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民党高级将领时的李济深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今年是李济深先生诞辰125周年。6月25日上午9时，在解放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六女儿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信仰三民主义。”
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元老，这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位被毛泽东在信中称为“兄”的人，从投身辛亥革命到筹建黄埔军校，从反蒋抗日到成立民革，从北上参加新政协到成为开国副主席，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成为贯穿他生命始终的红线。
联共抗日反蒋 在国民党中，李济深是位特殊人物，不是因为他功高位重，而是因为他曾三次被蒋介石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
对于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李筱桐说：“蒋介石对我爸爸是又敬又恨。”蒋介石敬的是李济深刚正不阿的人品，恨的是李济深“处处与蒋作对”。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但因为蒋桂关系的恶化，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曾应前线抗敌的第十九路军要求，建议国民政府调在关外进行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赴淞沪前线作战，“军事委员会都通过了，蒋介石就是不准。蒋介石说要"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李筱桐说。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
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早年李济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有黄埔军校100多人，有好多爱国青年，比如暗杀汪精卫的王亚樵。很多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败后他们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那时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李筱桐介绍说，“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主席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
李济深 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 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北伐军第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李济深曾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居中加以调处。
蒋介石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李筱桐说。
其时，李济深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参加接见。他做了一件事让我父亲很尴尬，胡志明认识我爸爸啊，又是好朋友，毛主席站第一，我爸爸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爸爸那去了，拥抱接吻，就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消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去就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却未置一言。”李筱桐说。
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1月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李济深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四川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
1948年9月，李济深曾派人带信给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过于热心地想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参加。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
“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爸爸的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就住在房子里。当时警卫和公安都来了，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李筱桐说。
遗言“要见九州同”
李济深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 遗言“要见九州同”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为了什么、什么……干杯！"”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济深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那个歹徒原来是一名警卫员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在采访结束时，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爱国。”(《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郭佳) (来源：新华军事)
(责任编辑：马涛)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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