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网-新闻晚报
| |
| |
| |
| |
| 制图 邬思蓓 任萍 |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十七届五中全会落幕，“听众席”上关于“十二五”的民生讨论如火如荼。而与往年相同，各界智囊也在“幕后”以观点碰撞齐聚“圆桌会议”。有趣的是，对于GDP增长预期的传统关注随着全会公报提法的改变转了“风向”，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成了专家们的热门话题。
尽管观点纷呈，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财政赤字等不可回避的现状，促进消费被公认为“调结构”的必由路径。由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作为扩大内需的隐含逻辑也浮出水面。
记者注意到，在当初为“十一五”规划定调的公报中，只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粗线条的概述。而“十二五”在即，在原本框架式的公报中，却对收入分配作出了细节化的表述。
淡化“数量”强化“质量”
一直以来，强调经济发展“数量”的GDP增长值都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但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却淡化了其背后的“GDP中心”论调，整份公报都未提及“十二五”的GDP增长目标。而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也就是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画下了战略图谱。
“过去的GDP指标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它只能反映增长部分的 ‘数量’，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忽略了对社会经济福利而言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导程恩富对记者分析，“比如在垄断市场，社会福利会由于垄断价格而发生损失，GDP就无法真实表达，而一些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也被隐性地内含在社会财富中。 ”
据了解，公报中被“高亮”的内容从GDP转向了民生。在描述收入分配改革时，公报提出的两个“提高比重”尤为具象，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在二次分配层面提出，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记者，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都过低的现状，是由中国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决定的。 “过去十年中，中国产业一直以资本密集化发展方向为主，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70%以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更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只能日渐萎缩。”
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3.4%下降到了39.74%。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约为50%。相对地，企业营 业 盈 余 占 比 从 21.23%上 升 到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攀升至20.57%，如果加上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等，政府的预算收入几乎占国民收入的30%。
“调收入”旨在“调结构”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 ”刘煜辉认为，这种经济增长的循环模式依赖于外部需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亟待调整。
“在双顺差时代，虽然消费不足，但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消化，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格局、产业分工和资金流向出现了较大变化，依靠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难以为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祁京梅观点也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必须调整储蓄消费结构。
据统计，2000-2007年间，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例从 62％下滑到了49％，储蓄率从38％上升到51％，其中，居民消费比重从46％下降到35％，短短7年间下降了l0个百分点以上。而另一组数据显示，过去若干年，出口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而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锐挫到负20%，起伏40多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记者分析，启动居民消费，根源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和结构的改革。 “近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非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高，垄断企业收入加上非劳动收入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使得分配趋于两极分化。 ”他认为，这种情况下，高收入居民大部分将钱用于实业、股市、债市投资或银行储蓄，导致消费和储蓄率结构失衡愈加严重。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文跃然看来，金融危机提供的正反经验为我国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供了良好时机，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已具备一定的自身实力。据粗略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GDP达3678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消费阶段也由温饱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的较高阶段。
具体规划引猜想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正当其时，而“十二五”规划亮相时究竟会带给公众多少惊喜，这也成了专家“圆桌”上的热门议题。记者注意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在公报中提到的两个“提高比重”将在规划中进一步衍化成两个“不低于”：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劳动者收入增长不低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而从现状来看，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个别年份较高，但总体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长期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显示，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则分别增长7.2%和7.1%。
公报中的另一个信号是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分配体制存在的不公现象包括公共福利不足，再分配力度不够，公共资源的分配长期重城市轻乡村的格局还未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从事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对记者表示，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卫生投入不足，且资源配置存在失衡。
“公共服务不到位，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廉租房，这些给低收入居民提供的服务还远远不到位。有人说，对低收入居民来说，医疗、教育、住房是‘三座大山’，这个形容不过分。”王小鲁表示，这方面投入对中低收入特别是对低收入老百姓来说，负担非常沉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则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最有可为并且最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就是为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包括各类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和其他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供给。“这类服务的充足供给和充分覆盖，不仅能替代部分个人支出，产生提高居民收入的效果，还可以消除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比重和消费水平。 ”
中小企业牵动初次分配
不过，对于二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刘煜辉也提出这样的忧虑：“任何二次分配的调整都存在诸多的效率漏损，钱给谁？政府如何甄别、分配以及其中产生的腐败和监督成本等问题？更关键的是事后的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初次分配产生的严重偏差。 ”
