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第（左一）、贺龙、关向应在采林。1940年，周士第等指挥部队粉碎日军三次“大扫荡”，歼敌近万人，图为反“扫荡”后合影。
周士第等率一二○师挺进冀中到达河涧县，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 文\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实习生 蔡梦何
1934年2月底，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仍拂不去重重的凉意，周士第的内心却无比温暖。当他将一份写着自己离“家”6年经历的书面材料呈给周恩来时，周恩来也掏出一封信给他。信是以贺昌和聂荣臻的名义写给他的。信中说，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若蔡不来，士第也要来。看到这封尚未发出的信，周士第的眼睛湿润了。原来“家”里人一直挂念着自己。
为了这一天，他已等待得太久，太沉重。
南昌起义 当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国共分裂。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策划 南昌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冬，独立团已改名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为团长。 南昌起义前夕，周士第正率团驻扎江西九江。1927年8月1日凌晨，周士第接到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的电话，要他来师部一趟。此前，周士第听说李汉魂刚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那儿出来，前不久张发奎刚从庐山参加反共会议归来。周士第立即召集团内党员骨干做好安排：万一自己回不来，党员们就带领部队去找党。来到师部后，李汉魂转达了张发奎的意图，希望他不要跟共产党走，当即遭到周士第厉声拒绝。
突然，一阵来自南边的火车鸣笛响起。周士第知道，这是起义的信号！为了解决联络问题，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曾预先通知周士第： 南昌起义开始，立刻发一列火车北上，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部队先把辎重装上火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参加起义。周士第借故走出师部，攀上列车探听消息，正好遇见了原叶挺独立团营长许继滇。许继滇悄悄告诉他：“ 南昌起义了。你赶快回部队去。”周士第兴奋不已，立刻快马加鞭奔回团部。
此时，上级党组织派来第二十五师主持起义的聂荣臻也已赶到。他们商定起义计划，决定利用部队午睡时机行动，以野外训练的名义把部队拉出驻地。当天午后1时，起义部队按计划行事。当他们顺利进抵德安车站北时，张发奎、李汉魂带卫队乘火车追来，遭到起义部队猛烈还击，张李二人不得不仓惶跳车狼狈而逃。其卫队缴械投降后，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加入了起义军。
第二天，聂荣臻、周士第率3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们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第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起义部队被整编为第二师，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8月5日，第二师担任 南昌起义部队后卫进发广东。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他们即将面对的，却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和等待。
南洋治病 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起义军边走边打，孤立无援。10月20日前后，部队转移到江西。军党委开会决定，由朱德带领部队，再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别去香港、上海找中共上级党组织，汇报部队当前处境，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
周士第和李硕勋先绕道九江，抵达上海后，李硕勋留在上海，周士第继续乘船去香港。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惜惜相别，他们不曾想到自此一别竟成永诀。1931年9月4日，李硕勋在周士第家乡海南岛英勇就义。
“当时我父亲把联络办法、暗号都写在一块手绢上，然后用它擤鼻涕、吐痰，弄得特别恶心。在过好多封锁线的时候，碰上搜身，搜到这块脏手绢，人家就不细看了。”这些细节，周士第曾对长子周坚详细讲述过。
1927年底，周士第抵达香港，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聂荣臻此时也同李立三在一起。周士第汇报了起义军情况，并请示下步行动。周坚曾听父亲讲过一个李立三请吃饭的细节：他跟李立三说，“你请我抽的那盒“绿炮台”，一支烟够流落在大街上的两个伤病号一顿饭了；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那些人没吃没喝在香港街头流浪呢。”
等待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穷困潦倒的周士第不幸患上疟疾，身体忽冷忽热，只得流落在街头。一天，周士第偶遇徐成章，暂时借住他家。虽有栖身之地，却仍无钱治病。几天后，他遇到了海南同乡张云逸，向他借了50元钱，这才住进医院，却又没有钱治疗。周士第心中着急万分，病情反而日益加重。
这时，同乡陈超鹏由南洋来港，听张云逸说起周士第生病住院的消息，赶紧到医院看望他。陈超鹏劝他去南洋，借助同乡友人的力量帮助治病。
此时，广州起义宣告失败，许多同志流落香港街头无处吃住，不少人还被巡捕抓去。面对危险形势和病情，周士第听从了陈超鹏的劝告。1928年1月，他未向中共党组织请示就随陈超鹏去了南洋。
