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我给史迪威当警卫”

　　抗战老兵：“我给史迪威当警卫”

　　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对国民党官场很排斥，跟蒋介石矛盾重重

　　口述 王楚英

　　撰稿 夏若天 汪晨（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9月9日，南京军区军事画家陈坚将著名油画作品《公元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的一幅仿真品，送给了政协南京市委员会专员王楚英老人。这位1923年出生于湖北黄梅的抗战老兵，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曾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身边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他的传奇经历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

　　10月里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王老在家中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老人虽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敏捷，他的讲述把笔者带回了战火纷飞的中缅印战场——

　　看中了“娃娃上尉”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来缅甸腊戍部署中国远征军作战。3日上午，史迪威坐飞机来腊戍与蒋介石会面，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少将派我开车去接史迪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军中将。当侯腾少将介绍我时，一向特立独行的史迪威将军开口就问：“你这个上尉是哪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史迪威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他多次来华，对国民党的官场有一定了解，当时中国驻缅甸的军事代表团人员很多出身显赫，大都是从中央陆军大学或国民党军令部挑选来的，不少人还有出国留洋的经历。

　　史迪威的问话，让我很不舒服，在一旁的侯腾少将怕我年轻气盛，做出一些失礼的举动，赶紧解释说，“王楚英上尉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平民子弟，‘七七事变’后，他参军抗日时才14岁，参加过淞沪会战，被第18军罗卓英军长称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曾得过云麾、忠勇等勋章”。他还指着我下巴的一块伤疤说：“他的这个伤疤是在江西瑞昌作战时，为救18军继任军长黄维被日军打伤的，后来当过黄维军长的警卫排长兼机要参谋，现为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的机要参谋……”史迪威听后，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并主动与我握手，对我说：“我的孩子呀，想不到你小小年纪，会有那些传奇的经历，我要同你谈谈。”路上，我一面小心驾驶汽车，一面向史迪威讲述了自己在缅甸组建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英军作战的经历，史迪威意犹未尽，下车后又约我再谈，并详细询问了日军的现状和可能动向，英军的士气和指挥官的素质等，我一一作了回答。

　　几天后，林蔚将军给史迪威选派了一名联络参谋（刘芳榘中校）和一名警卫队长（商鼎新少校）。没想到史迪威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把您的机要参谋也就是前几天给我开车的‘娃娃上尉’，派给我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林蔚大吃一惊，说：“王楚英毕竟年纪轻，阅历浅，恐难以担当此重任。”但史迪威说他相信自己的选择。

　　按常规，我是根本不可能给史迪威当联络参谋的，第一我并非出身名门，没有学历，也不懂外语，只是个19岁的上尉，各个方面都不够资格。我想，史迪威把我选到他身边，也说明他独特的个性，他对国民党官场是很排斥的，知道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很怀疑派给他的人是不是安插在他身边的一个内线。我没有背景，在他看来，还是个娃娃，会对他讲真话，不会考虑很多。另外，我参加过战斗并与英国人打过交道，他可能是基于这几点考虑。此后，我开始跟随史迪威深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各个战场，驾车载着他穿越枪林弹雨，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协调保障，出入火线。

　　官兵们叫他“美国大叔”

　　在史迪威身边工作了两年多时间，我对这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美国军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带兵之道和治军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史迪威是一个中国通，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前后生活长达13年，会说汉语和一些地方的方言，他和四川兵在一起时，会说“啥子哟”，这有利于他与中国官兵的相互沟通，基层官兵都亲切地称他为“美国大叔”。同时，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战斗间隙，他会用汉语讲述岳飞精忠报国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等历史故事，有时还会引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类的文言文。他对中国士兵充满感情，总是亲切地称基层官兵为“我的孩子们”。他常对我说，中国人朴素耐劳，只要讲一些浅显的道理，如中国人受日本人欺负，打仗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就会在战场上拼命。他写给妻子的家信中也说到“中国士兵太可爱、可敬了”。

　　与对待普通士兵不同，史迪威对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比较严格，体现了他“亲下而傲上”的性格。史迪威刚到缅甸时，跟随他多年的老副官多恩中校找房子为他设置司令部。多恩在生活保障方面做得比较多，但没有把作战室布置好。史迪威非常生气，讥讽道：“你们看这座楼像旅馆吗？多恩中校做一个旅馆的经理人倒是蛮称职的。”当看到我把作战室布置好之后，他对多恩讲：“参谋就是做这些事的，这个小娃娃都能做，你怎么做不起来呢？”

