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背后的密战

　　开国大典为什么选在下午3点举行？

　　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之前一直是绝密。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时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

　　“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送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仪式，将于今日下午三点，在北京（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1949年10月1日早晨10点，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着收音机里传来的这条新闻。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电话是从台湾打过来的，打电话的人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校长，您听到广播了吗？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

　　这已经是蒋介石这天早上接到的第四个电话了，在之前的每一次，他都回答：“再等等”。

　　在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蒋介石究竟在等什么呢？他的谋划是：空袭北京，轰炸天安门！

　　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在东观礼台下方的阅兵指挥所里，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也是刚放下听筒。他接到的电话，是从徐州云龙山的鹤亭古寺打来的。电话内容为：各观察哨点报告情况正常，敌人没有异常举动。

　　各个观察哨点，指的是设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和商丘的五个防空站。往南对上海、江苏，往北对济南、青岛，通过云龙山上的通讯站，汇总观察消息集中北传。这样的报告，每十分钟发来一次。

　　开国大典选择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正是聂荣臻最先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建议。

　　下午举行，为的就是要防备蒋介石孤注一掷：空袭开国大典。至于3点这个特定时间，则是缜密计算的结果。国民党用于轰炸的飞机是美制Ｂ－24轰炸机。这种飞机的时速是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上午从这里起飞，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可就别想飞回去了。

　　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之前一直是绝密。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时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

　　带弹飞行受阅 做好死拼的准备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要这四架飞机直接在天安门的上空，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了。

　　真有轰炸开国大典的可能吗？真有，而且蒋介石完全做得到。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

　　就在不到半年前，1949年的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

　　就在蒋介石还在为要不要出动轰炸机而纠结的时候，在北京，聂荣臻的心情其实也很紧张。因为仅仅抓住轰炸机在执行任务能力方面的缺陷，并不能保证它就不来了。

　　翻开《阅兵典礼方案》，有这样的安排：受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战备条件很是简陋，防空雷达是根本没有的，最先进的装备也就是望远镜。就是说，观察天上的敌情，主要是靠战士们的肉眼。下午太阳偏西，敌机从东部飞来，正好是迎着光线的火力靶。看，这边已做好了死拼的准备。

　　具体怎么个死拼法？开国大典上带弹受阅的共4架飞机：2架美制P-51“野马”式战斗机，2架英制“蚊式”战斗轰炸机。为了争取更多的拦截时间，聂荣臻和时任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反复权衡后做出一个决定：给这四架飞机每架带上12.7毫米机关枪，还有1800发机枪子弹。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要这四架飞机直接在天安门的上空，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了。

　　带弹飞行受阅，这在世界阅兵式上都没有过先例。这等于是连“万一中的万一”都考虑到了。天上地上，交叉火力的立体防空，管保叫敌机有来无回。

　　敌方放弃明枪，射出暗箭

　　在周至柔的反复催促下，蒋介石最后下了命令：任务取消。

　　那么，国民党空军的B-24，到底有没有来呢？

　　没来。在周至柔的反复催促下，蒋介石最后下了命令：任务取消。在电话另一头的周至柔大惑不解，这几个月来蒋介石在重庆、广州、台湾之间穿梭，加紧部署，不就是在等这一时刻吗？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说法，蒋介石在最后一刻取消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最主要是考虑到：让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毁在自己的手上，他是一定会招致全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舆论的指责和唾弃，成为千古罪人的。

　　但其实，老蒋早就预谋了多套方案，空袭只是“明枪”，他还有早就放出去的“暗箭”。放弃“明枪”，他还能指望“暗箭”生效。

　　对于身边的暗箭，聂荣臻并不陌生。他本人的汽车，就挨过两次冷枪的袭击。自从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以来，敌方的破坏就从来没有断过。

　　北平曾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残留大量的反动军、警、宪、特人员，他们勾结流氓恶霸，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1949年的北平，可谓乱象丛生，极不太平。

　　1949年6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当时，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刚刚开完，刘少奇此行最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和斯大林讨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

　　斯大林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一句话点透了窗户纸：“解决重大问题固然要稳妥，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正是这句话，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日期比预定的早了三个月。

　　那些暗箭的布局

　　刘栓虎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烟头。烟头本来很寻常，但这是一个“飞马牌”烟头。

　　随着开国大典日期的临近，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做最后的反击。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刘栓虎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烟头。烟头本来很寻常，但这是一个“飞马牌”烟头。

　　这样高档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穿皮鞋的也不是一般的人。

　　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开阔的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刘栓虎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服擒获。经过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

　　1949年9月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亚洲饭店（即今前门饭店）门口找采购员，当时很多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

