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渐失 54家“上书”政府

　　在华跨国公司的新考题

　　近来，在国际企业界中，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变得相对糟糕。这种舆论与少数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对中国经营环境的抱怨结合在一起，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

　　在这种舆论的背后，暗藏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那就是部分在华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有逐步下降之惑。伴随着竞争能力的相对弱化，是部分跨国企业的抱怨多了，问题出得多了。面对庞大但同时竞争也相当激烈的中国市场，不少跨国企业的态度可谓既爱又忧。

　　这是中国选择对外开放战略征程中的一个新现象。这个现象引发人们思考：中国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变得糟糕了？一些跨国公司竞争力的下降，是不是跟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必然关系？在华跨国公司未来又该如何突围？

　　回看1978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决心“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成功地规避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改革路径中的陷阱，其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数量的巨大，成为判断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重要符号之一。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跨国企业在华事实上享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历史已经表明，外资在中国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随着时代的变迁，跨国企业在华享受到的超国民待遇最终慢慢失去。以数年前的内外资企业税赋“并轨”为标志，跨国企业逐渐进入了一个与内资企业较为公平的竞争阶段。此次“并轨”，曾引发不少跨国公司本能的抵制。54家跨国公司一度“上书”中国政府，便是一个例证。

　　那么，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中国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变得糟糕了？答案很清楚：跨国公司只是从超国民待遇回到了国民待遇上。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软性经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应当说，中国是在不断进步当中的。这一点，通过FDI的持续增长，就能看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6%，其中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为39.6%。这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一些跨国公司竞争力的相对弱化，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竞争对手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二是跨国公司自身的管理与运营中，也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可以说，正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内忧外患”，整体上导致企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与尴尬的位置。

　　感谢1978年的正确抉择，30多年来，一批中国企业伴随着整体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同进步。尽管“以市场换技术”的选择后来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总体来说，一批中国企业在所谓的“与狼共舞”中，茁壮成长。这既体现在中国本土的市场竞争当中，也体现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后更广阔的竞争中。以联想、华为等企业为代表，中国企业最终也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一些跨国公司竞争力的下降，确实存在着与中国企业竞争力此消彼长的意味。

　　同时，跨国公司自身的管理与运营，也有些地方需要检讨。比如，一些跨国企业目前存在的“去本土化”问题，不信任本地员工，高管层主要由总部派出。结果既增加了运营成本，也因为高管团队毕竟不够熟悉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经济，导致事与愿违。又如，不少跨国公司存在远程决策之弊。借用一位外企高管的话来说，很多跨国公司都是有非常强的“骨骼和肌肉”，它们体质非常好，但是脑力弱一些。脑力之弱，是因为远程决策所致。远在异国的指挥决策中心，毕竟隔膜于遥远的中国市场，很多时候，决策效率与决策的科学性都大打折扣。

　　如此看来，少数跨国企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是个系统性的问题。如果一些外企领导者将之简单地推到中国的投资环境上，既不是负责任的做法，也对企业的发展毫无益处。治病需要找到病根，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说，当前应该重视的，是需要更为坚定的本土化策略，是要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是要对中国市场有更深刻的认知，以及推动与中国政府及民间机构更友好的交流。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坚决告别那些有弊无利的“去本土化”行为，并搞好与中国企业的长期合作，提高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当然，也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少数跨国公司领导者针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本身也在说明，跨国公司还是很重视中国市场，还是希望在中国市场上有更大的作为。无疑，跨国企业的这种期望，符合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与目标。这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道路，并着力提升开放水平；另一方面，在投资环境的改善上，还应继续有所为，包括推动法治建设与政府改革等，进一步增加决策透明度，规范行政行为，增加这片土地的投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