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市场强势群体应致力于缩小差距

　　9月16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近日，不少媒体报道估计，已经开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集中讨论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包容性增长”将成为这一规划的一个重点概念。

　　按胡锦涛在致辞中的阐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包容性增长”与此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表述有着一以贯之的含义，是对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公平的思路的又一次强调。

　　而“包容性增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指出“包容”是达到“人民共享”和“惠及全体人民”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和路径，并内在地提出了“谁的包容”、“如何包容”这两个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

　　市场逻辑与“谁的包容”

　　如胡鞍钢等专家业已指出的，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实现得较好，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有明显提高。

　　同时，“十一五”时期也是中国市场化取得大幅进展的时期，资本积聚的加速度开始显示出来。市场资本有所积聚之后，必然会进一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扩张自己，加速积累和积聚，这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十一五”期间，这一逻辑在房地产领域表现最为明显，住房问题也因此跃居为中国最引人关注的民生问题。近年来，资本积聚的逻辑也逐渐扩展到日常消费品及其他领域，从高端艺术品到绿豆、大蒜等食品方面都曾一展身手。

　　社会建设与资本积聚速度的赛跑，对普惠式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简单地说，如果社会建设的速度与资本积聚的速度相当，或者社会建设的速度超过资本积聚的速度，则总的来看民生改善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满意度会有稳定的提升。如果社会建设的速度不及资本积聚的速度，则总的来看，虽然社会建设对社会分化随市场扩张而自然加大的进程有所缓冲，但难以抑制社会分化持续扩大的趋势。

　　对于“包容性增长”和“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言，改善民生、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社会建设是一个主要的支点，这一点目前很少争议。

　　另一个支点则是市场本身的发展。尽管市场发展必然会让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让社会分化不断扩大，但市场发展并不必然是发展成果全体共享的障碍和对立面。这不仅因为市场发展本身的确存在“涓滴效应”，令全社会收入水平“水涨船高”（虽然如果缺乏社会建设的对冲，社会差距必然扩大）。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包容性增长”强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发展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包容，特别是强势社会群体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包容，富裕群体对所谓“后富群体”的包容。这一论述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事实上提出了“谁的包容”的问题。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建设固然有其改善民生的包容性，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各种市场主体是否也应该有包容性？是政府的包容，还是资本所有者的包容，还是政府、资本所有者都要包容？是民营资本的包容，还是外资的包容，还是国有资本的包容，还是所有资本都应该有所包容？

　　市场强势群体

　　应致力于缩小差距

　　近年来，有关发展的各种社会争论一直延续不断，其中大部分争论都与各种市场强势主体的作为有关。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论题，如土地拍卖和拆迁；与国有资本有关的论题，如垄断国企过高的福利和不合理的高收费；与其他资本有关的论题，如劳资矛盾问题、工人利益受损问题，等等。

　　这些争论显示，事实上人们更愿意找出某一社会群体来为社会矛盾和不公正负责，希望借此压制这一社会群体。人们更习惯于强调社会矛盾的一面，强调他人的责任，继续扩大社会分歧，而不大愿意寻找缩小社会分歧的可能性，因此也较少全面考虑所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包容”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当部分人或许认为，社会不公正所包含的矛盾事实上很难甚至无法得到温和的缓冲或者化解。最为显著的例子是，无论支持资本自由扩张的人，还是要求严厉管控资本扩张的人，都对资本所有者的作为抱有消极的态度。人们对于一般性的市场资本扩张引发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劳资问题，要么因为它是市场逻辑必然会有的自然表现，而无可奈何，或者认为理所当然，或者过于恐惧市场资本的自我节制和外在规约，以为必要的节制和约束必然会损耗资本的活力；要么过于强调和恐惧资本之“恶”。 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增长”论述明晰地提示，目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具有“包容”性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至于“谁的包容”的问题，则所有在市场和社会中处于较强势位置的社会群体，都有包容的责任，都应该思考“如何包容”其他社会阶层的问题。关键是强势群体特别是资本所有者面对逐渐出现的矛盾，需要有主动意识，主动调整自身的作为，改善自己和普通劳动者的关系。

　　从全球现代化进程来看，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常见现象。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当时工业革命造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由此产生的问题逐渐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用英国著名思想家雷蒙·威廉斯的话说，“穷人和富人，这两种国民当然已经是出名了”。之后，英国社会的优势阶层开始努力“将这两种国民合为一种”，而避免社会继续陷入尖锐的分裂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上层社会逐渐主动与社会基层之间沟通和交流，其中劳工教育成为英国社会调和的主要途径，英国政府和上层社会主动支持对劳工的继续教育，一些企业主也开始经常访问雇员家庭。如此这般的努力，有效缓和了英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这也意味着，在缩小社会分歧、促进社会包容方面，除了慈善事业之外，市场优势群体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对于市场强势群体而言，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包容”责任，对其自身的永续发展别具意义。那种以为把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界定为“社会与国家”的矛盾，界定为民众与政府及垄断国企的矛盾，就可以让自身置身于矛盾之外的想法，其实可能推动了社会矛盾，而其自身没有能力弭平市场社会的冲突。

　　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政府和国有资本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同样应负的责任，其责任其实要更为重大。本来，从历史来看，一开始，政府和国有资本最为重要的定位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平等。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和国企的作为如何才能重新成为社会公正的基石，才能避免成为社会不公的推动器？

　　对于政府而言，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其在市场经济管理和运行中的中立性；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则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以较低的效益提供较多的社会就业，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快实行社会分红，即提高国企收益上交国家的分红比例，并将这些分红实实在在地投入公共事业和社会建设。从目前来看，社会分红是国有资本展现其公共性最为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