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采取一揽子措施合理分配国民财富

　　郑功成：谢谢彭老师，我想借此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在社会分配论的思考，近几年我对社会分配高度的关注，我与全国人民一样，与党和政府保持同步，高度关注财富的分配问题，我在2005年提出来要把分好蛋糕摆在制造蛋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已经开始这样提了，所以说财富分配失衡的格局，我觉得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得到好转。

　　收入分配是目前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也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承认，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财富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利益分配格局逐渐失衡并持续恶化亦是引人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

　　一是普通居民与劳动者收入低。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或雇主)倾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居民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 GDP已经高速增长三十多年，财政收入更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增长，企业所得所占份额在总体上也是长期畸形偏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与劳动报酬的增长却明显地慢于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与企业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下来，现实格局便是利益分配日益失衡。

　　二是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者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有的份额相差悬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3比较1，行业差距在10倍以上，体制内外劳动者收入差距以倍数计，有产者与无产者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更是无法计量。

　　三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包括收入的来源，收入的统计，均缺乏统一规范，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成为一部分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居优势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形成。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三大突出问题。"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事实上已在城乡出现，这种背景构成了我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

　　这种格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

　　一方面，公众对社会公平认可度持续向低，不仅低收入群体不满意程度高，即使是既得利益阶层也普遍不满意。阶层心理对抗其实已经出现，不时爆发的群体事件、极端凶残的杀人个案、网络民意的反映，等等，均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使社会风险加速积累，维护稳定的成本急剧上升；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持续发展。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庞大，不仅民生难以继续改善，居民消费能力也无从提升，消费不能保持刚性增长，必定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态势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合理分配财富客观上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而且是解决当前诸多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也是亿万民众寄予厚望的重大改革。它的成败客观上决定着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发展的成败，应当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任务。

　　二、应当澄清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需要指出的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还未达成共识，仍然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

　　1.历史发展阶段必然论。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贫富差距及其扩大化都是这一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收入差距还具有社会激励功能，只有有了差距，才能更好地激励人们主动、积极地追求财富的创造与增长，差距可以视为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此类观点往往对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及隐藏在背后的财富分配不合理现象视而不见，同时将提高劳动报酬与增加国民福利看成是对国家竞争力的损害。

　　2.收入差距扩大可承受论。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仍处于公众可以承受的区间，当前的社会形势基本稳定，加上国家近几年来已经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还不可能出现大的社会对立与社会危机。因此，主张继续坚持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不轻易改变以往的财富分配方式，继续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政策取向必定继续有利于财富向资本与权贵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衡，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范。

　　3.劳工成本比较优势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资源缺乏、技术不高、发展落后的中国而言，参与国际竞争只能依靠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过去30年的成就是发挥这一优势的结果，现在仍然不能轻易放弃这一优势，以免造成资本外流，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上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依靠劳工成本低来赢得长久竞争力与竞争优势的。

　　5.初次分配市场决定论或者政府无为论。根据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财富的分配份额决定于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劳动报酬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与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即使出现了收入差距，市场也能够自动修复，政府不应当也不能够介入初次分配，否则，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会损害市场环境。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政府便可能放弃自己对初次分配的干预，或者对初次分配中的失衡现象采取消极态度。

　　上述认识误区，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耽误收入分配改革的时机，最终酿成难以收拾的恶果。因此，在对待收入分配问题时，一定要客观、认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正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

　　三、采取一揽子措施合理分配国民财富

　　由于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以往多年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非一日之寒，要真正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和规范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有效措施。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绝非推出单项制度安排或政策措施能够凑效，而是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需要对产业结构、就业政策、劳动报酬结构、公共资源配置、税收政策以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这是一项需要综合利用立法、行政、市场、司法乃至道德手段等多种工具才能凑效的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在普惠民生目标明确、公平分配思路清晰的前提下进行顶层设计，再在综合配套的条件下坚定有力、持续渐进地推进。

　　另一方面，初次分配应当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只有切实扭转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格局失衡的现状，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不仅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可以有大作为。然而，由于初次分配涉及到劳方、资方与政府三方的利益格局，在过去十多年来已经大幅度提高政府所得的背景下，现在及未来相当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即是调整劳资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它不可能不考虑到投资、就业、财富创造乃至现行路径依赖等多重因素，只能采取小步渐进、优化结构的方案。而第三次分配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均只能起到微调的作用，因此，再分配应当摆到整个收入分配改革的优先位置来加以重视，并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来矫正与调节初次分配。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

　　2.构建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改进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推进工资增长协商机制来促使劳动者报酬得到持续提高。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应实行全国统一比率，将标准统一提高到相当于当地社平工资的50%左右的水准，以后伴随社平工资增长而自动增长。另一方面，以稳定的就业和有效的协商机制来促使工资正常增长，如将工资谈判纳入三方协商机制，并通过专门的薪酬委员会来协商等。

　　3.打破垄断，变革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国有资产为全民所有，垄断行业运用的又是公权与资源优势，过度的多占收益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必须进一步规范与矫治，竞争性国有企业应当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垄断型国有企业应当接受更为严格的分配调控与规范。另一方面，在不同行业之间还应当有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加以调节，如公益事业、微利行业等，就应当通过减免税收甚至给予财政补贴等手段，扶持其发展，以促进就业、满足城乡居民的服务需求。

　　4.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民生福利的投入，利用公共资源配置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并促使社会分配关系趋向合理。应当将民生福利投入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列为刚性约束指标，并持续下去，以实现富民的目标。

　　5.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功能。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的健全，不仅能够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而且可以直接刺激消费，促使经济转型与持续发展。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上是让城乡居民在普惠的条件下实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它们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产生良性影响。

　　6.加快改进税收政策。包括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改进企业经营与所得税制，规范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纳税，出台包括财产税或物业税及相应的消费税等在内的新税种，充分运用好税收杠杆来促进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

　　8.还需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包括消除户籍壁垒、消除劳动就业体制内外分割、消除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不当介入、提升就业质量等均应当是收入分配改革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工程与环境条件，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

　　总之，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但这一轮改革又异常复杂，也将异常艰难，它需要各界摆脱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强国弱民的习惯思维，凝成多赢共享的新共识，在分好财富蛋糕的条件下促使社会财富持续增长，这将不仅是民生改善之福音，也是国家健康和谐发展之福音，同时还一定是企业长足发展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