于1908年4月出生。至此，何叔衡已有3个女儿了，却无一个儿子。这一次，举家上下和亲戚本家都怂恿他纳妾了。面对这种封建传统的压力，何叔衡终于忍不住愤怒了，他大声对前来劝其纳妾的人说：“谁说我断了后？有女就是有后，这个女儿我就叫她实嗣，她就是我家的实际继承人。”

　　杓子冲的枫叶由绿变红、又由红变绿，三姐妹都已到了读书的年纪。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姐妹3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也许只能说是父亲给取的名字太贴切了，她们名字都恰如其分的反映出各自的性格。大姐实懿不但长得水灵，而且从小就温柔乖巧，算是姐妹中最勤快、最听话的了，她的性格像极了母亲；实山的性格则极为敦厚，待人诚恳，姐妹中一有矛盾，她总是第一个出来“调停”，姐姐和妹妹都愿意听她的，同村的伙伴们也最爱和她一起玩；只有实嗣是男孩子的个性，从小胆子天大、敢做敢当，甚至同村的一些男孩子都怕她，性格颇像父亲。

　　对于这3个宝贝女儿，何叔衡打心眼里喜欢。他对女儿的爱不仅表现在为其取名上，还体现在以父亲的慈爱和师长的严厉来培育她们成长。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何家三姐妹是幸运的，她们有幸在沙田这方红色热土出生、成长，她们更有幸拥有一位思想开明、有远见卓识的父亲。何叔衡一贯认为男女应当平等，对“重男轻女”的封建陋习深恶痛绝，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到了3个女儿。有一年暑假，何叔衡从学校回到家中，刚到门口便见到女儿们一字排开坐在门槛上，口中念着“笑莫露齿，话莫高声”之类的封建礼训，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摸着女儿们的头说：“我的女儿不要学这些臭规矩，你们有话可以大声讲，想笑就放声大笑吧！来，现在比赛，看谁的笑声最大！”霎时间，父女4人的笑声响彻何家大屋，引得屋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何叔衡还坚决不允许家里给3个女儿裹脚，他把家里的裹脚布全搜拢来用刀砍碎，还作《放脚歌》一首：

　　……

　　走起路来像残疾，摇摇摆摆出洋相。

　　快学何家闺女样，大手大脚好姑娘。

　　后来这首《放脚歌》在当地广为传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1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之年，也可以说是决定何家三姐妹命运的一年。这年盛夏，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从上海回到了沙田，对3个女儿的人生道路作了安排和指引。此时，何实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但模样俊俏，而且生性温柔细腻、善解人意。父亲走后不久，她便嫁给了附近一个姓王的忠厚农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陪伴着爷爷和母亲。实山、实嗣姐妹早就在宁乡县城读书。实山在宁乡女子职业学校，实嗣在宁乡第一女校。在学校读书期间，她们带头剪掉了象征封建传统的辫子，表达了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的决心。何实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而何实嗣则是学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同学中威望颇高。1923年上半年，宁乡第一女校调来一个叫段蕴辉的人当校长，此人是个守旧派，满口“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的言论。有一次，此人又拿这些陈词滥调来毕业班训话，不满16岁的何实嗣实在忍受不了，就站起来质问：“五四运动都过去这么多年，清王朝也早已推翻，段校长怎么老是宣传这些封建思想？妇女解放还要不要？”校长哪能容学生顶撞，于是破口大骂，骂实嗣是不受教育的东西，养女不教如养猪。如父亲一样耿直坦荡、感情强烈的实嗣哪受得了，于是与之对骂起来。段校长气得面红耳赤，走过来准备将她拖出去，她竟一拳打在了校长当胸。这还了得，校方开除了何实嗣学籍。后来何叔衡知道此事后，笑着说：“我的女儿敢打保守校长，这还不错。”1925年，姐妹俩在父亲的引导和安排下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革命战争年代，她们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实山与何实嗣一同从长沙回到宁乡工作。此时的何实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幼年同伴、少时同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夏尺冰结婚。姐妹俩回到宁乡后，发现县团防局等反动武装在到处捉拿共产党员，沙田老家早已不能立足了。不仅如此，她们还遭到族人的驱逐，不准姓何。只有大姐何实懿仍默默坚守着，家中稍有些事，她便想方设法回来帮着做。在那样的困境中，何实懿对这个家的照顾是爷爷和母亲最大的慰藉。实山、实嗣虽然很想见见母亲和姐姐，但迫于形势只能徒叹奈何。她们在组织安排下来到唐市张氏族校，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为党工作。不久后，中共宁乡县委机关也秘密迁到唐市，何实山担任了妇女委员，何实嗣负责青年工作，仍以教书为掩护。姐妹俩的工作逐渐繁忙起来，露面的次数多了，麻烦也来了。“何叔衡的两个女儿都在张氏族校教书”的消息不胫而走，危险在悄然逼近……

