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20周年：若通过武力德国永远无法统一

　　环球网记者段聪报道，1990年10月3日，分裂40年的东西德正式统一为一个国家。在此后的20年里，德国人为重新融为一体付出了巨大努力。2010年是德国统一20周年纪念，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在9月28日接受了《环球时报》独家专访，讲述德国统一带给德国人的变化，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并愿意与亚洲国家分享德国经验。

　　德国大使谈德国统一：我们曾不相信德国能如此成功地完成统一

　　环球网记者：德国统一20年来，原东德人和原西德人的观念发生了哪些转变？

　　施明贤博士：在过去20年中，改变最为明显的是原东德人：这些曾经在一个没有旅行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社会生活了40年的人们终于建立起了个人和集体自由。1990年统一以后，德国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西部向东部各州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其逐步达到西部各州的水平。每年从西部转移到东部的投资额高达500亿欧元。除了资金投入，整个社会都为成为一个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40年的分裂，以及东西德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已经造就了东西德人完全不同的观念。统一以后，东德人，特别是老一代人，需要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社会，学习像西德人那样生活。而一贯享受着富裕物质生活的西德人必须接受现实，表现出团结精神，承担责任，学会分享。

　　20年后的今天，原来一分为二的德国社会无论在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已经真正地融为一体。在融合过程中，德国也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许多年轻人离开东德，因为在西德他们能找到更好、工资更高的工作。一些东德的老年人被落下了。总体上来说，德国统一是一个奇迹。

　　环球网记者：德国是如何成就这一奇迹的呢？

　　施明贤博士：改变无法购买，而是来自人们的头脑。人们首先要希望改变。我这一代西德人根本不相信能亲眼看到德国的统一，认为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突然之间，由于东欧政治秩序的改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人们看到了统一的可能性。同时，很多东德人用行动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意愿，整个社会随之开始动摇。然而，一旦真正统一了，人们才发现原来统一并不那么容易。东德人发现他们的很多技能不如其他西欧人；东德企业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于西德。统一后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曾经一度让东德人感到非常挫败。德国统一可以说是对积极结果的强烈渴望战胜悲观因素的过程。

　　环球网记者：德国的公共舆论对统一有没有不同的声音？

　　施明贤博士：对于德国统一，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往往没有任何疑虑和犹豫，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德国人，没有明显区别。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则需要努力适应新社会。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的改变对他们来说有点难。直到今天，原东德联邦州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原西德联邦州。这些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统一的看法。不过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德国人对统一的看法依然积极正面。

　　铁幕倒塌前，在欧洲有很多思想体系上的冲突：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等。德国统一以后，不仅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而且思想体系上的框架也消失了。社会已经不再以什么思想体系为纲。人们不再讨论，我个人的生活水平比别人高还是低，我们的社会是否比其他国家更加富裕，或者更加强烈地追求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因素等。我们在社会道路以及价值观方面取得了一致。我们坚定地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

　　环球网记者： 20年来，统一后的德国没有变的是什么？

　　施明贤博士：在过去20年里，没有改变的是让德国融入欧洲的强烈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观念终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是灾难和毁灭。战争结束了国家主义，彻底改变了在国际社会中以国家为中心解决未来问题的观点。我们要超越国家的界限，开放边界，相互融入，让欧洲成为一个整体。德国最终在这个欧洲大家庭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相信，20年来德国统一的过程，也是欧洲统一过程的真正开始。

　　从地理上讲，德国处在欧洲的中间，我们的邻居数量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这一点和中国很像。让周围这么多的“小邻居”接受德国这个大家伙，并以其为中心恐怕需要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

　　环球网记者：朝鲜半岛能够从德国统一中学到什么？

　　施明贤博士：很明显，欧洲的政治环境与朝鲜半岛不同。1949年以前，德国曾经是统一的。统一的一代人生活在东西德两边，他们的愿望和想法是相似的，分离的家庭也都有对统一的德国的记忆。当时，欧洲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活跃也促进了德国的统一。而朝鲜半岛在上世纪50年代分裂，南北两个社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朝鲜半岛在统一问题上能够从德国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人民决定一切。如果人民的意志是成为一个国家，那么这种占绝对地位的意志和渴望会在最后的日子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对于德国统一，人们往往忘记的重要一点是，这是一个没流一滴血的革命。通过武力，德国永远都不可能完成统一。能有和平的结果也与德国当时周边国家的开放态度有关。1977年签订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打开了东西德各个层次的交流，普通人、商业界人士、科学家等。这些和平的进程，加上交换意见给每个人带来了更美好的未来。没有周边国家的认可，和平统一不可能达到。反观朝鲜半岛，这里的大环境必须转变，特别是朝鲜社会内部。

　　德国大使谈中德关系： 在亚洲，中国会是个好邻居

　　环球网记者：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目前也正在探讨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可以从德国那里学到些什么？

　　施明贤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实际上已经成熟，为一体化做好了准备。很多国家希望加入这样一个整体。上世纪50年代，欧洲的一体化开始于经济合作，这是基础，而且这种合作是双赢的。后来，这个经济共同体发展成统一市场。所以，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因素是原动力。