在刘煜辉的观点里，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核心还在于初次分配。 “只要经济增长继续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与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根本没法进行实质性调整。 ”蔡昉也赞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应与就业挂钩。
刘煜辉认为，改善就业现状的捷径之一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的办法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 “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增加值创造中占50%以上，解决社会就业超过80%，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国家可以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它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 ”
按照刘煜辉的设想，如此一来可以促进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延伸。 “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他告诉记者，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记者了解到，在初次分配领域改革，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运用最低工资制度杠杆，对劳动力市场进行适当保护。 “政府还应该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改革户籍制度避免形成非竞争因素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非人力资本因素导致的工资差异。 ”蔡昉建议，还可以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培育三方协商机制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工资、保护劳动者。
垄断暴利扩大行业差距
记者注意到，与中小企业目前存活率低、融资难等困窘处境截然相反的，是垄断行业的境况，而后者的工资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行业工资收入。记者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2005年，行业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与行业平均工资最低的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相差5.7倍；到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仍是这两个行业，其差距迅速扩大到10.9倍；到了2008年，两者收入差距再次拉开到近11倍。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 “这些行业企业之所以收入高，一是其凭借垄断获得独占的市场或者无偿占有资源，生产经营环境条件要明显优于其他企业；二是这些企业凭借垄断优势，能够轻易获得超额利润，所以拥有丰厚的资金来源用于提高本行业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水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如是分析。
王小鲁则对记者表示，垄断利润应该通过垄断利润调节税最后再分配。 “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的企业，国家作为股东就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而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国家上缴税后利润，交税后利润就是自己的，造成了企业储蓄不断上升，一部分国企利润大量地积存在企业。 ”他认为，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是对的，但在收入差距扩大而财政赤字的当下，急需建立一个合理的国企分红制度。
据悉，从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看，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还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值在中国高达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则只有3.4倍。
高管“薪情”待平复
除了垄断行业平均收入过高外，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偏高问题也成为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从对比数据看，2000年前，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总体还偏低，但按照国资委的说法，2006年中央企业高管平均年薪就达到了53万元 （没有股权激励），2007年则在60万元左右。
中央金融企业还要明显高于这一水平，大约平均在100多万元。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1242户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35.45万元 （均未含股权激励收益），最高年薪为2147．5万元，金融保险业高管平均年薪为351万元。
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为34.29万元，加上股权激励大概在50—60万元；私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也达到37.41万元。更有调查显示，少数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上百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竟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千倍。
对此，苏海南分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资人监管不到位、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约束乏力。 “部分国企高管薪酬的监管主体还不明确，一些中小股东没有表决权，甚至有些企业高管是自定薪酬。 ”记者了解到，我国至今还没有全国性规范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及规定，1996年原劳动部曾向国务院申报过，但基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出台。
“高管绩效考核制度也不健全，没有剔除政策、垄断等非管理要素对企业业绩带来的影响，同时，也没有确定国企领导班子内各成员的绩效差别。 ”苏海南建议，应该理顺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对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结构、年薪水平、考核发放、列支与管理、补充保险与职务消费等相关内容都可以进行统一规范，由监管部门根据国家规范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
城乡收入“二元”何解？
而王小鲁还认为，影响改革以来收入分配的根源问题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有数据统计，尽管1990年到2008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了一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 1， 2000年为2.79： 1， 2008年进一步扩大为3.3： 1。城乡差距已大大高于国际标准。据专家分析，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物福利和补贴等隐形收入，城乡差距可能更大。
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通过计算发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构成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了40%。他表示，通过粗略的计算，只要把城乡收入的差距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就可以使得我国的基尼系数回落到0.4以内，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性可见一斑。
“长期来看，减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要靠在城市中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刘明兴认为，“因此协调城市改革，从而可以持续地让更多农村人口移民到城市来是非常必要的。 ”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对记者表示，政府需要加快城市部门改革，逐步形成市场化的工资决定机制，从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有必要逐步放弃因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一系列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比如加快农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等。 ”
苏海南则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应该通过给予政策等方面支持的力度。包括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提高其经济水平；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贫困人口进行生活救助和就业帮助，减少贫困人口；保障并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并全免学生学杂费，提高其人力资源素质水平并改善其结构。此外，他还认为，应提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支持帮助。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