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诞生之初被指“租界” 邓小平送“定心丸”

　　诞生之初，“特区”受到不少责难和非议，有人甚至攻击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租界”。

　　参与创办深圳特区的前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回忆，“到1982年初，‘寒流’滚滚南下，明枪暗箭，纷至沓来，对广东———尤其对经济特区的压力，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谷牧也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何来争论和压力?

　　1980年元旦，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签订土地出租协议，建设方式为深圳出地，香港出资。香港商人刘天就嗅觉敏锐，东湖丽苑项目还没开工，108套房子就在香港一售而空。深圳的建设者小心翼翼，不敢叫地租，而叫土地使用费。

　　但这还是惹来了麻烦。有人公开抨击说，“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指责这种做法是旧中国“租界”的复辟。一时间，“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成为风口浪尖的话题。

　　1982年，深圳市继续出台一系列地方法规，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此时，中央针对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活动，深圳深陷其中。攻击更加甚嚣尘上，中央甚至专门下达白头文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显然针对深圳。

　　面对非议，广东省委和特区的建设者顶住了压力。1982年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写就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自己则因为急性心包炎住院。

　　这场关于特区性质的争论持续了4年之久。直到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一路上，他仔细观察，并不过多评论，行程快结束时才两次挥笔题字，“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才让特区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特区性质的争论仍在或多或少地延续。每次面对特区性质的争议，特区人都用更加耀眼的成绩作出反驳，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特区制度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