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周刊
他是举国体制下的成功官员，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韦迪从入主足管中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
记者/张 伟 特约记者/晓 光
被球迷戏称为“水货”的韦迪(原水上中心主任)在迎来他入主中国足协的“百日”之际，他和他的“百日新政”遭遇球迷和媒体的质疑和反对。尽管直到现在韦掌门还是在辩解，外界关于“伪新政”、“韦举国”、“唯政绩”的说法是对他的误读，然而实际上无论是“韦十条”的出台还是铁腕清洗足协旧臣，他的一系列举动都标示着深深的“举国体制”烙印，“功利足球”、“政绩足球”依然是他追求的主旋律……
“韦新政”，“伪新政”？
中国足球掌门一职向来都是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从王俊生到阎世铎，从谢亚龙到南勇，韦迪的前任们几乎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但每届新掌门上任之初与球迷以及媒体之间总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蜜月期”。韦迪同样如此，甚至一度比他的前任更加高调、更被看好。
首先，韦迪是在中国足球陷入最低谷，中国足坛反黑风暴席卷全国的情况下被总局推到前台的。在原掌门南勇等被公安机关逮捕后，可以说韦迪是在中国足球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一个人，甫一亮相，他就被外界看成是“救世主”，再加上之前他在拳击中心和水上中心的成功经历，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与此同时，韦迪本人更是信心满怀，这从他发表的就职宣言中就可见一斑。
“我会让男足重回亚洲一流，女足重回世界一流！”“我会加大对青少年足球的培养！”“我会加强足协队伍的建设！”“我会……”韦掌门的句句豪言，或者说是誓言，掷地有声，豪气千丈。 顿时，无数球迷被吊足了胃口：韦大人此言一出，是驷马难追还是泥牛入海？这一天会成为中国足球新篇章的起点吗？
有业内人士分析，韦迪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央领导对足球的重视，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足球做出明确指示，今年更是有十部委联合监控联赛，从而解决了此前足协对一些丑恶现象没有执法权的难题，“这是自上而下的动力”；二是广大球迷对足球的热情，“这是自下而上的动力”。从工作了9年的水上中心来到足协工作，韦迪承认，自己对中国足球还不够熟悉，这样的跨度有些大，但出人意料的是，韦迪在发言中依然体现出了强烈的自信，韦迪多次重复提到“我很有信心”，而且在中国足球处于最低谷的时候，韦迪就敢说“三五年内，男足回到亚洲一流，女足回到世界一流”的话，甚至还立下了“如果搞不好，我就引咎辞职”的“军令状”，可谓“语”惊四座。
在韦迪就职宣言仅仅一周后，很多人还对韦迪持怀疑态度之时，中国足球队用一场接近完美的胜利以3∶0力克韩国队。那是中国足球人等待了整整32年的一场胜利啊！自1978年亚运会上，中国队在曼谷0∶1输给了韩国队，从那场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国际A级赛中一直未能击败过韩国队。而这一次中国队不仅击败了韩国队，而且还凭借于海、郜林和邓卓翔的三个精彩入球，创造了过去32年双方比分最悬殊的一场胜利，令中国球迷大长志气、大快人心。
如果说东亚四强赛上国足痛击韩国队是中国足球自我救赎的历史性一步，那么紧接着在亚冠赛场上，中国球队的全线胜利更加让人感到中国足球的春天似乎要来了。当时在亚洲冠军联赛东亚区首轮战中，代表中国参加的四支球队延续了国家队在东亚四强赛中的良好表现，打出了久违的精神面貌：中超冠军北京国安在主场近3万球迷的呐喊声中以1∶0战胜澳超冠军墨尔本，胜利捍卫了主场的尊严，山东鲁能客场以1∶0战胜广岛三箭，再次让日本球队品尝到了失利的苦头；长春亚泰以9∶0痛击印尼佩西普拉队，在获得本年度的亚冠首胜的同时，9∶0的比分也一举刷新了亚冠联赛自2003年创办以来中国球队的最大净胜纪录……顿时，来自各方的溢美之词开始多了起来。“韦哥，我看行！”一时间成为了媒体的流行语。
可以断言：中国足球的春天其实没有来到，但是韦迪的春天似乎来了，而且似乎更加温暖、浪漫、生机勃勃……
然而，就在外界对他寄予厚望之时，上任只有两个多月的韦迪在大胆阐述“改革新政”时，却遭遇到了球迷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他与外界的甜美“蜜月”戛然而止。
3月中旬，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召开2010年中超、中甲联赛工作会议，韦迪在会上首次推出了关于国字号球队全新的组织方案，即国奥队将挑选各俱乐部的非主力适龄球员单独组队，参加新赛季的中超联赛，而国青队则将挑选各俱乐部的非主力适龄球员单独组队，参与中甲联赛。韦迪一厢情愿地声称：“这份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尽快提高国字号球队的水平，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路，并且这条道路并不是急功近利的，而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就是后来被媒体极力声讨的赫赫有名的“韦十条”，由此还引发了球迷对他的经典辱骂：“韦迪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其实，国字号球队征战联赛不是没有先例，20年前徐根宝率领国家二队也曾征战过联赛。但毕竟时过境迁，特别是中国足球已经走上职业化道路，国字号球队打联赛的诸多技术性问题近乎无解：球员的薪水、奖金谁来支付？与母队遭遇，球员会不会放水？……由此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对中国足球的伤害更加致命。
