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学生赴广东实习“失踪” 两人坚持流浪(图)

　　云南职校学生赴粤实习突然“失踪” 四个孩子至今还有两人坚持在外流浪

　　学校探索“带薪就读”办学模式遭遇尴尬 专家称目前对受教育个体责任界定属空白

　　2007年仅招到9名学生，2009年的招生数暴增至千名。从重庆跑到云南办学的昆明西山华茵学校校长贺华一度以为，自己探索出的“要把学生送到沿海去实习”的办学模式，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然而，2010年8月~9月间，4名学生在云南和广东两地的突然“失踪”，却把他送到了风口浪尖。这几名来自云南乡村的成年孩子，被学校派往珠海、广州等沿海地区的企业实习，却相约悄然离去，甚至与家人也不联系，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贺华数度带着教师扑来广东，公安局、工厂、村庄；电话、QQ、媒体……两个月里，他像筛子一样筛遍了可能找到4名学生的所有线索，却一无所获——直到半月前，4名“失踪孩子”中的张红兵因“要钱”而主动联系家人；随后査红云终于也回了家。

　　新学期开学已一月有余，可另两名孩子李敬涛和李加楚在哪里？他们是否还愿意回校园？孩子们为什么要“玩失踪”？他们为何坚持在外流浪？学校到底该不该大老远把他们送到沿海来实习？谁又该对此负责？

　　专家认为，这桩典型事件暴露了当前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已久的断裂和空白。

　　文/本报记者邱瑞贤

　　图/本报记者杜江

　　“李敬涛还是没回来。”10月1日，贺华给记者发来短信。两个月的时间里，本报记者跟随学校的老师，亲身体验了一趟艰难、渺茫的寻人之旅。

　　云南家长：

　　孩子“失踪”半年来电“要钱”

　　为了寻找4个孩子，贺华已不记得专程来过广州几次了。但闹出最大声响的一次，是学生张红兵的父亲引发的。

　　8月中旬，昆明《春城晚报》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本报记者的注意。“4中专生赴粤实习离奇失踪，悲情父母忧心忡忡生怕孩子被坏人利用。请各位帮忙急转一下，望能尽快找到这些孩子。这4名学生分别叫张红兵、查红云、李敬涛、李加楚，4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华茵学校学生，去年上半年到广州等地实习一年，主要在电子厂、机械厂。从今年3月起，4名学生突然杳无音讯。”“脖友”们争相转发，本报记者则迅速与昆明同行取得了联系。

　　事件始于8月12日，已与儿子失去联系多日的张红兵之父忽然接到儿子的一个电话。电话里，儿子没有问候也没有解释，只说让家里给他寄一万元。父亲不肯，要求见他，张红兵最终答应让父亲直接拿钱到广州接他回去。至于为什么要钱、到广州后如何见面等问题，则只字未提。

　　父亲建议“求助媒体或公安部门”，张红兵极力反对，狠狠地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死也不会再联系你了。”

　　从没出过远门的张红兵父亲，当晚登上了前来广州的火车。

　　尽管在媒体上引发了大动静，但此时距离孩子失踪其实已近半年。在孩子失踪的半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出发前，张红兵的父亲和记者曾相约到广州后会合，为了不惊动“对方”，记者和公安将在远处监视，确保他安全地带走孩子。

　　可从8月13日早上开始，张红兵父亲的手机就再也没法打通了。此时，正在中山市带着另一批学生实习的华茵学校邱老师和包老师也匆匆赶到了广州。

　　整整一天，两位老师在广州萝岗区的企业里重复他们不知已经进行了多少次的“地毯式搜索”，满腹都是挥之不去的焦灼。

　　四个孩子：

　　不记得老师只记得QQ号

　　在本报记者的联系下，萝岗区公安分局东区派出所萝岗分所的林警官迅速展开了行动，他当天就在附近区域展开了细致排查。唯一的线索来自附近的两家网吧，今年2月份，李敬涛曾在那里上过网——他当时还未与家里失去联系。

　　带队老师介绍说，按照规定，这些孩子原本在2009年7月就该结束实习回云南；只有这4名孩子既没有在当地办理任何居住手续，也没有回家。从今年3月份开始，更是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

　　和他们相熟的同学，大多都已毕业离校离厂。在他们曾经实习的工厂，由于人员流动频繁，4人的离开时间又过长，线索无从寻觅。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长达半年不跟家里联系？为什么张红兵的父亲一到广州就关掉了手机？

　　越来越重的疑团，直到8月15日才有些许消解。那一天的上午，穿着在广州买的一身新衣，张红兵跟着父亲回到了老家。直到站在了云南的土地上，张红兵的父亲才打开了手机，向记者通报了自己的行踪。他对媒体的帮助表示感谢，但对于赴广州接儿子期间的心理变化，却不愿提及。

　　张红兵说起自己这大半年的流浪生活，表现得很害羞。杳无音信的日子里，他一直逗留在广州，过着“3天打工，2天上网”的日子。他说当初突然离开，“是因为赌气”。

　　由于没有生活费，张红兵在工厂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做起了小工，每天工资30元~40元，工资当天结算，包住不包吃。他觉得自己“是在干苦力，帮忙打杂，经常顶着烈日搬砖头、提水泥，挣一点血汗钱”。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每次领到工钱，他经常会泡到附近的网吧里，玩各种网络游戏。网吧的上网费每小时3元，张红兵经常一上就是10多个小时，一天的工钱基本只够上网。等钱花完了，他就再到工地上干几天，然后再泡网吧。

