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语文回归”比“鲁迅大撤退”值得思考

　　□郭文婧

　　鲁迅及鲁迅的作品，并不是语文教育成败的关键；而语文能否回归学生、回归作家、回归语文，则是语文教育成败的关键。语文回归了，鲁迅的语言就会是充满了人性的语言，鲁迅的作品就会是最好懂的作品，鲁迅就会成为学生平等的朋友。语文在异化中越走越远，无论换成谁的作品，都会是教师难教，学生难学，效果不理想。

　　2010年多地中学语文教材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其中鲁迅的《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多篇作品被删除，广东版则将《药》换成《祝福》。而巴金反思“文革”的文章和余华的小说等被新选为课文。

　　从“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有所删减”到“鲁迅作品从语文课本中大撤退”，每一次细微的变化，都会引发人们的热议。支持“删减鲁迅作品”的人认为，在语言上，鲁迅的作品并非范本；在内容上，鲁迅的作品相对过时和落伍；在情感上，鲁迅的作品有些不够真实；在比例上，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比例确实太大。反对“删减鲁迅作品”的人往往都会引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可悲。”

　　其实我们稍加沉淀，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过去，我们讴歌、热捧鲁迅，是伴随着“神化鲁迅”的思潮进行的，把鲁迅当做民族的脊梁，过分渲染鲁迅作品的革命性。近几年，“去鲁迅化”就像癔症，总是间隔性爆发，而这又是与“俗化鲁迅”的思潮相伴随的，甚至有人鼓吹“只读周作人，不读周树人”。在“神化鲁迅”与“俗化鲁迅”的激荡中，语文并没有回归，我们广大学生并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鲁迅，并没有实现与鲁迅的平等对话，于是就出现了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怪现状。

　　我们的语文被异化了，教学不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生活体验出发，而是为了教育而语文；解读作品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机械地沉溺于对“中心思想”的提炼与解读；看待作家，不是从作家的时代背景和完整人生出发，而是在只言片语中随社会思潮而摇摆，要么“微言大义”，要么“只抓虱子”。语文的回归，其实就是钱理群教授在《对话语文》中说的“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人的心灵、直面人的生命”。语文不仅要适当地进行“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更要“文从心出，心在文中，循文会心，实现心灵的相遇相通”。

　　在我国浩瀚的文学海洋中，优秀的作家不计其数，优秀的作品汗牛充栋。在一定程度上，语文课本需要鲁迅，需要鲁迅的作品；但在一定程度上，语文课本也不是离不开鲁迅，离不开鲁迅作品。也就是说，鲁迅及鲁迅的作品，并不是语文教育成败的关键；而语文能否回归学生、回归作家、回归语文，则是语文教育成败的关键。语文回归了，鲁迅的语言就会是充满了人性的语言，鲁迅的作品就会是最好懂的作品，鲁迅就会成为学生平等的朋友。语文在异化中越走越远，无论换成谁的作品，都会是教师难教，学生难学，效果不理想。

　　因此，无论是教材编写者，还是鲁迅作品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还是语文教师，都不需要在“鲁迅大撤退”这个问题上纠缠过久，而应该共同努力促使语文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