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劳务市场待决

　　中国开放劳务市场待决

　　■林 华

　　7月2日，日本有关部门认定，中国研修生蒋晓东因长时间劳动造成过劳死。蒋晓东成为首位在日本被认定为过劳死的外国研修生。

　　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劳动力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外国研修生成为日本廉价的劳动力。为此，对外开放劳务市场成为日本的必然选择。

　　而随着出生人口基数下降，劳动人口减少的现实，令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人为因素”制约。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犹如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种肤色的洋人来华“淘金”。据民间机构不完全统计，“洋打工”在广州的已高达数百万人，其中尤以非洲籍居多。

　　“洋打工”尤其是“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人员的增多，给中国的社会管理和治安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

　　值得警醒的是，本次广东的“洋黑工”浪潮与“用工荒”几乎同步，则折射了中国隐藏的巨大劳力危机。

　　有关专家认为，要堵住“洋黑工”入境实非易事。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的阵痛转型中，是否可以依靠放开外籍劳工市场，来解决“用工荒”问题，值得探讨。

　　外国人涌入中国“淘金”

　　一股热流正越来越明显，就是来华的外国人正在快速增长中。他们中的来华就业者被城市人称为“洋打工”。

　　在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地，“洋打工”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力量”，他们的到来，体现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国家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在华外国人的居留状况和数字不清。近年来到上海就业的“洋打工”人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00年，外国人在上海新办就业证4047份，而2005年新增“洋打工”达18325人，目前在上海就业的外国人约51000人。

　　但是，实际数据肯定不止这些。据称，金融危机导致日本就业形势恶化，因此不少日本人开始赴沪工作，目前在上海长期居留的日本人约有5万人，除日企驻外员工与家人外，在中国企业工作的日本人也超过1万名，且以汽车和建筑相关行业为主。

　　北京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持一年期签证来京、有正当职业的外国人在7万左右，其中不包括使馆外交人员7000人。但是，在北京的“洋打工”远不止这一数字。

　　北京市公安部门解释说，目前持访问、旅游（包括探亲）短期签证来京人数每年增速在10%-15%，这种签证一次三个月，可延期一年。虽然没有算入常住人口中，但其中许多人来华频繁，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在华常住的事实。

　　据介绍，目前在北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

　　在北京的外国人也开始从相对聚居向散居转变。在京外国人传统上形成四大聚居区域，即：朝阳区麦子店形成了高档国际社区、海淀区语言文化大学附近形成了留学生聚居区域、望京地区的韩国人聚居区、顺义后沙峪地区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国人居住限制的放宽，以及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在京外国人流动日益频繁，逐渐从涉外宾馆饭店走进了社区，目前在京外国人的居住区域已经越来越分散，中外混居的特点日益明显。

　　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数据，目前有10157名外国人在当地工作，其中韩国人占56.5%，天津已成为大批韩国员工聚居的中国城市，其中以从事电子、餐饮服务、制造业为主。

　　富庶的珠三角地区，吸纳了国内数千万的劳动力，也日益成为外籍打工仔的理想之地。近年来，“洋打工”大举入粤谋求生计。据民间机构不完全统计，这一数字已高达数百万人，其中尤以非洲籍居多。

　　每当夜幕降临，漫步在以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路、小北路、淘金路、花园酒店、建设六马路等一带，闪耀的夜灯之下，通街可见黑人成群结队，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香水味，很容易让人产生身处非洲的感觉。

　　广州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吸引大量前来淘金的各国商贩，形成各具特色的外国聚集区。广州登峰街一带由于非洲商贩众多，形成了一片独具特色的非洲商人聚集区。在登峰街周边，中东人也占相当部分。登峰街和宝汉直街上的越洋商贸城和金山象商贸城，以及小北路的天秀大厦，已经成为非洲、中东人在中国经商的三大集中地。

　　在宝汉直街、恒安路及童心路一带就有600多个对外贸易商铺，每个商铺的广告牌上都印有阿拉伯文、英文、中文3种不同的文字。另外，广州三元里一带，也是非洲人高度集中的区域。

