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在路上 30年前，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当10年动乱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中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策，就是创立经济特区。这是一个对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要影响、对其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决定。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我们都目睹了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看到了今天特区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和巨大变化。我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从1983年到现在，每年都要到深圳、珠海来，对特区非常有感情。30年了，总结特区发展经验，展望特区发展的未来，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特区在30年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发展得更好一些。回顾起来，办特区的过程中，我们有几件事做得非常好，我把它总结为“六定”，这“六定”表现了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领导艺术、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
第一，定名。我记得是1979年4月21日，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八字方针”，叫“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改革”的提法份量还不是很重，而“整顿”和“调整”比重要大得多，位置更靠前。那时候改革刚刚启动，怎么改、怎么做？各方面都在探讨。刚提出搞特区时，国际上有所谓的“东亚模式”，有什么“出口加工区”，也有成功经验的“出口贸易区”。那么我们搞什么？当时广东提出来要办这么一个类似的加工区，邓小平同志讲，就叫“特区”，如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这就是“定名”，这个定名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一下子把我们自己办的这样一个“区”和国际上已经搞的“区”区分开了，咱们定在“特”上。
第二，定策。定策就是定措施，邓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给你们一些政策，杀出一条血路。”定策就是给政策，给特殊政策，给区别于旧的传统体制的政策。给政策就是给活力，后来特区在发展中遇到种种责难的时候、遇到坎坷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特区的政策是放，不是收。”这就叫定策。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央不断地制定一些政策，给特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政策支持。
第三，定位。搞了一段，总得给特区确定一个任务，确定一个方位，明确它是干什么的。邓小平同志讲特区是“窗口”、“试验田”。现在我们回头看看，那时候中央实际上将特区和内地的关系、特区体制和传统体制的关系、特区和港澳的关系、特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综合分析之后，确定了特区的定位，就是“窗口”、“试验田”。那时我们在地方工作的时候，都要跑到特区来“南天取经”，学习改革发展的经验。
第四，定性。特区一经产生，在传统体制上切出这么一块，给予特殊政策，让它去杀出一条血路来，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发展的环境非常艰难，在那个时候各种争论很多，最突出的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是邓小平同志为特区定了性，它不是资本主义，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特区发展思想，特区——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实际上既是特区发展中的一次思想解放，更是我们全国改革和发展的一次思想解放。这个性定得非常好。
第五，定向。拿出这一块，全国的资源都往这里拥，要从国外引资，那么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涉及到特区发展道路问题。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那时讲特区要搞外向型经济，提出了“四个为主”，这个很厉害，一下子把特区推向了世界，成为我们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发展方面搞外向型经济，体制方面就是市场经济的取向，这就是特区的定向。所以，特区一经产生，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的示范场。80年代初要调整农产品价格，广东这边的鱼和副食等农产品放开后，价格一下子就上来了，全国舆论哗然，那时我们的报刊不多，只有200多家报刊，舆论一哄而上批评。虽然经过了强大的舆论轰炸，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现代市场经济的星星之火，从特区走向了全国，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逐步地建立起来的。由此，我想到，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被形容为“发疹子”，还讲了资本主义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星星点点地出现了，然后像“发疹子”一样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现代市场经济也是这样。
第六，定理。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特区发展的经验，形成我们特区发展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形成一整套的观点、方法、政策和措施，并且适时地把这些东西经过转化推向全国，这叫定理。这对我们全国的发展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们回顾特区发展的30年时，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很好地总结和研究。
总之，我们的经济特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今天中国在当今世界地位的确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一路走来，非常坎坷，成就辉煌。
经过了30年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在路上，我们的特区仍然在路上，我们今后的路还很长。我们的特区要一直“特”下去，“特”的形式不能变，“特”的力度可以更强一些。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特区仍然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一是要进行新理论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贡献。二是要进行新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壮大做出贡献。三是要进行新方式的探索，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进行新的探索。这次金融危机，各方面都在谈“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们党没有讲过一句话，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外国人强加给我们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特区对这个“模式”的形成是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的。所以，对新发展方式的探索，特区应当做出新的贡献。四是要进行新体制的探索，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特区以极大的勇气进行探索，积累经验。五是对解决新问题的探索，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怎么样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走向世界的前沿，也应当进行探索。（陈宝生） 新的历史起点 新的思想解放
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全国都在注视特区，聚焦特区。如何在而立之年再出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坚定推进改革开放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改革明显的特征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减少阻力，容易起步与成功，避免巨大动荡与风险，逐步积累经验。但是也产生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助长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后遗症，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腐败环境与权力寻租；损害社会公平等等。
在改革30年后，改革的疲劳症显现，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共识在减少，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改革的代价、成本、难度在增大。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30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凸显，改革到了十字路口。在一些研讨会上，有学者说得很重，比如不能把改革“空洞化”，不能让改革成为“半拉子工程”等等。为此，有学者提出要凝聚“再改革共识”，有学者提出当前急需“新一轮改革”。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的系统性、艰巨性，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特别是改革关系到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利益不同和认识不同，出现一些争议甚至非议，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还会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会面临许多挑战。我们强调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改革，从理念和思路上讲，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充分注意。
一是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二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平与正义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提，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增强改革的普惠性，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更加重视利益协调。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呈现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敏感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面对利益矛盾冲突的新格局，必须十分注意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照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兼顾各方面群众利益的机制和平台。
四是更加着力改善民生。执政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交通、能源、住房、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民生问题，就是要使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城市更宜居，人民生活更舒适。民生问题是当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着力点、结合点和交汇点，既体现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又是党执政能力的检验尺度。
总括以上四点，就是改革和发展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以利益协调为关键，以改善民生为路径。一句话，就是把坚持改革的方向性与改革成果的普惠性结合起来。 重视加强文化建设
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和强调文化的作用。为此，我谈几点认识。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文化是上游，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变化、变革、变动，面对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面对国内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的坚定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充分认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30多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如何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持续30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标识和文化密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应当特别关注：一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提升。既要看到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又要看到没有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也将受到很大限制。二是软实力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关系。孔子、儒学，当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重要内容，但是千万不能把传统文化和软实力划等号，而是要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如果只是文化的“啃老族”，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就是说，从文化软实力的外部看，要强调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从文化软实力的内部看，要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第三，充分认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但那时候人还是有精神的。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可精神却变得空虚了，特别是庸俗、低俗、媚俗成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与关注。
当前的问题一是功利化，一是低俗化。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底线。而功利化和低俗化结合，则使问题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最典型的例证有两个：一个是近来议论纷纷的争抢“西门庆故里”，再一个就是不久前遭到广泛批评和诟病的“电视相亲节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赤裸裸地呈现在荧屏上，而主流价值观反而边缘化了。这种靠“出位”靠“雷人”哗众取宠，靠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来吸引眼球的做法，再也不能任其泛滥，非下大力气加以根本扭转不可。否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谈。（郭建宁）
(责任编辑：李恺萌)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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