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风波产生拐点效应 中国或将面临两种选择

　　钓鱼岛风波的拐点效应

　　作者 叶海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日两国政府首脑没能在河内实现会谈，短短10分钟的“非正式会面”显示出尽管双方政府都不打算让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一次小撞击而“沉没”，但“修补裂痕”或者“维护战略互惠关系”似乎对中日外交部门来说仍旧力有不逮。

　　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后，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文本。一个是中文的，一如既往地将问题归咎于日本“少数”政治势力试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搅动日本国内政局从中牟利。而另一种版本则是日文和英文的，认为中国外交继越来越“自信”和越来越“强硬”以后，正在越来越富有“侵略性”，不惜用危害全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办法来追求自己的领土野心和地区秩序霸权。

　　如果中国的阐释文本是“真实”的，中国就应该想办法把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所代表的“势力”赶下台，让他们无法干扰中日外交大局。当然，中国也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外交策略，用道义或者利益促成前原之类人物转变立场，使他们幡然悔悟，认识到发展中日关系对于他们自己以及整个日本民族的重要性。

　　但是，以中国对日本政要和选民的影响能力，不论是赶走前原，还是感化前原，其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集中火力打击“不称职的外交家”前原，难道不会把他在日本民众当中捧成一个非常称职的“爱国政治家”吗？

　　而倘若日文及英文的文本是“真实”的，中国就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中国体会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正在变大，因此要采取措施增信释疑，维护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努力让世界继续把中国想像为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另一种选择则是把“越来越强硬”理解为大国崛起中身份转换的自然过程，承认国与国关系当中可能存在无法以扩大共同利益方式化解的结构性矛盾，承认必要时通过激化矛盾来解决矛盾也是一种外交选项。

　　中日关系的当前困局正在于：不但存在两种阐释文本，而且根据每种文本还会产生不同的行动方案。到底哪一种文本是“真实”的呢？就表相而言，这个问题显然是最重要的，常识告诉我们“真实”的判断才可能衍生出“正确”的行动。然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却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因为两个文本都是“真实”的——说到底，这两个文本都不过是建立在自己的想像利益基础上对双方行为动机的想像阐释罢了，“真实”远不如“动听”更重要。同时，这两个文本也都是不完整的——中文文本无法解释何以前原会因为其表演而成为“民族英雄”，日文和英文文本不但在钓鱼岛问题上割裂了中国对外行为与外国对华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而且还在限制稀土问题上“精简”了事实，省略了中国国内自然资源正在枯竭的这一重要信息。

　　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使文本变得更完整，而是要认识到文本从来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所谓的完整文本无非是要将对方的立场、主张甚至对所谓事实的叙述纳入到本方的阐释范围内。

　　中国和日本都不太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从根本上修订自己的文本——这不是因为思维惯性，而是由于钓鱼岛问题作为海洋领土争端，其解决方案在人类现有的思维框架下本来也只能是以零和的方式解决：或者叫做钓鱼岛，或者叫做尖阁列岛，中间方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就是用来描述这类问题的。

　　正是这两种文本的冲突及其显示出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日关系无法回暖，也使得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策略——在对话中求同存异，用扩大共同利益来缓解利益冲突没能取得实质效果。

　　钓鱼岛风波对于中国外交的重大象征意义正在于此，对于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叙事文本”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外交往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在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和其他大国力量态势变迁的客观大背景下，中国的行为即便自认为一如既往地“求同存异”却也往往被外界的眼光解读为“变强硬”。

　　钓鱼岛风波对于中国外交的拐点性意义还在于，中国对“撞船事件”的前期处理及面对前原再起事端的后续态度，不仅是一场决定东亚两大国未来交往主旋律的大前奏，还或将成为中国未来外交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亚洲周边邻国和对钓鱼岛事件发话的美国都在旁观，并据此掂量未来与中国的相处之道。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富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外交至少在目前的处境正如李白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即使中国还没有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地步，至少也到了该想想自己长期信奉的外交理念是否已经是“多歧路，今安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