　　韩国人在广州也有多个“势力范围”。目前，居住在广州的韩国人达1万多人，主要分布在白云区远景路、番禺华南板块、中山大学附近及天河北等地区。而旧白云机场附近的远景路，因为有许多韩国人开的餐厅、小商品商店，成为最有特色的“韩国街”。

　　由于珠三角极其严重的民工荒，已经大量吸引海外劳工涌入。而深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深圳谋求个人发展。

　　近几年来，深圳外国人就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新趋势，来深圳就业外国人的来源地开始呈现多元化特点，越来越多来自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外国人来到深圳谋求发展，这些人中，不但有高端的投资者、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也混杂着一些从事中低端普通业务工作和一般服务性工作的人员。

　　据称，拥有51个一类口岸、99个二类口岸的广东省，去年经各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850万人次，在广东临时住宿登记的外国人120多万人次，登记在册的常住外国人42436人，但这一数据应该存在不小的误差。比如，广州的登记外国人为70多万人次，但去年公安机关的摸查却发现实有110多万人次。而民间机构估算，这一数字已高达数百万人。

　　“洋打工”带来管理难题

　　近年来，到中国淘金的东南亚籍黑工，特别是越南人也呈爆发式增长之势，而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成为重灾区。

　　据了解，包括越南人在内的东南亚黑工，多集中在广东较低层次的加工厂，月平均工资都在800-1000元人民币，而这个工资水平，仍要比他们在国内的收入高数倍。去年以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普遍提高，“洋黑工”的工资也水涨船高，不少“洋黑工”对来中国工作更是乐此不疲。

　　由于珠三角极其严重的民工荒，已经大量吸引越南劳工涌入。近两年来，越南人在珠海非法就业案件和涉案人数不断增多。

　　珠三角低端制造业工人的大量需求给非法就业的越南人提供了条件，原因是外籍劳工肯干，能吃苦，而且听话，他们从事的一般都是最艰苦的工作，因此很多厂商明知雇请的是外籍人士，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一些越南人在广东找到工作后，又介绍越南的亲戚朋友来打工，少数人甚至以给越南人介绍工作为职业，介绍费平均为一千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东南亚相对落后国家的“洋黑工”大量潜入，并由此催生出介绍、运输、提供假身份证等非法务工“一条龙”服务。而越南与大陆广西省相连，越南人很轻易便可偷越边境线，进入中国其它省市。

　　广州的非洲人多，但究竟多到什么地步，居然连官方也无法统计。据警方介绍，非洲人在广州躲避检查并不少见，令警方十分头疼。一些非洲人对公务执法存在强烈的抗拒心理，没有护照或护照过期的非洲人太多了，又不主动申报。

　　有民间学者估算，目前在广州非法入境或逾期滞留的非洲裔人员，至少有20万人，也就是说，居穗的非洲籍人士，大多数是非法入境和滞留的。

　　调查发现，在广州居留的非洲裔人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到广州时间较长，从事正当的贸易生意；第二类属于是为上述商人出卖劳力，或者从事服务这些人的餐饮、理发等衍生行业；第三类，则从事走私、贩毒、偷盗抢等违法勾当。

　　事实上，第三类人群是当局严管的对象，海关缉私、边检、公安等部门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规管。就目前而言，成效并不明显，特别是在规管从事走私毒品类的人群方面。

　　据悉，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活跃着大量非洲籍毒品走私分子，他们与国际贩毒分子里应外合，大肆贩毒。

　　今年上半年，在广州就有超过百名的外国人因涉及刑事犯罪而被查处，犯罪类型主要为贩毒、诈骗和抢劫。而违法犯罪的外国人中非洲籍人占比例较高。

　　近年来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取得的突出经济成就是吸引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员蜂拥而入的重要原因。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批人员入境，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也给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一项新课题，连法律法规都存在空白和滞后。