　　1928年4月初的一天，天还没大亮，张氏族校便被团防局悄悄围住了。几个男党员在县委书记姜运开的带领下从后墙下面的池塘逃走了，何实山、何实嗣不会游泳，只得另想办法。情急之下，姐妹俩赶紧把平时学员们做的一些普通服装换上，打扮得越土气越好，决定实在躲不开了就说自己是女子职业班的学员——女子职业班的学员都是成年妇女。学员们知道消息后，为了掩护她们，都往学校里面涌，等天亮后里面已有了许多人，然后故意又以今天不能上课为由要出去。随着人的出出进进，何家姐妹就夹杂其中溜出去了。团丁们围到中午，一无所获。经历这次险情后，姐妹俩先是投奔了安化县的一个亲戚家，后来又回到宁乡，住进何叔衡少时同窗——徐瑞贞的家里，在这一住就是半年。在此期间，何实山生下了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儿子，后来夏尺冰给儿子取名“威逊”。不久后，何实山随夏尺冰一起到湘阴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工作，小威逊只好放在宁乡的亲戚家寄养。何实嗣则转移到上海。

　　1928年秋，何实嗣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但她没有见到父亲何叔衡，何叔衡此时已远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去了。组织上将何实嗣安排在由毛泽民负责的聚成印刷公司工作。在这里，一位上海小伙子逐渐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叫杜延庆，上海嘉定人，为人热情诚恳，对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何实嗣照顾有加，还介绍何实嗣转为了中共党员。慢慢的，何实嗣对这个清瘦的上海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她感到这位青年身上有一股力量在时刻感染、激励着自己向上。杜延庆也暗暗喜欢上了这个开朗大方的湖南妹子。这年冬天，印刷厂被查封了，毛泽民立即宣布疏散全部工人，听候党组织的下一步安排。1929年春节后不久，杜延庆和何实嗣在毛泽民家里置办了一桌新婚酒席，一对有情人就在这样的危难时刻结成了革命伴侣。婚后，何实嗣随杜延庆回其老家嘉定。193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杜忠厚出生。何实嗣夫妇只在嘉定休养了几个月，便返回上海工作，小忠厚只好放在嘉定。回上海后，他们仍从事印刷工作，只是不在同一个厂。1930年9月，杜延庆因印刷厂暴露而被捕，被判8个月监禁。1930年秋，何叔衡返回上海。不久何实山、夏尺冰也来到上海。

　　何实山在来上海前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由于路上的奔波劳累，她到上海不久便因病流产了，医生说她不宜再生育，动员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这意味着她从此不能再为人母。何实山养一段时间后，被组织分配到毛泽民负责的印刷厂，和妹妹实嗣同做装订工作。那时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中共的地下机关大多被破坏了。何实山在印刷厂工作才几天，便与妹妹一道被捕了。在狱中，姐妹俩装成乡下来的年轻人，说是不懂政治，来上海做工，为了混口饭吃才到印刷厂当小工的，国民党的警察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其他证据，就暂时把她们关起来。