“对于这段历史，父亲一直感到内疚。回到党组织怀抱后，他一直反省当时未经请示而出走南洋的错误。”周坚说。在《自传》中，周士第这样剖析自己：“主要是自己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产生悲观情绪的表现。”
国母营救 尽管身在海外，周士第内心依旧心向革命。当他得知邓演达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党时，立即启程回国。途经香港时，他遇到了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已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周士第告诉他，我对党的现行路线是不同意的，但我决不反党，我要尽可能地帮助党。此话你如不信，以后看事实证明。
1928年冬天，周士第到达上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0年春天，周士第和徐光英、詹仲明等3人奉邓演达之命去陕西西安，在杨虎城的掩护下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陕西省省委。这时，周士第改名周平。
“临委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注意，周士第不幸被捕入狱，而后又先后被送押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司令部军法司拘留所。
11月30日早晨，周士第在狱中得到消息，邓演达已于昨晚在南京东外门被蒋介石秘密杀害，还有11个“临委会”成员行将枪决，其中一个就是自己。面对死亡，周士第毫不畏惧，内心已做好慷慨就义的准备，甚至连临刑前的口号都想好了。当天，狱吏来传周士第过堂。根据狱规，一提审过堂，就要枪毙。被押上大堂后，法官审问周士第关于“临委会”的种种情况、同杨虎城的关系等，周士第的回答，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审问无果，法官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判：周士第犯有“危害民国罪”。随后，周士第仍被押回拘留所。
此时，宋庆龄已获悉邓演达、周士第被捕的消息，急忙从上海赶到南京大闹蒋府，要求放人。当得知邓演达已遭暗杀时，宋庆龄气得破口大骂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加剧，12月15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12月下旬，宋庆龄趁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临委会”被拘留人员。
当宋庆龄在上海得知被关押的“临委会”人员大都获释，惟周士第一人仍被关押在南京，大为愤怒。宋庆龄又再次到南京交涉，要求释放周士第。此时，被关押了半年之久的周士第才被释放出狱。海南大学王春煜教授评点说：“国母两度营救，可见周士第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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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 重返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1933年夏天，“临委会”派周士第去福建，帮助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当周士第得知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有意与红军接触后，立即自告奋勇当“红娘”。
红军先后派了两名谈判代表去福建，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张云逸。此时，蔡廷锴派周士第到第四十九师任团长，负责保卫福建的南大门漳州。周士第在与潘汉年、张云逸的接触中，除了向他们介绍十九路军的有关情况外，还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表达游子思归的心愿。
1934年1月，蒋介石军队向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发动总攻。由于孤立无援，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先后失福州、泉州，节节败退。在漳州，周士第接连击退了蒋介石军队多次进攻。他趁机劝说蔡廷锴、黄琪翔等去苏区。后来，为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一点种子，蔡廷锴同意将第十九路军余部归陈济棠收编。孰料，陈济棠不守信用，周士第也险遭杀害。
12月底，周士第名义上被调任广州，实际上已被特务连长武装监控，伺机杀害。一路上，周士第和特务连长边走边拉近乎，并给他100元，打发他先去找宿营地。瞅准四周无人的空档，周士第突然扬鞭策马，直奔西北江西瑞金苏区方向而去。他冒险连闯三道封锁线，凭着身上的这套军官服装和一句“有紧急公事”的命令，终于闯关成功。
1934年2月，经过5年多的漂泊流浪，周士第终于回到了党温暖的怀抱。周恩来对他说：“贺昌和聂荣臻信虽未发出，但你所做所为的实际行动，同信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是符合中央意图的，你回来了就好。”
来到瑞金不久，周士第就被组织分配到红军大学训练部当军事教员。这年9月，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准备长征。“红大”改编为上级干部队，周士第被任命为上干队指挥科科长，开始了荡气回肠、惨烈悲壮的长征之路。1935年10月，周士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夙愿。但是，在后来中央军委审定的悼词中，周士第的入党时间是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时间延续计算的。 (来源：海南日报)
(责任编辑：赵婷)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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