　　由于没有身份证，他在工地上的工资比别人少一些，钱常常不够花，便找包工头预支、借钱。

　　一年来，张红兵甚至忘记了班主任的名字，却对9位数的QQ号码烂熟于心。对于为何半年不跟家里联系，他的解释是：“不好意思”。

　　寻人老师：

　　成年学生有其人身自由

　　在4个孩子中，张红兵和有亲戚关系的査红云比较密切，他回家后把伙伴的下落告诉了査家，随后很快的，査红云也回了家。但是据称离开工厂后并未和他俩在一起的李敬涛和李加楚至今还未回家。

　　李加楚的母亲认为，儿子不愿回家是因为“农村生活苦”。有一次儿子在电话中告诉她，广州这边每月能赚到两千多元，不打算再回来种地了。

　　“为什么孩子失踪这么久家长才开始找？”这个疑问萦绕在林警官和记者的心头。

　　“一直在找，光是我和校长就来了广州好几次。”正带学生在中山实习的邱老师说。“报案后警察说挺棘手，孩子已经成年，没有线索又没有犯罪记录，去哪里找？”

　　在接受采访时，校长贺华对“失踪”这个词特别敏感，“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失踪"，家长也未必就真的认为他们"失踪"了。在失踪的头半年，家长没告知学校，而是自己和孩子沟通出现问题后才找到学校，让学校去找。”

　　李加楚的母亲说，孩子今年过年时还给家里打过电话，有一次向父亲要钱双方起了争执，孩子才“失踪”的。

　　李敬涛是目前唯一还未能联系上的孩子。贺华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李敬涛在实习期间经常不去上班，“要么就是去上网，或者就去逛街。”李敬涛的父亲说，春节前李敬涛每个月向家里要三四百元，1月16日，儿子说要回家过年，但在家里汇出400元后他并没有回家。

　　校长贺华：

　　很怕因此拿我“开刀”

　　对于贺华来说，事情远远还未结束。因为这起事件，刚刚在2009年创下招生量高峰的华茵学校停止了2010年的招生。“我不敢接电话了，领导劈头盖脸地质问。我要被拿来"开刀"了。我不干了不要紧，我担忧的是我的改革和探索被全盘否定。云南的职业教育基础本来就很薄弱，这次的事件肯定会把新探索吓回去的。”

　　华茵学校开办于2007年，那一年贺华只招到了7个学生。但是仅一年后，招生数猛增到800多人；到了2009年，更是招到了数千人。

　　对此，贺华坚持认为是自己的率先探索得到了认可。“我一直都觉得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是解决"出口"问题，我们职校是云南第一个谋"走出去"的职校。过去公办的职业教育在云南不行，主要就是没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打算在云南职业教育闯出一条新路来。”

　　“你让学生学汽修，他在实验室里学，还是让他在奔驰宝马的生产车间里学更好？前者肯定要被淘汰的啊。”学校的简介称：“昆明华茵学校是云南省唯一一所带薪读书的学校……学校紧密与沿海高科技外资企业"校企业合作"，打造适合在沿海外资企业学习、工作、生活和发展的教育体系，让更多的学生走出家乡谋发展……学校在广州、上海等地区设立驻外就业办事处，建立和完善就业体系。”

　　这次事件在贺华看来，是“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应该借此吸取教训加强管理，但不该把所有的压力都加到学校身上。难道让我们把学校搬到企业旁边，让学生一下班老师就去接？”

　　“出现了管理问题我们可以改进，但是不能因此一棒子打死。这样下去，教育怎么能取得发展呢？”

　　来自山区

　　迷失都市

　　孩子走出来后怎么管？这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从家庭背景来看，4个孩子都来自云南的偏僻乡村。对他们来说，离开家乡到昆明读书已是一种极大的环境升级，沿海地区带来的反差则更大。遥远的离家路，放飞的不仅是亲情，还有那颗依然稚嫩的心。

　　孩子走出来了，之后该怎么管？事已至此，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体制中问责机制的断裂更加明显。”

　　责任界定有否边界？

　　事件发生后，对学校的质疑几乎铺天盖地。“没有管理能力就不要把学生带这么远去实习。老师为何不把学生看好？学生从工厂辞职学校都不知道？”……

　　“事实上，到发达地区实习，已经是全国职校的通行做法，只是云南开展得比较晚。我不认为只要在昆明实习就不会发生失踪事件。教育部门对教育质量、内容和安全都有相关要求，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对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的责任都应该有所界定。”熊丙奇说。但实际上，目前问责机制相当模糊。

　　“学生失踪，很多时候应该算是治安问题，而并非教育问题。但是目前往往把学校的责任无限扩大。在实际操作中，非教学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在校外发生的治安问题，是不应把账算在学校头上的。”他认为，责任界定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哪些属于教育问题，哪些属于社会问题。

　　个体责任应有强调

　　“如今的孩子个性越来越强，想法千差万别，非要不按照制度来，我们也没办法。”贺华感到委屈。

　　“事实上，在教育体制中，学生和家长也是主体责任人。对于未成年人，学校和社会确实存在监护责任，但对于成年的学生，我们是否也应该加强他们的公民责任意识？孩子逃学、逃工，作为家长，是否也应该跟孩子强调他们自己的责任？”熊丙奇指出。

　　“从山区到沿海，孩子的心灵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瞬间被剧烈影响。针对这种巨大心理落差的引导和教育内容，我们过去没有重视，直到现在也还是缺失的。”熊丙奇强调。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