　　亚洲比欧洲更大，国家数量更多。更关键的是国家数量不仅多，而且规模差别很大。中国这么大，周边的国家那么小，所以从心理上说可能有些国家不容易接受这种一体化。因此中国必须把这些在大国间生存的小国家的心理因素考虑进去。就好像卢森堡必须有相信，德国不会在某一天把它吞掉一样。中国应该寻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与其他国家的争议和纠纷，在经济上达到双赢，缓慢和稳定地进行经济合作，进而在某一部分地区达到一体化的程度。政治一体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一体化机会比较大，比如东盟已经建立了多边框架。

　　我相信中国会是个好邻居。如果中国想继续发展自身，在未来二代人的时间内，中国需要稳定，不仅是国内的稳定，还包括周边环境的稳定。我认为这种预期对周边国家来说是一个鼓舞。我相信中国不会实行具有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而且也会保证周边国家的利益得到接受和尊重。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甚至一部分的一体化，亚洲很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就达到这些目标。

　　环球网记者：现在德国人如何看待快速发展的中国？

　　施明贤博士：过去20年中国的变化也是个奇迹。很多人已经忘记，19世纪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830年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150多年后，中国又回来了。改革开放政策为这一回归铺平了道路。1990年以后的中国更加有活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德国和欧洲越来越成为中国充满活力的大发展的参与者。德国向中国转移了技术，比美国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投资于中国，并且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成为欧盟中的最大伙伴。富裕的欧盟，包括德国在内，已经成为新兴大国中国伙伴关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之一。很明显中国需要伙伴，除了美国，中国还有欧洲。在地球的东西两边，中欧之间已经形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动。

　　我不想以思想体系来评判我们的伙伴(指中国)。中国对于所有德国人来说，是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德国视中国为机遇，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还因为德国人一直都很赞赏中国，喜爱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哲学传统。德国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文学家，如歌德、康德，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寻找中德之间的相同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文化就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丝绸之路”在德国人人皆知。

　　现在德国年轻人也非常想来中国，希望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德国年轻人都知道中国正在变得更“绿”。以前德国媒体总是说中国在破坏环境，中国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的发展，水污染、空气污染严重。现在他们也是从报纸上得知，中国在改变，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中国在发展。这就让中国和德国有了共同点。也许德国和中国携手前进、相互学习的潜力巨大。在过去2-3年，德国的企业、年轻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中国找到了许多愿意共同发展绿色技术的合作伙伴。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德国人对中国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带着新的东西来到中国，在中国的5个城市 组织了“德中同行”活动。我们就是想通过举办展览和文化活动，与中国讨论和发现未来合作的机会和可能性。

　　环球网记者：金融危机发生后，同是出口大国的中国和德国似乎有了相同点，在世界和欧洲都被要承担更多责任，并不管你做了多少，都有声音批评中国和德国“不愿意承担责任”，如“不愿意多出钱来拯救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出口过多给其他国家造成贸易逆差和就业危机等等。对此，您怎么看？

　　施明贤博士：我同意中国和德国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东亚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和德国确实应该在解决全球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我们之间有多么地相互依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我不参加全球寻找解决办法的行动。经济规模越大我们应该承担越多的责任。

　　我知道中国还只是在走向发达的路上，但是外面很多人已经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日本还大，这也带来了许多期待。期待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已经在增加，将来还会持续增加。

　　德国大使谈创新：教育是一切的基础

　　环球网记者：中国人对德国始终抱有好感，原因之一是德国在创新领域表现出众，德国的商品得到中国人的认可。您认为，在创新领域，德国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德国人的创新精神是怎么培养的？

　　施明贤博士：德国没有很多自然资源，除了一些煤以外，我们没有石油等资源，但是我们有人。德国社会拥有的最有价值资产就是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高效地使用人力。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教育开始。教育是唯一有效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工具。

　　在其他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能进入大学学习。在德国却只有25%-40%的大学入学率。没有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参加的是职业培训。我们创建了非常“德国化”的专业培训制度。十年级之后，学生进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职业培训。他们在企业里、工厂里，每周用一半的时间在岗位上学习实际技能，一半时间回到课堂里学习会计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很多年轻人虽然没有学术背景，但是他们技术出色，成为德国成千上万中小企业中技术创新和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中小企业是支撑德国经济的脊梁骨。

　　德国的很多中小企业开始于19世纪，发展到现在也只有几十到一百个工人的规模。他们在特别专业的领域拥有领先技术。这是几代技术人员，几代家族企业的拥有者，不断推进技术和产品的结果。这些中小企业适应海外新兴市场的能力也非常强，比大企业更容易。在过去40-50年间，他们逐渐走向世界。这也要求他们必须保持领先的地位，必须做到最好。在创新和发明方面，德国虽然没有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拥有很多精英大学，但是德国大学的研究水平平均，整体水平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是在创新和高科技方面领先世界。这是缺乏资源的国家提高竞争力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