有专家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韦迪：放眼世界足球强国，没有一支国家队成绩是靠长时间的集训来提高的。即使是20年前的那支国家二队，最终还是无缘奥运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实是，职业化之下的球员归属于俱乐部，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俱乐部的资产，国字号球队打联赛而长期征用球员，已经违背了职业化的理念。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战略层面来看，“韦计划”都是明目张胆的“开倒车”，招致各方反对可谓咎由自取。
反对声不仅来自球迷和媒体，韦迪“获得俱乐部同意”的话音刚落，立即就有俱乐部表示并不知情，更有一些俱乐部明确反对：“足协这不是明摆着是在无视职业足球发展规律、独断专行吗？”
长期以来，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一直都是“三位一体”：足协、足管中心和中超公司实际上是几块牌子、一套班子。南勇最终身陷囹圄，除了个人道德素养的问题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全无外界监督的体制所赐。如今，“韦计划”视球迷、媒体的意见以及俱乐部的利益如无物，铁腕更甚于昔日的南勇。就算有一百个理由相信韦迪的个人品质会强于南勇，但是体制一日不变，韦迪决策“出昏招”的概率就不会亚于南勇。
尽管韦迪本人口口声声表示，他绝不会把中国足球带回“举国体制”的老路，可是有圈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韦迪试图推行的国奥打中超方案，其实质是要把中国足球的所有资源、所有关注度都捆绑在“出线足球”的烈火战车上。他根本不明白也不愿明白，一个富有强大活力的联赛能够造就一支永远强大的国家队，也会让青少年足球成为有水之源而永不枯竭。所以，就像一切前任，韦迪根本不认可联赛为本的理念，至少他嫌“慢”。当然他也知道，不能把职业联赛逼上绝路，因为那是出线足球的提款机和征兵站。如此，“韦新政”还不等同“韦政绩”？
由此我们发现，韦迪新政的推出，可以说在不经意间也将其“功利足球”、“政绩足球”的思想暴露出来。
“铁腕”作风遭质疑
韦迪是胸怀大志的，而且很有想法，很铁腕。其实，细数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哪个中心领导包括国家队权力核心人物不是这样的？比如乒羽、跳水、体操、举摔柔、射击，“铁腕人物”数不胜数。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韦迪把他在水上中心的“铁腕”作风变本加厉地转嫁到足球中心，其影响力不啻于一场“政变”。
4月6日下午，中国足协在办公大楼东玖大厦813室召开“教育整顿阶段性总结大会”。会后，马成全、李冬生、蔚少辉、冯剑明和郭辉这5名部主任级干部接到通知，要他们放下手头工作，立刻去体育总局党校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习。另一位远在非洲带队打比赛的中层干部朱和元也接到了来自总部的紧急通知：立即起程回国。
自南勇、杨一民等人被捕后就有人指出，足协从主管到中层甚至到办事员都存在腐败行为，而腐败在足协根深蒂固，甚至形成了“捞钱”竞赛的局面。如果继续使用这些人，很难保证在反腐工作结束后，腐败再次死灰复燃。另外，如果不将南杨的老部下清洗掉，那韦迪在工作上很可能像当年的谢亚龙一样被“架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迪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决定。
4月19日，韦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杨新利、戚军、曹景伟、郭涛、孙哲东到足管中心挂职担任中层干部。在这5名新中层中，曹景伟是韦迪真正的“自己人”。曹从2002年起从事国家队皮划艇训练工作，曾担任国家队教练组副组长兼科研教练。2005年，时任水上中心主任的韦迪提拔他成为水上中心运动二部部长，主抓赛艇项目，北京奥运会上，“女子赛艇四金花”金紫薇、奚爱华、唐宾和张杨杨成功加冕，曹景伟同样功不可没。其余的4位，杨新利以前在总局信息所工作，为人谦和，处事低调。戚军曾是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铁人三项部主任，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秘书长。孙哲东原为北体大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郭涛原为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韦迪钦点的5位新骨干全部都是清一色的“举国体制”下培养的优秀体育官员。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被“清洗”的冯剑明曾愤怒地起身，矛头公开直指韦迪：“现在这么搞事情，对足协原来中层干部不公平，不能出了事情(南勇、杨一民的问题)就把所有责任推到了我们这些人身上！”可是，韦迪却根本没有理会这些，并一板一眼地表示，这是机构调整必需的工作安排，至于在北京体育大学参加党校学习的原先6名中层干部，由于机构大幅度调整，按照总局规定，原有聘约已经终止。