　　史迪威带过来的有些美军联络官不能真心诚意地配合中国军队作战，他就说：“请你们立即离开现在的岗位。”不迁就、不袒护。在定战斗决心和作战计划时，他总是召集下属军官充分发表意见，他说：“在讨论作战计划和军务大计的会议上，不论官职大小，人人都有发言权，而且是人人有义务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正是诸位尽职尽责的表现。”有时，在会议上，他也要我这个“娃娃上尉”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治军中，史迪威注重实际、着眼实战，不流于形式。当时中国军队在前方打仗，弹药、食物消耗完了，要派前线的人到后方去取，伤员也是从前线送下来。他说应该反过来，要做到“补给到人、输送到连”。史迪威练兵注重抓住5个环节，即“准备、讲解、示范、实习、考试”，士兵考核不及格要重来，直到过关为止。国民党军队的训练，打靶打得不好就算了，最多重练一次，而史迪威通过严格正规的训练，让中国远征军的战斗技能和军官的指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从缅甸逃出来是奇耻大辱

　　史迪威来华之初，提出了“只有进攻才能拯救缅甸”，这个想法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前期相继组织了“同古会战”、“平满纳会战”，都是以一种积极进攻的战术思想来指导入缅作战的。史迪威说，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进攻，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但英军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保住缅甸，后来屡屡背弃承诺放弃阵地、自陷绝境，还要中国军队派兵营救，使已准备就绪且稳操胜券的“同古会战”、“平满纳会战”相继中途夭折，从而导致缅甸战场的全面惨败。

　　入缅作战失利后，部队该往哪里撤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史迪威准备带着中国军队到印度去，但杜聿明要把部队带回国，蒋介石也要求回国，从战场态势看，撤回国不如撤到印度：当时大部分战略物资都是从印度来的；向国内撤退的道路已经被日军切断了，向印度撤只需过一个亲敦江，而且日本军队向印度进攻的力量还不够。由于选择了错误的行进方向，往国内撤的第5军、第6军损失惨重，戴安澜殉国他乡，杜聿明九死一生。

　　对于入缅作战的失败，史迪威非常痛心，他说从缅甸逃出来，是一个奇耻大辱。他认为入缅作战的失败，一是英国人背信弃义，还有就是盟军未能在缅甸取得制空权。之后他认真制定了《收复缅甸计划》，并积极付之于实施。在印度兰姆伽和昆明等地，史迪威建立了多个训练中心，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训练了几万名官兵。在反攻阶段，他作为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带领中国远征军取得了“于邦大捷”、“加盟大捷”、“孟拱大捷”以及攻克了密支那，胜利一个接一个。

　　史迪威强烈支持从印度修筑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并在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中印公路通车后，蒋介石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之日，发表了题为《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的广播演说：“为了纪念他（史迪威）的卓越贡献和中美部队在他指挥下在缅甸战役及修筑此路所扮演的显著角色，我们就以史迪威将军之名给这条公路命名。”

　　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我在老年之时，每每想起史迪威，还为之感动。很多人不知道，史迪威原本在美国会有很好的发展，1942年，他受美国政府派遣，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来华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开始履行其职业军人生涯中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史迪威率领着由35名军官组成的参谋班子和400名教官、技术人员一起来到中国，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学会美国的战术和技术。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放到现在应该是养花、散步、打太极了，但那时的他，身材瘦削，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手把手训练士兵和军官。他为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国远征取得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蒋介石对史迪威最初的印象不错，两人一度关系融洽，蒋甚至还向罗斯福建议，由史迪威担任缅甸中英联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在给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史参谋长的指挥”，对史迪威的一些建议和要求，也尽量予以采纳和满足，但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信任史迪威。设在缅甸的参谋团名为史迪威的参谋部，实际上是受蒋介石控制的，史迪威没有升迁、奖惩军官和执行军法的实际权力，这是史迪威最无奈的事。第200师在“同古会战”中被日军四面包围，杜聿明向蒋介石请示并撤出战斗，史迪威竟不知情，使他感到很受伤害。

　　史迪威也有问题。他身边的美军参谋们总是鼓励他与蒋介石斗，当史迪威的要求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时，就以辞职甚至以减少援华物资相要挟，致使蒋介石非常不满。在收复缅甸前，史迪威向美国陆军部请求调入数百名军官来华，准备让这些人来接替中国军官的指挥位置。他计划将团长以上军官、特种兵营长都换成美国人，这遭到了蒋介石和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认为这是军队的主权问题，这些人当联络官、顾问可以，但不能当指挥官，这使史迪威很不高兴，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蒋介石之间业已存在的裂痕。

　　但作为一名美国军人，史迪威是真心地希望帮助中国改造军队，去打败日本取得抗战胜利，并使中国成为他理想中的大国，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朱德总司令称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将军，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是有道理的。

　　史迪威提出要积极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起抗日，要求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物资拨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积极促成了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这令蒋介石尤其不能容忍。最终，蒋介石强烈要求把史迪威赶回美国，尽管罗斯福和马歇尔都很不情愿，却只能向蒋妥协。而史迪威本人，虽然带着美好的愿望来到中国，最后也不得不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

　　1944年10月23日，史迪威离开中国前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话别。他最后把我这个跟随他在缅甸战场浴血抗战两年半的“娃娃兵”找去谈话，这次谈话令我终生难忘，临别之际，我心目中这位长者和导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知道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吗？我告诉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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