　　一个女婿和两个女儿先后被捕，令何叔衡心急如焚，正当他思谋着如何设法营救时，报上的一条消息却令他如雷击顶——夏尺冰在长沙英勇就义。夏尺冰是3月初从上海返回长沙的，由于交通员叛变，他刚到长沙就被捕了。敌人知道他是何叔衡的女婿后大喜过望，企图从他口中得到重要情报，便对他严刑逼供、反复提审，前后折磨了两个多月。他咬着牙，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终于使敌人老羞成怒。6月15日，夏尺冰以一腔热血染红了长沙的土地，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何实山与何实嗣出狱后，何叔衡将夏尺冰牺牲的噩耗告诉了她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何实山几乎晕厥过去，扑到父亲怀里泣不成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何实山都无法摆脱这种让心灵滴血的伤痛。是年底，她被调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局，主要做内勤工作。该局的负责人就是此前和夏尽冰、何实山一道来上海的陈刚。陈刚已经知道夏尺冰牺牲的消息，十分同情何实山的艰难处境，在生活上、工作中处处关心她，这让何实山在感激之余更增添了一分力量，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1931年11月，由于上海的环境日益恶劣，中共中央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正式启程前一天，何叔衡叫来女儿、女婿，也把陈刚请来了，在住处亲手置办了一小席酒菜，算是自己的告别宴。何叔衡最不放心的就是二女儿：“实山啊，尺冰是不能复生的，合适了，经党组织批准就结婚，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他边说边看着陈刚。实山已是满脸绯红，陈刚则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何叔衡从手上摘下一个刻着“衡”字的戒指递给何实山，“你结婚时我肯定不会在场，这戒指就送给你作纪念吧！”他又叮嘱已有孕在身的何实嗣，要她注意身体，有精力就多为党做一些工作。何叔衡对儿女们说：“既要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也要尽可能避敌锋芒，坚决不做不必要的牺牲。”不曾想，这竟成了何叔衡对儿女们最后的叮嘱。

　　当时的交通局除了联络、沟通上下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发各党组的交通经费，而这也是何实山的主要工作。她是外地人，经常要携带钱物出入各处，不但要躲避警察特务，还要防范地痞流氓，有好几次都是身处险境，幸而她胆大心细，一一化险为夷。1932年2月，何实山和陈刚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侣。

　　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何实山与妹妹何实嗣虽然相距不远，却极少有机会见面。193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何实山正在准备晚饭，杜延庆突然来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杜延庆便说：“我……她，她生了！”何实山欣慰一笑：“是啊，是时候了哩！你也别太急，好不容易来一趟，吃了饭再走吧。”“不了，我还要回去照顾她。”杜延庆说着便往外走。“那生的是……”何实山急忙追问。“嘿，是男孩！我先回去了。”何实山追了出去，冲杜延庆的背影喊道：“你看你急的！告诉妹妹，过两天我就去看她。”两天后，她便和陈刚一道特意去了一趟妹妹家。姐妹见面，倍觉亲切，实嗣拉着姐姐闲话家常，陈刚和杜延庆两个大男人自觉去张罗午饭。饭桌上，大家聊起了父亲，决定由杜延庆执笔，代表他们4人给父亲写封信，告知他们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何实山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何实嗣，叮嘱她多吃点东西，注意身体。

