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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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圣母颂》的音乐开始响起，原本有些激动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
上海在《圣母颂》中安静下来
本报记者 王波
随着《圣母颂》的音乐开始响起，原本有些激动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这是一场业余的交响乐演奏，参与者有学生、白领以及从外地赶回来的生意人。他们没有制服，穿着西装、夹克衫、黑色呢子大衣，拥挤着站在上海市胶州路“重庆小天鹅”火锅店门口的4条台阶上。
演出地点，距离11月15日失火的上海静安教师公寓有300米远，隔着3条路口。这一天是11月21日，死者的“头七”，天先是阴着，后来下起雨，可前来献花的人挤满了胶州路。在这场近10万人参与的自发哀悼中，演出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圣母颂》只响了几分钟，听众也仅有几百人。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平民演奏者们希望，他们的音乐能让逝者“回到家的感觉更好”。
这是一首安魂的音乐
演出是在11时15分正式开始的，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会儿。越南人童光荣担任指挥，乐器只有很少几样，面前的谱架只有三四个，贝司、打击乐和管乐乐器太大，根本没有带到现场。
乐团负责人曹小夏原本希望在失火的大楼底下进行演奏，但因为前来拜祭的人太多，他们未能如愿。现场执勤的警察看到他们拿着提琴、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圆号等乐器，还挂起了横幅，便走上前来要求他们赶紧散去。
但曹小夏觉得，“听我们的音乐，大家哀思的情绪会好一些，甚至可以缓冲一下部分群众的悲愤”。经过一番协商未果后，她决定，乐团还是留在现场。
看到警察阻拦，围观者中有人激动地喊起来。曹小夏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希望大家不要吵，因为“我们仅仅是表达哀思，一吵就影响哀思”。
另一名年龄较大的乐团成员则在演出开始前，希望人们不要鼓掌，一起安静地听音乐。结果，曹小夏发现，第一声提琴响起之后，激动的人群迅速安静下来，只听得见音乐。一个乐团成员回忆，这“是一场没有掌声的演奏”。
《圣母颂》是乐团成员选定的第一首乐曲，因为“这是一首安魂的音乐”。他们想用它来告慰那些“可能正在回家”的灵魂。为了与现场气氛一致，他们特地把《圣母颂》改为弦乐，以便更好地起到“安魂、平抚和告慰的作用”。
这首乐曲对曹小夏自己，也有宽慰作用。从11月15日的下午4点多开始，罪恶感便在她心里挥之不去。
当时，她刚刚接完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胶州路那栋失火的大楼里住着人，并且有人遇难。而两个小时前，她乘车送另一位朋友去机场，曾路过大楼附近，看见了大楼上冒着黑烟，火苗像一条龙一样往上窜。
不过，看到大楼四周都是防护网，她以为那只是建筑工地，断定里边没有住人，便匆忙赶往机场。但放下电话后，她突然觉得，自己当时就那样过去了，太漠然。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85岁的父亲、乐团的创建者曹鹏告诉她，“乐团得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一下，一定要为这次的灾难做点什么”。自从1960年搬到静安区后，曹鹏一直住在这个“文化底蕴很好”的地方。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小夏从日本辞职回国，牵头组建了这个非官方的交响乐团。
第二天一上网，曹小夏又看见乐团成员们在网上讨论组织义演。她的第一反应是，先跟静安区政府联系，看政府怎么安排。“领导说，乐团有这个想法，政府非常感谢，但眼下很忙，一时安排不开。”曹小夏回忆，在11月16日，她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但乐团成员们却等不及了。一直都有人商量怎么去现场，有人说：“大家都可以用一束束鲜花来表达哀思，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音乐去安慰一下大家？”大家平时都要上班，只有周末有时间，而周日又刚好是逝者的“头七”，他们决定把时间定在这一天。
“‘头七’不去，作为一个上海市民，就太不尽义务了。”曹小夏说。她决定在大家自愿报名后，以乐团的名义组织一下。后来，乐团的成员收到短信，“有乐器的请带乐器，没有乐器的请唱歌，歌词自己网上找一下”，最后还特意强调“服装为素服”。
由于是临时动议，乐团成员不少人正在外地出差，直到周六晚上11时，报名的只有20多个人。曹鹏因为出差离开上海，临走前推荐自己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生童光荣当指挥。曹小夏打电话给童光荣时，这个越南人说：“我当然会来。”
我们来演奏，不是为激化矛盾，而是为了平抚心灵
起初，《圣母颂》的乐谱只打印了30多份，但周日上午，曹小夏到约定的集合地点后发现，这根本不够用。
