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僧”的异国助教生涯

　　章永乐

　　喜欢周星驰的朋友应该知道《少林足球》里的一句对白：“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我的真正身份是一位研究僧。”这话被我改头换面用到自己的博士生阶段，就是“助教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我的真正身份是一位研究僧”。

　　自从2002年底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就读，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在美国读博士根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课程阅读和论文写作都是硬任务，每个学期熬到头时，都有心力衰竭之感；在生活上，当然是相当清苦，如同戒绝七情六欲面壁礼佛的僧人。但即便是这样枯燥的“研究僧”生活，也没法过完整。为了生计考虑，我们这些国际学生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做助教这份“表面工作”，以赚取一点儿生活费。

　　UCLA的本科课程是这样的：每个星期，教授负责讲两到三个小时的大课，然后每个学生要参加一个小时的讨论课，由助教辅导。担任助教的就是我们这些研究僧———大部分是国际学生，因为大家都有缺钱的问题。按照劳动合同，我们的劳动时间是每周20个小时———按照8小时工作日计算，是全部劳动时间的50%。但实际的工作量却要看具体课程而定。基本上包括几个部分的时间投入：第一，参加教授的大课；第二，每周3个小时的讨论课；第三，每周2个小时的办公室时间；第四，备课与改卷。我自己从来都没有真正喜欢上助教工作，但不喜欢并不等于就没有收获。希腊悲剧的精神就是“从受难中学习”。几年下来，这份让人并不那么舒畅的“表面工作”确实也带来了一些看得见的收益，让我也逐渐意识到它对我现在教学生涯的意义。

　　对我来说，当助教基本上是我唯一的一个与本科生接触的机会。我做助教时的第一印象是，这些学生学业负担真重。他们每个学期要上三到五门课，每门课程每个星期的阅读量都在一百页以上，而且通常都有一两个论文，一个期中考，一个期末考。在短短的十周时间里，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不能随便逃课，尤其是每个星期的讨论课，通常占到总分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如果常不出席，对分数的影响会相当严重。紧凑的教学节奏，使得逃课对于学习的损害很大，如果逃一个星期的课，下个星期大概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把断掉的部分接上。这跟我在国内上大学的经历真是太不一样了，其他大学我不清楚，但北大绝对是个自由散漫的地方。喜欢的课程我就去听，不喜欢的课程，第一节课去一下，认识一下老师；最后一节课去一下，知道怎么考试，其他时间大多处于逃课状态。看那些不管喜不喜欢都得坐在教室里的美国本科生，有时会心生悲悯之感。

　　不过，时间一长，发现他们很多人其实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布置的阅读作业，他们很少有人是完全完成的。如果没有论文的压力，他们很多人恐怕根本不会去读。就讨论课来说，到了临近考试或者交论文的时候，来参加的人数就会直线上升。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作业，恐怕只有那些真正有兴趣的人才会经常露面。话说回来，我自己对一些不喜欢的研究生课程，也是这样混的：每个星期的阅读，读个一部分，能够在讨论班上说上几句话，给教授留下个读过了的印象，那就过关了。但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北大的自由散漫造成的结果并不是不读书；有学术追求的学生逃掉自己不喜欢的课换来的往往是读更多自己喜欢的书，大量知识并不是从课堂上获得的。但我与这边本科生交流的感觉是，他们的书大多是在课程中读的，在课程之外，他们很少读书。

　　本系各专业的课我都教过：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就差教理性选择等方法论课程了。其中政治理论教得最多，给四位教授当过助教，然而不同教授的教法真的很不相同。一位叫Wolfenstein的教授最自由放任，上课公然说，学生来不来他都无所谓，只要交论文就行。课讲完之后，他会马上把笔记放到网上，这样不听课的学生也能跟上进度。一位叫Walker的教授，开“美国政治思想”，其实是开成“美国意识形态研究”，讨论美国政治争论中的各个派别。这样，学生的阅读材料就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策争论文献。这个课程很好教，不同立场的学生自己就会在那里辩论得热火朝天，助教只需要在那里煽风点火。比较严肃的是另两位教授的课，一位是我的导师GiuliaSissa，另一位是波兰裔教授Dienstag。Sissa做古典政治理论，她开的课从希罗多德开始讲到马基雅维利，选了一堆古典文本。这样，我在上课时就必须带学生仔细读文本。那些从希腊文或拉丁文翻译过来的结构层峦叠嶂的英文句子，让学生苦不堪言。这样的课讨论很难展开，我必须说很多话，很累，但也比较有权威感。Sissa更是将马基雅维利那一课完全交给我讲，让我过了一把“教授瘾”。

　　中国政治方面，我帮包瑞嘉(RichardBaum)教授做过几次助教。Baum从60年代起研究中国政治，长期担任美国政府和民主党的中国政策顾问，现在已经退休。他教本科生的中国政治，从晚清讲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给学生的基本框架是：晚清到1949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9至1976年，挫折和错误；1976至今，走上正途，经济崛起，未来存变数。这个基本框架，很多方面我是很有意见的，但因为不能越权，只能是顺着讲，偶尔塞点我认为是正确的“私货”。Baum大度，向来不问。

　　刨去令人厌烦的改作业任务，当助教还是一件很有收获的事情。首先是认真听了一系列课程，学习以后如何独立开课；其次是通过主持学生的讨论，积累了一些开研讨课的教学经验；最后，在孤独的博士生活中，通过当助教还能沾点人气，不至于因离群索居太久而变得怪癖。不过助教毕竟是助教，不会被学生真正当老师看，教学也不会留下什么有纪念性的成果。因此，那个时候我十分期待着自己真正独立开课的那一天。

　　两年前，我回到母校北大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现在每每想起那段异国助教的时光，心中依旧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