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大连采访中了解到，事发时，油轮已暂停卸油，但是输油管内仍继续被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大连理工大学化工机械学院院长胡大鹏说，原油输送管道的危险性不是很大，如果没有违规操作，这个事故不会发生。他认为，事故主要是人为造成的，输入的催化剂量过大。“管道里已经不是原油了，而是催化剂了。按照管道安全压力等级来分，储油罐的安全等级比管道差好几级。操作者安全意识淡漠，甚至没有认识到存在的危险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资深管道研究专家指出，在管道里加入化学添加剂，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入的量必须要做实验。一方面，加得多不划算；另一方面，加得少也不起作用。而且加剂的过程都有严格的规定。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南京。据本刊了解，事故发生地原南京塑料四厂厂区已被列入拆迁规划，邵殿军以扬州宏运基础配套公司名义中标进行拆迁，而拆迁工地实际负责人为邵殿军的姐夫董来荣，董来荣又雇用其小舅子方强锋参与具体拆迁工作。方强锋在现场操作机械平整土地时碰裂地下的丙烯管道。

　　不仅如此，根据丛跃滋向本刊透露的信息，事发前，拆迁队伍已被告知当地埋有管道。但是，拆迁完成以后，拆迁队伍知道下面有些废钢材，想挖出去卖钱，就继续下挖。而按照起初设计，并没有继续下挖这一程序。

　　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毅存认为，南京爆炸事故暴露出太多的问题。一般来说，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国家规定，不能层层转包，更不能无照经营。然而，很多地方存在的情况却是，通过层层转包，上一级承包人赚够一部分钱就走了，施工却往往是私人承包或者没有资质的人员。以南京为例，拆迁施工人员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行业的相关知识。“这种野蛮施工后果可想而知，过去没出事是侥幸。”他说。

　　警示二：安全预案不足是致命伤

　　从事故发生时的处理状况来看，安全预案的不足，是导致事态扩大的主要原因。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大连“7·16”事件现场看到，消防车通行和救援拥挤不堪，缺少溢油缓冲池等整体防范措施。有业内人士指出，仅由此就可看出，这个在国内港口中规模巨大的储油罐区，显然缺少灾害防范的完整预案。

　　而且，尽管现场有一支消防队，并拥有几台消防车辆和部分消防物资，但是，这种消防规模和水平远不能胜任大型救灾。其直观体现就是，救火刚开始不久，用于灭火的泡沫灭火剂就已用光。

　　记者记录下16日晚到17日早上，发生在指挥部里的几个会商场景，从表象上看看“漏洞”都有什么。

　　场景一：大连市保税区消防大队大队长崔洪涛走进临时指挥部的时候，有领导问现在火场缺什么？他说，最急需的是泡沫灭火剂。多位领导焦急地相互问：这么大一个储油罐区，不应当多准备一些这个东西吗？赶紧请求支援，用飞机抢运……

　　场景二：在大连新港指挥部16楼的会议桌前，一个大校级的军人向首长紧急汇报说，他的突击队员已经到达救火现场，等待命令冲进火场关闭输油泵。但是，他们没有防火服，也没有任何有关油泵操作的技术资料。

　　场景三：几位专家在16楼的另一个会议室开会，谈论储油罐火灾现场暴露的问题：基础建设中没有搞原油泄漏缓冲池；罐与罐之间的距离太近，发生火灾后，消防车辆无法畅通进入和形成战斗队形。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管道研究专家说，从技术上来看，通过运输管道的控制系统都能实现良好的安全防控。比如，管道的压力、温度等条件都设有上下限值，当超过限值时，系统会进行自动切断处理。针对大连“7·16”事件发生后因断电而出现的油罐阀门无法关闭问题，他表示，一般来说，运输管道的控制系统有两个电源，如果主电源失效，备用电源同时启动。如果两个电源同时失效，还有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可以满足仪表仪器一个小时以内的用电。他认为，“7·16”事件和“7·28”事故在自动化管理系统上完全可以防止住。

　　警示三：

　　重化工布局规划应因时制宜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初被认为规划合理的重化工产业布局，目前正面临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挑战。

