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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艰巨的使命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12月16日13:50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艰巨的使命

  以2011年为开端的这一个五年,应该是中国经济转向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

  文/李静睿

  5.1%,2010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注定将有沉重的CPI数据如影随形。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提前公布了11月的宏观经济数据,这是一个星期六,并不符合统计局一般选择工作日的惯例。虽然统计局对此给出的官方理由是“为缩短统计数据从生产到发布的时间”,但更多人相信,这是因为此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这一时间窗口显得尤为重要。

  时间回到一年之前,2009年8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选择了“中国能否拯救世界”,在它的配图中,一只胖乎乎的熊猫正在给已经瘪下去的地球打气,而彼时的世界经济,正是哀鸿遍野。在那一个月,中国的CPI指数同比下降了1.2%,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七个月出现负增长,而在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价格中有五种都出现下降。在紧缩的压力下,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转向,在那时显得只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寓言。

  仅仅过了一年,寓言就成为现实。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风向标,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惯例定下了今年中经会议的基调,即“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在中经会议中,它最终被定格为八个字“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在央行以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往中国经济开闸放水多时之后,阔别三年的“稳健”终于重新回到了决策层的桌面。

  通胀之忧 稳健之意

  一切并非没有征兆,最明确看到这一变数的人,也许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两会之前,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已经直言:“如果说过去的一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正是在那次交流中,温家宝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五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因此“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但在此后不久,房价开始了近年来最凶猛的一次上涨, 北京五环外的房价全面进入两万元时代,给了今年物价的全面高企局面一个令人震撼的开端。

  事实上早在去年第四季度,就已有诸多业内人士表达了对通胀的担忧,但从官方层面来看,这样的担忧仅限于预期管理,货币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当时就曾表态,当前总体政策格局不要改变,2010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和新增信贷规模只宜做“小规模调整”。

  如果仅仅观察数据,CPI也并非真的那样让人揪心。在2008年的2月至4月,中国CPI同比涨幅曾经连续三个月超过8%,远非今日的刚刚超过5%能比。在当时的中国话语中,一只猪早已不仅仅是一只猪,过去几年中一直表现稳定的猪肉价格从2007年4月起忽然开始发力,一路狂奔,中途几乎未有歇气,引发举国关注。对比而言,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姜你军”,对基本生活的影响似乎没有那么大。

  有人注意到了上次和这次之间的微妙差异。经济学家常修泽提醒,在2007年那一轮通胀之前,中国已经连续推行十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中间几经调整,但始终未能突破这一底线基调,然而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央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适度宽松”时期,并最终在2009年使新增贷款达到了9.5万亿这一“天量”;而2010年在已经做出调整之下,信贷总量依然在前十一个月逼近 7.5万亿。

  事实上,央行已经事前就主动指出了本次“稳健”的回归与之前十年的差异。11月中旬,刚刚履新的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金融时报》上以专家身份发表文章《适时向稳健货币政策转变》,当中明确表示“这里的"稳健",与2008年之前实行的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有所不同。2008年之前的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本文所说的"稳健",指货币政策介于宽松和从紧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具体讲,它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

  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完全符合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性: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这也是决策者一直试图在中国经济的钢丝上跳出的平稳之舞,其节奏的把握和踩点的准确无疑将面临极大考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晚上,央行宣布自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央行最近30天内第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密度堪称罕有,但央行并未选择最为直接的加息政策来调整货币供应量,说明尚在“稳健”的犹豫当中。

  “稳健”的余地正在被各方考量。常修泽分析称,本轮“稳健”事实上是要处理中国经济恒定的三角关系: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治理通胀,因此“稳健的态势应该介乎于从紧和从松之间,理论上偏紧偏松的机会均等,但我倾向于中性的货币政策,因为现在处在经济恢复常态后的发展阶段”。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将趋于中性偏紧。”他分析估计明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将在15%~16%之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策层对于货币的投向将更为“稳健”乃至“审慎”:中经会议已经明确“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会前有消息称,本次会议将会决定2011年经济增长“保八”目标不变,但CPI调控目标将酝酿提高至4%,突破了中国一直坚守的3%这一通胀调控线。虽然这一消息最终有待明年“两会”的证实,但从侧面可以窥见,对于决策层而言,以可控范围内的小幅度通胀换取经济发展不至于减速过猛,方是真正的“稳健”之意。

  开局之变 结构之痛

  从12月4日至9日,新华社连续刊发六篇特稿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热,其内容与会议最终确定的2011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遥相呼应。六篇特稿以旨在防通胀的“物价冲击波”开头,以“结构调整成当务之急”的“展望经济前景”收尾,准确展示了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另一个艰巨的使命。在迫在眉睫的稳定物价之外,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2011年的中国经济将探索在调整经济结构领域更大的可能。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央视《经济半小时》对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即是“您认为明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什么?”结果显示,43%的人选择了调整经济结构,其次才是38%的人选择了遏制通胀,在做出第一个选择的人当中包括坚定的改革派吴敬琏,过去几年中,吴敬琏几乎在一切场合不厌其烦地说这两个字:改革。

  在《“十二五”平衡的难点在哪里?》的文章中,吴敬琏提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十年以后,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

  这位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一切重要进程的老人回忆,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各方对此已经做过深入讨论,结论是存在若干体制性障碍,而这些体制性障碍又最终被归结到一条,“政府仍然保持着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地配置资源的权力”,破解这一障碍的方法,只有两个字: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也认可这一判断。在其看来,经济结构的转变之所以在接近三十年中始终举步维艰,其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也不可忽视既得利益集团强有力的阻碍。此外,2007年高层在话语体系中实质上已经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随后的金融危机再次打断了改革的进程”。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再次重复了这个萦绕已久的悖论:一方面是在不改变结构的现状下,中国经济很难承受低于8%的增速;另一方面则是如果一直想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失去了改革的可能,因为改革必然意味着牺牲部分当前利益。

  “这是悖论,也是打破悖论循环的一个契机。”张晓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现在中国经济超过10%的GDP增速,和“可能不能承受”的低于8%之间,尚存在改革的空间,“从2011年开始的这一个五年应该是中国经济转向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车轮不会一直像现在这样高速运转,它一定会有停下来的一天。”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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