　　这年春夏之交，温柔贤淑的何实懿不慎感染伤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仅29岁。何实懿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沙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继承了父亲的秉性，甘为革命充当后盾，为这个革命的家庭默默奉献了一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何实山、何实嗣姐妹被组织安排在后方工作，她们同样也在战斗，只不过是处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早在1935年夏秋时节，陈刚、何实山夫妇先后被派往莫斯科工作和学习。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回国抗日去”的念头在他们脑海中越来越强烈。1937年底，他们辗转来到延安，却没有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何实山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几日后，他们一同去看望了父亲的同乡兼老友谢觉哉。寒喧过后，何实山急急地向谢老询问起父亲的情况。谁知谢觉哉把身子背了过去，良久，才转过来对何实山说：“实山，要挺住，你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个好人，是牛一样的硬汉……”说着已是老泪纵横。原来，何叔衡早在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就不幸牺牲，用生命实践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诺言！这个消息对于何实山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大哭了一场，久久不能释怀。而远在重庆的何实嗣因为丈夫杜延庆善意的隐瞒，对此还一无所知。直到1940年夏从重庆来到延安后，何实嗣才从姐姐口中得知父亲早已牺牲，姐妹俩抱头痛哭了一场。这年重阳节，何实山、何实嗣夫妇4人相约来到宝塔山，采菊为香，将酒酹地，以抒发对父亲的无尽哀思……

　　在延安，姐妹俩经常见面。这是一段愉快的生活，她们先后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何实山被分配到中央情报部，担任了人事处处长，何实嗣则留在中央党校秘书处工作。陈刚担任了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而杜延庆则干回老本行印刷工作，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印刷厂副厂长。1945年，他们分别以中央机关代表和四川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七大。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也为何实山、何实嗣之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是年底，陈刚与何实山远赴东北，从这时起，何实山更名为石础。次年初，杜延庆和何实嗣再赴重庆，开展工会工作。

　　她们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虽历尽沧桑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正确的方向

　　1950年仲夏，古城西安。何实嗣以前来过这里，这次却要长住了。杜延庆此时已担任西北总工会副主席，中央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分配何实嗣到西安工作。何实嗣把自己在北京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丈夫。原来，何实嗣是随中央机关一同进入北京的，她先是在统战部工作，后来调任政务院科长。全国解放前夕，她又被调回中南海印刷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厂子隶属于政务院，规模不大，要求却很高。新中国成立伊始，各种机构刚刚成立，文件、报告印刷量大得惊人，何实嗣的工作非常繁忙。她给丈夫讲起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景，描述了毛泽东作报告时的神采，以及后来中央的领袖们和她们这些工作人员合影的情景，神情异常兴奋。那时姐姐何实山也在北京，姐妹俩经常会面。实嗣还告诉杜延庆，姐姐去了一趟湖南宁乡的老家，看望了年迈的母亲，并带回了她的儿子威逊。

　　刚到西北总工会时，何实嗣担任了劳保部长。没多久，她就坐不住了，恰好当时要派一支工作队入新疆，何实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获得批准。到新疆后，她又主动请缨到伊犁工作。省里的领导开始不同意，因为那里形势复杂、环境凶险，担心她的安全，可她的态度异常坚决，领导只得同意。何实嗣到伊犁工作了几个月，不怕苦不怕累，做事雷厉风行，冒着各种潜在的危险向工人宣传我党路线方针和民族政策，通过她的宣传发动，那里的工会民主改革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何实嗣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同志们的爱戴。1954年，她作为西北总工会的代表随李贞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同年，她与丈夫被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回到全总后，夫妻双双被安排到干部学校学习，一学就是3年。

　　1958年起，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随着“五风”错误的泛滥，全国经济形势越来越紧张，许多地方甚至民不聊生。这年初冬时节，在四川工作了11个年头、已担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何实山，深入四川内红农村调查老百姓的生活情况。50多岁的何实山不顾山路难行，在听了当地一位村长“即使3年不打一粒粮食，我们食堂也能维持下去”之类的汇报后，决定只带一个女秘书随行，到农民家里面看一看。天色渐暗，忽然，道路一旁有声响，秘书眼尖，看到在一棵枞树后躲着一个人，便大喊“什么人？”一个当地的农家汉子怯怯地走了出来，肩上扛着一个麻袋。何实山上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小堆生姜般大小的红薯。经过询问，何实山知道了这人是食堂的一位炊事员，因为粮食短缺，从土窖里掏半麻袋准备做种的红薯出来煮给大家吃，全食堂的人也就一人一个。炊事员知道何实山是省里来的干部，吓得不轻，跪地请求何实山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村长，要不然自己可能会被斗争死的。何实山扶起炊事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原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困难到了这种程度！原来说句实话还要冒掉脑袋的危险！接下来看到的情景更让何实山永生难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了12年后的中国，老百姓竟然还要面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危机！这天晚上，何实山失眠了。她决定把这次调查到的情况如实地向省委汇报。