　　执勤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后，挥了挥手让其进去。但就在菜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时，露馅儿了！哨兵发现农民那条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立即把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这一审，竟发现他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身带炸药，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的。

　　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很多。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这其中干得最大的一票，应该是暗杀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

　　何思源是一名力主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爱国人士，为北平的解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1949年1月18日凌晨3点，由特务安置的四颗定时炸弹在何思源的家中爆炸。何思源身负轻伤，一个女儿却不幸遇难。

　　蒋介石的“撒手锏”

　　9月20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对赵冰谷实施抓捕。从其携带的行李中，当场搜出国民党“东南工作团”证件，以及电台密码等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证。

　　蒋介石寄予最大希望的撒手锏是赵冰谷。

　　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冰谷，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人都算有些交情，是最有可能插进新政协内部的一颗钉子。1949年的8月11日，蒋经国亲自出马，专程飞到重庆，与“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密议派遣赵冰谷破坏新政协之事。

　　而同时，一份有关蒋经国行踪的绝密情报，送到了北平共产党方面李克农手里。

　　一边是赵冰谷为掩人耳目，一路折腾赴京。他先从重庆绕道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他于9月3日抵京，9月5日就约见了李济深，9月6日，约见了张澜。之后，他又拜会了被毛泽东点名、成为第一届政协委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明灏。在和这些重量级人物会面时，赵冰谷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举荐他当全国政协委员。

　　另一边是李克农他们根据不断传来的密报在顺藤摸瓜：蒋经国召见季源溥，季源溥又密会黑衣人。黑衣人体态较胖不太可能干出暴力性破坏活动，因此，要注意新冒出的与政协委员密切接触的人。

　　赵冰谷如此密集地会见民主党派领导和政协委员，一路侃侃而谈时，负责领导们安保工作的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三处的公安战士们早就盯上了他。二处处长冯基平立刻报告李克农，同时呈报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聂荣臻又迅速向李济深、张澜、李明灏等人就此事分别作了通报。而此时的赵冰谷还是毫不知情，正在等着周恩来接见他的通知呢。

　　9月20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对赵冰谷实施抓捕。从其携带的行李中，当场搜出国民党“东南工作团”证件，以及电台密码等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证。此时，距离新的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还有一天。

　　开国大典前的保卫工作

　　包瑞德拍的照片，后来被广泛刊登在美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对于受阅部队，他给出了如下注释：这是我见过的装备最差，但意志最强的军队。

　　1949年9月21日，新的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顺利召开。而就在9天后，9月30日，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天，战士们竟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次日就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提到了嗓子眼上。

　　分工是这样的：

　　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防空警戒点，外加外围的防空壕。并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的警戒工作。

　　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担负起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防空三角区以内的安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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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全部警戒。天刚蒙蒙亮，周恩来专程前来视察天安门城楼的警卫工作，他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开始。就在典礼进行中，还是出来一个小插曲。负责广场巡查的纠察总队干警发现，一个身穿美国军装的外国人，正在东交民巷口，举着照相机，不停地拍摄受阅部队的集结情况。会不会是美国间谍？

　　这个人的身份很快查清了：David D. Barrett，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抗战后期，他曾作为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到访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有过交往。

　　可眼下，要不要对这个非法拍摄的上校采取行动？此事关乎外交，公安指挥部门不敢擅自决定，马上用紧急电话报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聂荣臻则直接向毛泽东进行了请示。毛泽东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沉吟片刻说:“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包瑞德拍的照片，后来被广泛刊登在美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对于受阅部队，他给出了如下注释：这是我见过的装备最差，但意志最强的军队。

　　开国大典顺利举行，内卫、警戒、安保等等，所有工作无一漏洞。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他派出的一个个“精英”，放出的一支支“暗箭”，竟然全军覆没。

　　还是在1949年的10月1日，还是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的陈济棠公馆，收音机中再度传来开国大典的消息：“新华社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赵冰谷、木剑青，于9月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二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

　　出于安全形势的需要，多起反特案件的破获，在取得胜利的当时，并没有透出半点风声，而是到了开国大典之后，才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公示的。此时，已是黄昏。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等了整整一天，甚至是有些咬牙切齿地听完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之后，等到的却是这样一条消息。他猛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大发雷霆：一群废物！

　　他颓坐到沙发里，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很多，毕竟，这时候的他已经63岁了。再想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己半辈子的对手：毛泽东56岁，周恩来51岁，他有些后悔早上没有出动轰炸机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他派出的一个个“精英”，放出的一支支“暗箭”，竟然全军覆没。

　　手段用尽，但所有谋略无一得逞，蒋介石终于心灰意冷。10月3日，他急急慌慌地飞回了台湾…… (来源：北京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