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十二五”：“富民强国”战略可以开始起步
在计划经济年代，强国富民可能是执政党很难避免的历史选择，但结果是国家财富和居民财富失衡，因此作者认为，“十二五”时期应该树立“富民强国”发展思维和发展理念，这不是哪个更重要的价值观问题，而是考虑到未来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自然要求。
■韩康
国际金融危机基本结束后，中国将进入“十二五”发展时期。
“十二五”是我国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十二五”期间，我们既要在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不失时机抢占全球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还要更加有效地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社会经济矛盾，为中国更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固、宽广的基础。
现在社会各方面都很期待，希望在“十二五”期间，对当前中国的三大课题——转变发展方式、追求社会公平、深化体制改革，能有新的突破。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政府决策部门组织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集中研究，已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方案，对以上三大课题都作了积极回应。然而，我认为，有一个东西可能更加重要。
在“十二五”时期，树立一个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理念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富民强国。
强国富民和富民强国，看起来只有词语排序上的差异，实际上并不相同。在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30年，尽管体制特征大不相同，但就政府进行发展战略操作的实际状况看，都未摆脱强国富民的路子。
强国富民绝非贬义，更不是一个坏字眼。计划经济17年，强国富民可能是执政党很难避免的历史选择。当一个现代国家在建国时强敌环伺、战争威胁未消、工业化几乎为零的时候，如果不先集中资源把国家力量做大、做强、做硬，恐怕其他的事情就很难办。这种情况下，政府在“黄油和大炮孰先孰后”的选择时挑选后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发展背景下的强国战略，又被计划体制进一步强化了、扭曲了。在国家集中配置资源并管控社会经济活动的体制下，无论主持者的最初动因多么美好——计划体制绝非不关注民生发展，结果必然是国家力量的优先扩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长期迟滞，最后则是人民群众不再愿意为这样的强国目标付出，甚至采取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从前和现在，所有计划体制的案例都为此作了证明。
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发展方针。这是一个革命性改变。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现代化发展思维和发展理念方面出现了重大历史进步，第一次把民生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一切以民生福祉为准则，一切以民生进步为判断社会发展进步的尺度。事情确实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实力空前强大，老百姓贫困的帽子基本上被摘掉了。
然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强国富民的发展路子，具有很强大的思维惯性、机制惯性和利益惯性，并没有轻易离开政府的管理行为。
计划体制的顽固影响，进一步促使这种发展路子在新的环境下以新的形式得以继续延伸。根据我的一个研究数据，1998年到2005年，GDP年均增长8．9％，同期国民收入的几个重要指标，工业企业利润（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体）、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城市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分别为30．5％、18．6％、16．6％、9．9％、8．7％、4．6％。这个排列足以说明问题。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低于GDP的增长水平。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个调研分析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为36．7％，22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大量积聚起来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谁的手里？这个问题很难一下子说清，但有几组数字可供参考。2009年底，中央财政收入3．5915万亿人民币，中央所属企业资本和利润总额分别是22万亿和0．9655万亿，国家外汇储备约合16．4万亿，总计42．95万亿——这应该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直接掌控的资本财富吧。同年，城乡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分别为26万亿和21万亿。尽管这些数据远不是国家财富和居民财富的全部，但至少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二者可能不是一个等量级。
对以上状况，几乎没有多少学者认为是合理的。
但是，在这里，我还要讲另外一种分析。根据经济史的研究材料，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特别是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的时候，资本积累与聚集的机制发挥重要作用，资本垄断的力量特别强大，同时，国家也常常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乃至最终形成各种形态的国家垄断。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本财富特别是垄断资本财富的增长特别快，国家资本财富和国家掌控社会公共产品的规模也特别大。
这种历史材料能否为中国30年来发生的上述情况做出解释，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中国已经度过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前期发展阶段。按照国内学界一个比较认同的观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的后半段。200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0年第二季度，国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已经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改变强国富民的发展思路了。
也许有人会说，政府在筹划发展时从来都是充分考虑民生问题的，强国富民和富民强国又何必那么较真呢？
如果做理论上的辨析，确实很难说清。但只要实际考察一下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事例，就不难看到区别了。以民众最为诟病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为例，很显然是基本公共福利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这些事情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一个主要矛盾是资金大量短缺，再讲下去，就是需要通过发展来逐步解决问题了。这样的解释，30年前或十几年前或许还能说得通，现在则完全不能成立。前面已经讲了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政府应该是“不差钱”的，问题是怎样分配。
现在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运作的资源规模（有形和无形的）相当可观。但这种运作实际上有一个既定模式——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必需优先投入和保持增长，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刚性选择。社会民生项目的投入及增长也被列入重要位置，但在实际操作上，同国家大项目体系相比，绝对不是必须优先投入和刚性选择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在前者分割有剩余的情况下，才能筹划后者的发展空间。
从“十二五”开始，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决策思路，换一种倒过来的决策运作方式呢？
首先，把经过合理确定的国民收入增长指标放在第一位，摆在GDP增长之前。对完成这个指标的相关项目体系进行优先投入，并进行配套政策安排。之后，再确定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的投入及增长。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盘子，也相应按照这个秩序进行设计。例如，在“十二五”期间，可以把建立城乡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改革两件大事作为刚性发展目标，集中投入，按期完成，不再试点。同时，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较大幅度减税，把国家对创新激励的主要财力支持放给民营企业，政府垄断经济部门进一步战略性收缩，积极扩大民营资本的市场竞争领域，以及其他有利富民的政策举措。
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出现一种有争议的现象，就是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其投入及增长水平会有所下降。但我认为，这种增长水平的适当下降是必要的，完全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水准在新形势下的提升。而这样做的好处，却可能成为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真正枢纽。
其一，随着消费预期的稳定和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社会消费规模必然迅速扩张。只有在市场消费力增长完全超过政府掌控的投资力增长的时候，消费者主权才能真正确立，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全面发挥。
其二，只有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能力上一个新台阶（无论叫什么倍增计划也好），国内市场加速扩张提升水平，内、外需失重结构才能逐步扭转；对国际经济的被动依赖才能逐步递减；央行也可以不必大量超发人民币，以货币风险为代价形成政府强势购买力，而民间总体购买力也才能得以提升。
其三，只有社会消费（现实的和潜在的）被充分实现之后，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找到最合理的投入、发展方向，而只有依赖市场和社会消费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成为最有用和最有效率的社会公共产品。同理，只有为市场所接受和社会消费支撑的经济结构调整，才可能脱离人为的主观设计，找到合理的方向，有效地持续下去。
最后，在居民富裕水平大幅提高后，政府可以找到新的更广税源、税基 ，政府财政收入从长远看不会受到损害。
富民强国并非出自价值考虑。
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本文并非出自价值观念的考虑——当然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也非常重要，而是完全从发展出发，考虑未来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自然要求。
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这种转变或迟或早总是要出现的。如果出自政府理性、自觉的转变，虽然体制内部矛盾多多，难度不小——主要是政府机构掌控大量投资和资源的权益损失，但总体看是划算的。因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不满意目前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现在的财富分配结构，越来越不满意政府财富增长和自己实际福利增长的反差，也越来越不满意政府对此的无能为力。那么，这种转变就可能以另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了。
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肯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可企望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十二五”是一个起步的机会。
（本文是为《“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大战略》一书作的序言）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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