　　对此，广东省多管齐下，着手建立“大外管”工作机制。目前，广东省加大了服务管理力度，坚决遏制外国人“三非”及其他违法犯罪上升的趋势，广州、深圳96个街、镇建立了外国人服务管理站，在注重建立和谐管理氛围的同时，加大了防范和打击外国人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力度。

　　对大量外国人入境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中国公安机关从来没有放松过管理和打击，而且也正在进行着一些与时俱进的探索与改变。新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规定，外国人若有触犯治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将被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

　　据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的处罚权限和手段，如对违法的外国人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

　　就目前来看，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治安违法行为中，比较多的是卖淫嫖娼、盗窃、殴打他人等行为。过去基层公安在处罚外国人时有很多不便，在执行上有一定困难。新法实施后，对外国人依法决定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并附加适用限期出境、驱逐出境处罚的，公安机关将在警告、罚款、行政拘留之后再执行限期出境、驱逐出境。

　　中国可开放

　　劳务市场

　　有关专家认为，要堵住“洋黑工”入境实非易事。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的阵痛转型中，是否可以依靠放开外籍劳工市场，来解决“用工荒”问题，值得探讨。

　　近来，珠三角出现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值得警醒的是，本次广东的“洋黑工”浪潮与“用工荒”几乎同步，则折射了中国隐藏的巨大劳力危机。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劳动市场进入拐点，供给逐步趋于紧张，将出现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的趋势，2011年中国将出现较大的周期性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网上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的打算，另有11%已展开了离开的行动。他们选择离去的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消费水平高、难以融入城市、工作压力大和竞争激烈。

　　其实，早在“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成为网络流行语前，近年来已有部分白领选择在二线城市开创人生。

　　目前国内“用工荒”的原因，除产业升级外，更重要的是在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70年代，中国一直是鼓励生育，中国改革开放前期30年的迅猛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获益于这种人口红利。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而在20-40岁之间，中国同此人口更是减少1-3亿。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及中国社会缺少保障，生育孩子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由此引起了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

　　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18-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很多中国大学将有“招不到学生”的危险。据教育部统计，自2007年以来，高校学生在连续增长13年后，开始下降。今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即猛降20%。

　　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减少的现实，令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人为因素”制约。

　　而外国研修生填补了日本本国人不愿意从事的低技术型工作缺口，外国研修生成为日本中小企业和农户的廉价劳动力。

　　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劳动力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自身难以克服，对外开放劳务市场成为必然选择。最近，日本法务大臣表示，今年内将制定出台新的《出入国管理基本计划》，将大力吸引海外劳工。

　　香港名笔为林行止的作者近日撰文指出，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迷局与尴尬，人口老龄化已经越发严重，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劳力进入衰退期，对此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影响。因此，内地或需要引进外籍劳工。

　　据预测，未来中国劳力缺口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有关专家表示，应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或可解中国年轻人口匮乏之难。在本次的广东“洋黑工”浪潮中，“洋黑工”主要来自东南亚和非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亦比较接近，来中国比较容易，如在广东的越南人，多自中国广西的东兴入境；此外，中国国势的日益强盛，在相当长时期内，也将对亚非国家的年轻人产生巨大吸引。

　　由于全面开放移民，新的移民不仅有产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东南亚国家的技术人员，也可以移民中国。中国比欧美落后，比亚非发达，可以存在梯度式移民。对于未来的亚非移民来说，如果不能去欧美，中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而担心移民会抢自己饭碗的思维，乃是一种不甘心的心态在作祟。

　　事实上，目前中国只希望输出劳工，而不希望引进劳工，甚至把外来劳工视为洪水猛兽，从长远来看是比较保守了。政府部门应该考虑开放劳务市场，比如可以考虑拿地处东盟前沿，对国家总体经济影响不大的云南省来做试点。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已经饱和，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具有国际化经营背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

　　对此，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要求外国人在华就业须持有《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这样做，有效地抑制了非法就业，把中低端外国劳动力挡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