　　20世纪60年代初，何实嗣调任北京市化工研究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面对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何实嗣尽全力地为同志们提供方便，大到科研设备的购买，小到谁家有人病了，或哪家有刚生的孩子等，她都记挂在心上。她就像父亲何叔衡当年在湘江学校一样，是一条“老黄牛”。

　　1961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全国经济开始复苏，姐妹俩又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让她们始料未及的是，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运动的发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受到了冲击和批判。身在北京的何实嗣、杜延庆打电话给何实山，把北京的一些情况告诉她。而何实山则告诉他们，成都已闹得天翻地覆。一夜之间，成都的大街小巷就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口号喊得震天响，从中央的领导人，到基层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统统要打倒！面对这种情景，陈刚和何实山当然感到了局势的严峻，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没犯什么罪，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久后，陈刚被“勒令”停职反省，不用什么手续，一纸大字报宣布了事。1966年底，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关押起来。他们的家也被抄了，连何叔衡生前送给何实山的那枚戒指也被抄走。不久后，何实山也接到通知，要她到党校去集训。在北京的杜延庆、何实嗣也受到了冲击。两人先后都靠边站，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继而又进党校、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对于这些，他们都能忍受，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竟然对何叔衡的历史提出疑问。这些人认定何叔衡是跳崖自杀，按照他们机械的判断，凡是自杀的都是自绝于人民。于是，在对杜延庆和何实嗣的批判中又多了个问题，问他们的父亲是不是烈士。对此，杜延庆和何实嗣回答得很肯定，他们决不允许这群少不更事的红卫兵污辱他们的父亲，何实嗣更是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早就作过了结论，你们去问他老人家吧！”

　　1967年6月7日，被造反派关押半年多、长期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陈刚在四川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想到丈夫为革命奋斗一生，竟换来如此的结局，何实山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有人出来喝止：“哭什么？一个反革命死了有什么值得哭的？而且他是自杀的，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不，不可能！”何实山强忍悲痛，坚决反击道：“陈刚的个性我最清楚，他是绝不会自杀的！绝不会！”她急急地离开了陈刚的遗体，四处找人反映情况。她要把这个消息报告中央。造反派此时慌了神，他们立即报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人指示他们，给陈刚加上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立即火化。然而，也恰在这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按这一指示，成都、北京等地的医生对陈刚的遗体进行了鉴定，一致的结论是：“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本来有这样的结论就足够证明一切了，但造反派刻意隐瞒了实情，直到1973年，问题才得以解决。先是中共四川省委恢复，党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接着何实山被解放出来，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何实山的要求下，省委指派专人负责解决陈刚的问题，查出了1967年时由成都、北京等地医生所作出的联合鉴定，立即上报了中央。周恩来很重视，亲自过问这个事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为陈刚恢复名誉，批准为陈刚发丧，举行了追悼会。何实山戴着白花走在灵车前，面对前来为陈刚送葬的干部、群众，她感动得泪流满面。“陈刚，你若在天有灵，也可以安息了！”

　　1976年，“文革”结束。春回大地，何实山、何实嗣历尽沧桑仍不改初衷，她们把自己的晚年岁月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1977年11月，何实山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她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一如既往地像老黄牛一样地工作，为四川人民的富裕安康呕心沥血。1990年9月17日，何实山在成都病逝，享年85岁。何实嗣则于1978年担任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4年还兼任了北京市参事室副主任。1989年1月，何实嗣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