乐团里的100多名成员来了50多名，“报名的来了，没报名的也来了”，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父母、爱人。来的人有年轻人，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除了中国人，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日本人。
许多没有赶回来的团员打电话给20岁出头的圆号手汪淳，让他帮着献束花，或者帮他们多唱一首歌。汪淳在浦东从事计算机方面工作。火灾发生后第三天，有朋友打电话时提醒他，“你们乐团能不能做场义演？”他回答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不过不能算演出，只是为了致哀。”。
同样吹圆号的刘以佳也来到现场。她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就住在胶州路上，与发生火灾的1号公寓隔着一栋楼。“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肯定打过照面，”她想起这些就难过。而她的父母虽然被政府安置在宾馆里，却每天都会回到现场待好长时间。
乐团公关经理徐俊的本职工作是投资。他正在外地考察项目，周六连夜赶回上海。他在现场的感觉是，“这个时候，跟遇难的人认识不认识都不重要了”。
演出曲目是团员七嘴八舌定下来的，只有很少几首。交响乐除了《圣母颂》，还选了《贝多芬四重奏》中的一段。提议演奏这首音乐的，是吹黑管的谢诚侃。他的理由是，这首乐曲“比较悲伤”。演奏开始前，汪淳觉得这种场合用圆号不合适，就提议圆号手们放下乐器，在周围帮忙举举乐谱，组织一下合唱。
团员们还觉得，音乐除了可以用来安慰逝者灵魂，也可以很好地平抚生者的情绪。因此，除了几首交响乐，他们又挑了3首有很多人会唱的歌，一首是《爱的奉献》，一首是《爱的代价》，还有一首是《让世界充满爱》。乐团的曲谱里没有这3首歌，团员陈寅提前在网上找好，特地多打印了几份，准备在现场分发给听众们，让大家一起唱。
结果，由于人太多，这些歌词也不够用。两个市民在现场为抢歌词，把一张纸撕成了两半，就一人拿着一半参加合唱。
合唱开始时，领唱的小麦克风被递到了汪淳手里，因为他平时在乐团里唱歌唱得好。许多人加入进来，在他旁边，一个孩子因为没有歌谱，便站到指挥童光荣的后面，从他膀子下面费力地看着歌词。
刘以佳发现，围在他们身边那些最初情绪很激动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平静下来，最后只是默默地流泪。
唱完最后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后，站在曹小夏身边的一个小女孩问能不能再唱一首。于是，音乐重新响起，众人又跟着汪淳重唱《爱的奉献》。重唱结束后，小女孩又要求再唱了一遍《让世界充满爱》。
没有掌声，许多演唱者含着眼泪。汪淳发现，围观的人也由激动变得安静，最后默默流泪。有官员也来到现场，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来演奏，不是为激化矛盾，而是为了平抚心灵，以我们特别的方式，很纯粹地致哀，”汪淳说，“不是哭啊闹啊，而是很文明而克制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
既能享受欢乐和成功，也有承受不幸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
约12时，演出结束了。此后，乐团成员陈怡倩在现场念了她以乐团名义撰写的一段悼词。所有乐团成员集体朝大楼的方向默哀了3分钟，周围群众也跟着一起默哀。有戴黑纱的家属，则向乐团鞠躬。
曹小夏感觉，那一刻周围“跟剧院里一样肃静”。
演出结束后，乐团和成员默默散去。谢诚侃立即又赶回浦东加班。小提琴手李欣惠直奔上海大学上下午的课，她的小提琴只好让她妈妈带回家。有个听众走过来跟曹小夏说，“听了你们的演奏，心里觉得特别安慰。”刘以佳则被住在同一小区的叔叔阿姨们叫过去，对她反复表达着感谢。
而从那一刻起，只持续了几分钟的《圣母颂》，成为人们反复说起的话题。网络上，人们传递着现场拍下的视频。各种版本的《圣母颂》被翻了出来，有人在北京“一遍一遍地和上海人一起听”，还有人知道以后，当天就把它教给了正在学琴的孩子。
乐团志愿团团长沈嘉立接到在美国的二哥打来的电话。他看到了关于这次演出的报道，觉得这是“最高尚的悼念方式”。这个美籍华人告诉沈嘉立，当年，在“9·11”的废墟下面，同样有音乐家带着几把小提琴，自发地演奏。
在现场听完这次演奏之后，沈嘉立觉得自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腔调”。虽然这并不是一场专业乐团演奏的，但是才真正代表了上海的水平。这种腔调不是奇怪的，是应该的，自然而然的，义不容辞的。”
从现场回来后，曹小夏的电话一直到晚上几乎没停过。打电话的有乐团成员，有朋友。当地一个记者对她说：“以前有灾难时，我们常常看到帕瓦罗蒂等著名音乐家，都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用音乐去抚慰那些不幸的人们。现在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个乐团，进入灾难现场表达哀思。”
徐俊则这样表达他的感受:“上海刚办完世博会。既能享受欢乐和成功，也有承受不幸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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