可以说，5名新中层正职干部到位，足管中心内部机构的全面调整总算告一段落，“韦班子”初步搭建完成，韦迪在他上任满3个月后落实了一桩心头大事，从此，位于夕照街的中国足协进入了“水货时代”。知名足球评论员周文渊在博客中撰文称：“兵贵神速、兵不血刃，韦迪如此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理论上应该由会员选举产生或罢免的旧足协，让我不由得想起历史上常见的宫廷政变，或二战时德国人的闪电战。且不论是否合法、是否人性，纯粹从权力斗争角度看，这一手真是太漂亮、太优秀了。在中国体育的历史上，对一个司局级机构，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彻底、迅速的组织人事调整。而此时，韦迪上任不足3个月，如此敢想敢干，真不愧其‘斗犬’称号。 ”
对韦迪这种做法，有人给出两种解读：其一，根据早已锒铛入狱的南杨等人的交代，蔚少辉等原足协中层干部全部或大部有问题，所谓“问题中层”实际上是涉案中层，因此被一锅端是高层早就确定的行动，韦迪只是执行者。但“六君子”的问题或罪行没南杨那么严重，为了不让外界产生“足协从上到下全烂了”这一不良印象，更为了避免产生“足协这么烂，总局该负何责”之类的联想，故采取了先让他们到党校“学习”的缓冲手段。其二，“六君子”未必都有问题，但他们在“教育整顿”期间表现不好，在国奥打中甲等众多问题上，对新领导持消极甚至拆台的态度，让“新政”很难推进下去，迫使韦迪动用“可以从外面调人”这一尚方宝剑，把这些“改革”的绊脚石一脚踢开。“六君子”成了韦迪新政的牺牲品。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马成全等6位原本养尊处优的正处级国家干部全成了需要等待机会重新上岗的“待业人员”，并且还要先洗刷身上或许是莫须有的污点，这让他们不恨韦迪就太难了。
当然，厉行铁腕新政的韦迪管不了那么多了。可以想象，招安了郎效农，驱逐了马成全，今后韦迪在推出诸如国奥打中超或每年派100个孩子留洋等天才构想时，再也不会在外部舆论围剿+内部中层抵制的内外夹击下，好没面子地收回成命了。不过，“宫廷政变”后，在由全部浸淫于“举国体制”的总局系统官员组成的新足协内，韦迪固然可以令行禁止地推进他的任何新政，却极可能遭遇新的、更多的麻烦。很多人从专业的角度，怀疑“水货”当家的新足协能否管好中国足球。这样的质疑确实很有道理，比如像备战世界杯预选赛那样的大场面、大制作，恐怕不是只运作过小小赛艇的曹景伟可以轻松驾驭的。在这方面，博士学历也根本帮不了什么忙。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洗了足协重臣之后，借着新中层到位，韦迪再次信誓旦旦、自信满满地宣布，中心将从今年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筛选青少年足球精英赴欧留学。韦迪强调，与上世纪90年代并不成功的“健力宝”模式不同的是，此次人才外派培养计划将采取“集中、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即中心每年从全国筛选出80名年龄在15至17岁的青年才俊赴西甲等高水平职业联赛国家，以五六人为一组将这批孩子分散在多家欧洲俱乐部，待到这些俱乐部非集训周期的时候，再将这些孩子集中在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些孩子的培训周期为2年至3年，中心打算在未来5年内，年年都招募同等规模的青少年赴欧。据悉，负责培训中国少年的俱乐部将包括巴塞罗那这样的豪门。
韦迪此举，再次遭遇到质疑。一位足球界元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痛骂韦迪：“他这不是在乱搞嘛？搞什么国字号打联赛，又搞什么筛选青年队员留洋训练，这都是20年前就被否定的东西了，现在又搬出来了，还好意思口口声声说是什么新政、创新？难道这就是他说的重视联赛、重视青少年培养吗？……”
面对如此质疑，不知韦掌门有何感想？
失败从开始已经注定
此前，一直有人认为韦迪进入足协后最大的问题是外行领导内行。或许，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当年学院派的韦迪在出任重竞技中心主任和水上中心主任时，他何尝不是“外行”呢？可是他却能创造一个又一个优异成绩，刷新了一个一个纪录。说到底，作为领导最重要的并不是内行还是外行，而是管理水平、战略眼光和驾驭能力，如果他能做到这些，即使“外行”也能很快成为“内行”，成为成功的管理者。
说到底，韦迪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举国体制和职业体育之间找到一个突破点。在举国体制之下，中国乒乓球队、体操队、羽毛球队、举摔柔项目、水上项目、雪上项目可以在奥运会上夺来一箱子金牌，可是就算100块奥运会金牌也无法换来一个足球世界杯冠军和足球奥运会冠军，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为什么在举国体制之下，我们可以搞好那些职业水平较低的体育项目，却始终无法搞好职业化水平较高的体育项目，比如男子足球、男子网球。
归根到底，这正是举国体制的原罪。当前，足球职业化问题虽然多多，但无可否认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足球已经成为中国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体育领域。“职业联赛是市场行为，由各级各类企业投资的俱乐部才是市场主体”、“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是提供法规、政策等公共服务项目的秩序维持者，而不应该动辄介入”，这样的理念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多年来足球主管部门还是习惯用行政手段去干预职业化联赛，这正是一系列决策引发冲突的根源，也是中国足球重复失败的根本原因。
有人指出，现在的韦迪就是当年的谢亚龙、阎世铎，而且当年的谢亚龙和阎世铎就如同现在的韦迪，这话有几分道理。
3个月前，韦迪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发出豪言壮语，一切场景是何其熟悉，何其相似，让人不由地想起了他的前任……
