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人为天安门升旗26年 死后身盖国旗(组图)

退休后的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  赵世贤摄

胡克军在父亲的遗像前 殷楠摄

国旗覆盖着胡其俊的遗体 中国国旗网供图

　　冰点特稿第763期

　　【冰点特稿】：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本报记者 张伟

　　第一次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时，胡其俊觉得全中国都能看见它。这种感觉并不突兀，因为在那天，新生的政权正度过它第二个生日，胡其俊一定像它的所有拥护者一样，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感到欢欣鼓舞。不过，那一天对这个22岁的普通电工来说，还意味着更多。

　　他“又高兴又害怕”地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花了两分钟时间升起了一面国旗。这面旗不但宣告1951年国庆节正式到来，也宣告一个普通人个体生命荣耀的开始。

　　时隔59年回顾胡其俊主持并完成的那场仪式，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寒酸。要知道，在当时现场既没有嘹亮的音乐，也没有整齐壮观的仪仗队，甚至也没有人围观，更不会有人来合唱国歌。对那些近期曾在天安门广场体验升旗盛况的人来说，195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是很难想像的。当胡其俊扳动旗杆上的开关，看着国旗缓缓滑到旗杆顶端时，太阳已经快要升起来了，广场上十分冷清。

　　从那一刻起的26年里，电工胡其俊便正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既没有乐队，也没有掌声，26年里，每当有节假日、盛会和庆典，他都会独自一人用略有些机械的动作扳动开关，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升起国旗以示庆祝。也有时候，他还要降下同一面国旗，为突如其来的哀悼渲染悲伤。

　　每当做完这一切后，胡其俊会骑上自行车，穿过大街和胡同，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他那日复一日的本职工作中。他仍然是那个普通的北京电力局工人，领着普通的工资，住着普通的平房宿舍，只在重要的场合才舍得穿上自己的呢子料中山装。他甚至连一块手表都买不起。

　　当他升旗的生涯在1977年结束后，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切。时代在变迁，许多人开始不远千里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只为亲睹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今天，人们见惯了阵容庞大的仪仗队，也习惯了国旗升起时相伴的国歌声。以至于胡其俊和他那些冷冷清清的升旗仪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他。比如，一个叫邢华琪的军人在自己的文章和书里，反复讲述着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经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胡其俊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升旗仪式”。

　　升旗

　　1951年10月1日那天凌晨，当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时，广场上的警卫因为从没见过他，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靠近。

　　头一天晚上，北京电力局政治供电科这个新考进来的年轻人，突然接到领导的任务：从明天开始，由他担任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

　　当时，对这面镶嵌着五颗金色星星的国旗，人们远没有今天这样熟悉。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并不升国旗，只有当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国内重要会议、重大外事活动或国家治丧的时侯，才会升起或降下国旗。

　　不只是国旗，一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曾经回忆说：旗不是随便升的，而是由上面通知，那时候，甚至连广场上的建筑“它们什么时候挂彩旗和亮灯，也都是由上面通知的”。

　　由于升旗的系统是由电力控制，升旗这个差使理所当然地被交给了懂电的人。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开关，国旗就升起来，那个开关就是由胡其俊所在的北京电力局设计的。因此，此后升旗的任务就由北京电力局负责。在胡其俊之前，他的同事陈鸿年也曾经担任过升旗手。

　　如今，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是胡其俊当选。他的家属们后来猜测，也许是因为他成分很好，人也上进。总之，作为无数枚螺丝钉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拧在了这根旗杆下。他在一篇文章里仔细地记下了第一次升旗的紧张感。第一次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领回国旗后，他“心里开始七上八下，高兴、害怕，都涌在心里头，一整个晚上脑子里一遍遍地过升旗的程序”。

　　尽管胡其俊心里充满紧张和神圣感，他第一次升旗的经历实在称不上庄严。当时，因为激动而一夜没合眼的胡其俊必须把国旗放下，手脚并用，才能费力地翻过旗杆周围一米多高的汉白玉围栏，进入升旗台。随后，他必须蹬着底座边上的配电器箱盖，爬上两米高的基座，然后小心地挑好站立点，稳住身子，再用铁丝把国旗的旗杆一点点捆扎在升旗杆上，这才能跳下来，喘口气。

　　等东方透出亮光，他把国旗升上去，还要再花费同样的力气翻出围栏，跑到远处去看看国旗的高度是不是合适。看完不放心，还要再爬上天安门城楼，去打量一下自己的成就。

　　不过，尽管有些费劲，据胡其俊事后回忆，完成这一切以后，他觉得“比喝了二锅头还带劲儿”。

　　从此，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胡其俊负责起天安门广场上那面标志性国旗的升降。他在这根旗杆底下爬进爬出，爬了26个春秋。那时候，升旗没有固定的时间。胡其俊甚至连手表都没有，他只能通过清晨的鱼肚白或者傍晚的晚霞来确定大概的时间，遇上雨雪天气，就只能凭感觉。那时候，升旗的现场也并没有那么庄严，有几次，碰上开关恰好坏掉，胡其俊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把国旗用手拉到竿顶。要是碰上有行人凑巧来到周围，胡其俊还得一边升旗，一边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其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能把国旗升那么高？

　　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又缺少见证者，关于胡其俊升旗的很多细节已经很难追溯了。自从2007年胡其俊去世后，他那些由国旗映衬的故事细节也一并被带走了。

　　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年轻电工，骑着他那辆绿色飞鸽牌平把自行车，一次次穿行在天安门广场和右安门宿舍之间的过程中，他所服务的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随着他一次次把那面红色绸缎做成的国旗升起和降下，天安门广场上逐渐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此同时，他和所有人一起迎来一次次大会、庆典，或者悼念，感受着政治风云的变化。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关。比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进行之前，他会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国旗升起来，和领袖一起接受万人敬仰。

　　有些事情和这个小人物并没有太大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一个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竿顶，再降下来？

　　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来学习这些，但胡其俊凭自己的感觉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了下来。此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

　　这个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20多年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胡其俊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他儿子已经记不起，当时胡其俊有没有痛哭流涕，“时间太久了”。

　　这已经是1976年。那个当时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如今已到中年，他那辆自行车后来给了儿子，他的单位也逐渐配上了三轮摩托车和北京吉普。那个当年初生并且朝气蓬勃的政权也经历了诸多风雨，正在迎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