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新闻周刊》9月17日报道，今年夏季，两部有关精子捐献的电影让美国保守派陷入歇斯底里之中。在《播种爱情》中，珍妮弗•安妮斯顿扮演的女主角利用捐赠的精子怀孕，给予家庭更广泛的定义。福克斯最受欢迎的保守党干将比尔•奥莱利旗帜鲜明地表态，认为这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讲述一对同性女子与捐精者之间故事的影片《孩子没问题》，《纽约邮报》专栏作家安德里亚•费泽批评称，好莱坞正在走向道德终结。
一场有关家庭价值的文化战
但是在这些故事背后，一场更严肃的运动正在展开。这场有关家庭价值的文化大战的导火索，就是5月份“美国价值协会”发布的名为《我爸爸的名字是捐精者》的报告。报告中称，捐精人的后裔陷入行为不良、滥用药物以及沮丧等严重消极状态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往往挣扎于寻根的痛苦之中。对此，“美国价值协会”提供了一个药方，即制定法律要求捐精人将他们的身份告知后代。
这种要求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再深挖一点，显然还有更广泛的内涵。在同性恋家庭中，精子捐赠的情况时有发生。“美国价值协会”在过去23年中，一直致力于保护异性恋婚姻不受同性恋婚姻的侵袭。可是，他们依然无法阻止试管受精案例的增加。报告作者之一伊丽莎白•马夸特说：“当我们谈论精子捐赠问题时，我非常关注那些使用它的人。如果一对异性恋夫妇来找我，他们想接受试管受精，我会表达反对之意。但是显然，那些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不论从情感还是其他方面来说，创造一个孩子始终都是一种高风险的策略。”
换句话说，试管受精似乎更适合那些反对同性恋婚姻的未婚母亲。但这种姿态在公众之间引发的争议日益强烈。近来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家布莱恩•鲍威尔调查发现，68%的研究对象都将有孩子的同性夫妇视为完整家庭，而2003年这一比例只有54%。那些收到捐赠精子的女性愤怒地表示，她们没有毁掉孩子。1981年建立“选择做单身母亲”组织的纽约精神治疗师简•马特斯说：“有些人极力恐吓人们，称这些孩子收到虐待、生活悲惨，但这不是真的。”她还表示，反对试管受精和其他右翼人士变得更加聪明，他们不再宣扬女性不该这样做，而是突出孩子们正承受着痛苦。实际上，孩子们遭受痛苦有多种原因，但通常与试管受精无关。
精子捐献和收养的地位能够等同吗？
可是，将捐精人的概念上升到与收养同等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试管受精的意识基础。马夸特说，收养更像是一种制度，而捐精概念更像市场，这种意识能够解释许多困惑。有趣的是，在过去多年中，当我与其他人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共同反应之一就是，捐精人的孩子与收养相同吗？
收养是一种好的、重要的支持儿童制度，为孩子找到一个需要他们的家庭。收养也受到严格管制，包括对收养家庭及其背景进行核查。为何精子或者卵子捐赠与收养不同？这种对生命初始的争论不仅仅是概念之争，也是一种偏见。
这有助于通过预防同性恋夫妇试管受精的法律，正像一些美国州禁止同性恋收养儿童一样，比如佛罗里达州和犹他州。马夸特说：“我总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对待试管受精如同对待收养一样，人们可能被告知不适合成为父母”。马夸特还表示，捐精人与收养概念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前者更私人化，如同社工人员不能随意进入我们的家。当然，那些通过性行为怀孕的人，也不需要社工人员来到家中，向其证明他们是合格的父母。
马夸特说，她不想生活在一个被迫流产或者孩子被带离生母身边的社会中。相反，应该有强硬规范帮助和鼓励人们。比如“妈妈，你能给与孩子最好的东西就是给他们一个父亲。”试管受精的盟友们正在开始的路上。5月份，亚利桑那州险些通过一部禁止补偿卵子捐赠人的法律。但是随后的立法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同时明令新的“知情同意”程序。
承诺保护家庭的非营利组织——亚利桑那政策中心积极支持这部立法。他们的网站上写道：“这些法律将保护女人和流产儿，承认每个人的基本尊严，包括那些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的人类。”“流产儿”这个字眼儿应该值得我们警惕。“卵子捐赠受精父母”组织的创建者马纳•盖特林看到试管受精研究的险恶一面。她说：“保守派想要长期控制女性的选择权，这只是他们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方式。我想如果政府介入，开始监管卵子和精子捐赠，那么猜猜他们还将干预哪些地方，说这些地方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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