在1999年奥运会预选赛失利之后，中国足协的掌门人进行了更迭，阎世铎成为了王俊生的接班者。2000年4月26日，他正式担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开始登上中国足球历史舞台 。上任后，阎世铎到东北和天津等地搞了两次调研工作，倾听各方意见，低调是他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 “我国足球能有今天的发展局面是来之不易的，大家都有珍惜和维护足球改革成果的责任和义务。我国足球发展要为国家的社会稳定服务，而不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这是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并坚决做到的。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足球工作搞好了，可以为党和政府帮大忙，如果搞不好，也会给党和政府添大乱。”这是阎世铎上任之初的感言，曾经很受欢迎，也很有感染力。
2004年中超联赛的混乱 ，国足国奥双线比赛的失利，使得阎世铎在足协的路走到了尽头。这个时候，曾经是田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登上中国足球的历史舞台，一夜成名。 2005年2月，谢亚龙在香河基地作了简短的上任发言：“走上这个岗位，可谓是匆忙上任，目前还处于学习阶段。我曾经搞过多种工作，工作中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一个好领导应该是善于‘不捣乱’的领导。从专业角度上讲，新进入的人无论再聪明，如果信息不全，决策也会出现失误。为此，向业内同志学习，下地方足协和俱乐部了解情况，是我近期首要的任务。”需要说明的是，谢和阎都一样，在来到足协之前，都是总局里非常优秀的体育官员，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成功。
2008年，国足国奥再次遭遇重创，在外界一片谩骂声中，谢亚龙低调离去。次年1月19日，中国足协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宣布 ，南勇正式接替谢亚龙担任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南勇的上任宣言简明扼要：拥护总局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同时他表示：“这是对我的人生挑战 ，是一种压力。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距离这个岗位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我会努力做到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阎世铎的引经据典，谢亚龙的低调谨慎，南勇的四平八稳，韦迪的无知无畏……风格不同，开局雷同，结局呢？或许永远都是以惨败收场。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下的官员，而他们所驾驭却是世界体育职业化水平最高的足球项目。举国体制和职业体育，两者交错，水火相克，必然是两败俱伤。
长期以来，“混乱”的足协也成为外界辱骂和恶搞的对象。这不，韦迪刚上任不久，著名时尚杂志《男人装》也要来采访他。长相普通甚至有些难看的韦迪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也从来不赶时髦，现在怎么就成了时尚人物了呢？前不久，一位幽默的网友给出了标准答案：韦迪别自作多情了，《男人装》准备把你搬上封面其实和你本人无关，如果国家体育总局牵一头驴来当足球掌门人，那么这头驴也会被搬上《男人装》封面的……
媒体、球迷的“恶搞”也折射出，外界对中国足协的失望和嘲讽，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在“政绩足球”思想的驱使下，或许任何一位足协掌门的命运都会千篇一律。
知名体育专家李承鹏曾撰文分析那些年中国足球倒退的深层原因：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倒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对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倒退为“举国体制”足球。想当年，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曾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历史上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足球的现状。如今，韦迪高调上任，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很难突破举国体制的束缚。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此前韦迪在拳击中心和水上中心所取得的成功都是在举国体制之下的，换言之他是举国体制下的成功官员，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如今他来到了全新的领域，要面对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职业化体育领域，如何去打破中国足球“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从这个角度上看，韦迪从入主足管中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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