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中全会公报中，笔者注意到有一小段强调“危机”的话，摘录如下：“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虽有些套话的味道，但或许并不是无的放矢。
对改革30余年来的发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我的看法是，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或者借用英国作家狄更斯形容他所处时代的一句经典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和稀泥，事实上对一个国家的评价，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有着多种面目和身份。
中国近些年从经济角度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高增长，但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同样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溃败、环境污染、人口危机等等，哪个事情都够我们折腾一阵子。
问题是，不发生危机则已，一发生危机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这也就是医学上常说的“并发症”。它源于我们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这个世界，转型国家很多，但经历着双重转型，即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国家则少之又少，而背负着如此庞大人口和历史债务的转型国家，可说是绝无仅有。
历史表明，具有全局性的社会转型，并不都一帆风顺，而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
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经历了两次社会转型。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从1978年改革开始，正在进行第二次社会转型。在这次转型前，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具有很强的政治整合力，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能力都较弱。在高速转型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职责，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
这样，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国家逐渐从许多领域退出，社会的自治化程度和组织化在提高。转型还使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利益群体大量涌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一切，导致生产生活方式、管理理念、社会结构与道德价值系统等都受到严重冲击，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挑战。
例如，从政治层面看，转型带来了公共参与的压力增加、公共政策的效能不高、行政性政府的权力优势过于明显，以及政治公正与政治效率的拉锯急剧扩大的挑战；从经济层面看，转型使得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压力增大，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挑战；从文化层面看，转型带来了文化整合力渐弱，文化冲突加剧的现象；从社会层面看，转型带来的挑战更多，它打破了旧有的权益格局和发展模式，会造成局部甚至全局的失衡乃至混乱。这其中，哪个环节应对失误，都会出现致命的后果。
因此，中国下一个五年面临的内外发展环境，都将更加严峻，这逼得我们时刻都要怀有危机意识，每前行一步都要战战兢兢。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责任编辑：高瑞)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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