　　以南京迈皋桥地区为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地早在10多年前集聚着多家化工厂，及地板厂、石料厂、液化气厂、加油站等。而这些工厂陆续兴建时，迈皋桥地区还是一片农村景象。彼时，化工厂规划在当地被认为是合理的。

　　然而，随着南京城市规模的断大，迈皋桥地区的化工厂被政府陆续外迁，兴建起了大量的居民小区与商铺。正是这样的历史变迁，使得由化学原料输送管道因盲目施工引发的南京“7·28”爆炸发生在了人口密集的市区。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对城市地上的信息掌握较准，但对城市地下的信息了解不够。”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蒋伶表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有关部门对地下管网的清查有些忽视；另一方面，一些工程在实际施工中，往往对设计图进行改动，而最后的竣工图没有及时存档，给以后的工程建设留下了安全隐患。

　　“7·28”事故暴露了南京地下管网在安全管理上的突出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全市化工管网长达6000多公里，其中50%在地下；全市还有285公里燃气管道和3800公里供水管道。但目前这些历经百年建设的地下管网层叠交错、分布杂乱，没有明晰的路线图。

　　对此，高毅存认为，针对城市化带来的化工企业和居民区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现象，各个城市都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工业是要优化的，无污染、低能耗的留在城里，有污染、高能耗、高危险的都应该迁出去。他说，当前，“有的城市或许由于迁出成本比较高，或者一系列的裙带关系等原因，搬迁迟迟不动，一直等到一些地产商出高价买地的时候才迁。”

　　他指出，针对此类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出手，不能等到有人出高价来买地的时候才迁。

　　与此同时，本刊记者在大连火灾现场和救灾过程中发现，在大连新港这个庞大的储油罐区，近百个储油罐设置非常密集。国家海洋局、环保部与安监部门等的人士看后均表示，单从密度上讲，这里的规划设计就不合理，缺少安全的考虑。另外，将不同品种的化工产品放在同一区域，加大了环境风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为，一般来说，化工企业从节约生产、运输成本的角度出发，都倾向于选择深港码头。但是，规划部门考虑到化工企业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安全威胁，要求它必须远离城市的建成区。

　　杨保军表示，要考虑到它污染的影响原则就是放在城市的下风下水区，一旦泄露，如果在城市的上游，整个城市的水源都可能会被污染到。

　　“而且，万一出现管道泄露，不能让泄露范围蔓延出去，要有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修些安全堤，不让其直接流到江河湖海，否则后果将非常可怕。”杨保军说，考虑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影响，要计算冲击波可能辐射的距离，“在此范围内禁止建设，尤其是不能有人在生活。另外还须建设一个防炸墙，或者利用山体坡地陡坎，一旦出现事故，不至于扩散出去。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安全防范意识。”

　　警示四：城市规划不能唯GDP

　　教训并不止于此。针对近期频繁出现的城市重化工业灾害，杨保军认为，城市规划过程中如何选择与本城市区位因素相符的产业，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短期的GDP上。

　　杨保军表示，对于中国甚至全世界来说，大型石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当前，各地对大型石化项目的争夺，已趋白热化。他表示，当前，由于大型石化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贡献高，我国各个地方政府最想争的就是此类项目。

　　据了解，2006年，我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结果显示，总投资约1万亿元，计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而且，其中的81%都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辽东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水域，均分布着诸多近年建成的化工园区。

　　杨保军认为，此类化工企业的大幅上马，源于GDP冲动，但是，却忽视了污染和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安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石化来提高GDP的愿景，现实中却并不一定完全如意。以南京为例，杨保军将杭州和南京相比较之后指出，二者都在长三角地区，都为古都，自然风景秀丽，且均有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从区位条件来看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但是，南京自改革开放前以来，就一直打造石化产业。上世纪80年代，发展石化有其历史原因，但是，一旦石化发展成功以后，南京市形成了路径依赖。而杭州则吸引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打造“休闲之都”、“创业之城”。

　　根据他的比较，2009年，杭州的GDP比南京高1000亿元左右，环境也胜于南京。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实现“坐三望二”，综合国力已有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由重“量”到重“质”的转变。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更要充分考虑环境的容忍度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没有人会抱着一个炸弹睡觉，虽然炸弹可能不会爆炸，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杨保军说，“城市规划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在城市旁边放着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

(责任编辑：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