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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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治工作中心服务联系卡发到村民手中。
文／图本报记者 蒋德 本报见习记者 徐伟伦
“搬进来,心里踏实。”说这话的是从老家山东来北京市大兴区大生庄做生意的残疾人巩加营。
而18岁就从河南来到北京,现在寿保庄卖儿童服装的丁霞说:“一个人在这儿,我很安心。”
虽然不是来自一个地方,也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他们却异口同声。
异口同声源于同一个原因:他们所在的村子都实行了社区化管理,也就是曾经被媒体广泛议论的“封村”。
社区化管理与封村动议
讲“封村”,还得从2006年前的大生庄说起。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部的大生庄,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一个原来只有300多人的小村子,由于城市的发展,一下子涌进2000多外来人口。加上村内有3条南北向的骨干道,南侧连接车水马龙的黄亦路,一旦黄亦路堵车,许多车辆便借路村内,于是小小的村子不但人流不息、车水马龙,案件也陡然增加很多,而且那昼夜不停的马达声让许多老年人夜不能寐,因为怕被汽车撞到孩子也不敢在村里玩耍。于是,有了“封村”的动议。
2007年春天,大生庄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全村34名代表到会32人,一致通过了封闭道路,建造围墙,在农村实行社区化管理的决定:北侧两个路口封了1个,保留1个只供一人出入的空间。南侧的3个路口安装铁门,设置“岗亭”,并由村里组织巡防队把守。同时,对所有居住、租住在村里的人员实行凭证出入。
大生庄的这一封闭,不但内部交通秩序好了很多,社会治安也大幅好转。这下引起了地方综治部门的注意,于是大生庄村社区化管理的经验得到总结推广。先是由大兴区在西红门镇的16个村庄试点,接着又推广到大兴区北部的黄村、旧宫、瀛海、青云店、北臧村等镇的37个村庄。接着又推广到昌平、海淀,乃至全市的城乡接合部乡镇。
舆论争议与村民的平静
也许是因为最初的“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确实给本地人和外地人带来了不便,也许“封村”本身就之包含着封闭的内容,北京市在推行村庄社区化管理之初,舆论界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一些群众也有微词,轻则说不方便,重则上升到侵犯公民权益,甚至有“围墙围村庄,像监狱”之说。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被社区化管理了的村民相对要平静得多。
身兼出租房主、流动人口管理人员的大生庄村民王泽林坦承,开始搞社区化管理,他也不踏实。房租是他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过去有空房,只要在门口贴个条,就会有人上门来联系。这一封闭,外人不能随便进来,这房还好租吗?
没想到,因为环境的改善和治安状况的好转,不少人上赶着到村里找房:“过去每年到这时都有人退房,为的是回家过春节少交房租。现在是预交房租,就怕节后回来租不到房。”
不习惯不方便的对策
当然,生活在试点村庄的人,包括村民和外来人口,对“封村”并非只有赞扬。但与外界激烈的议论相比,他们的异议要平和得多。
因为他们看到了村庄社区化管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昌平区店上村党支部书记郝成宝告诉记者,尽管他们村搞封闭式管理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但刚开始群众还是因为“封村”带来的拘束,尤其是给走亲访友带来的不便而骂娘。不过现在不骂了。因为他们知道了,村庄社区化管理“不是治人,而是服务”。
首都综治办基层基础建设处处长陈冲的看法与郝成宝的说法异曲同工:“存在缺陷和不足是每个创新的必然,解决这些缺陷和不足,就能使社区化管理趋于完善。因为任何管理工作创新,都不可能设计好完美的方案再干。”
北京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就是在践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陈冲告诉记者,“封闭式管理”只是村庄社区化管理的初期状态,搞“村庄封闭式管理”,主要目的是治安防范和治理脏乱差。后来在总结大生庄经验时,就强调了社区化管理的服务功能。现在,每个进行社区化管理试点的村,都建起了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服务站、巡防工作站以及人民调解室。有的村还建起了方便群众办事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记者就在昌平区店上村看到了这样的中心。在和村综治中心合署办公的一站式服务中心里,村民,以及在店上村居住、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计划生育、法律援助、劳动就业咨询等方面的帮助。
而面对因为社区化管理给公众带来的不习惯、不方便,他们的对策是,一方面加强教育,一方面注意改进和完善管理方式。比如大生庄原来决定,夜间全村只留一个大门出入,其余街门的开放时间为早6点到晚9点。守着街门修鞋的巩加营提出“关门太早会影响生意”,村委会接受了他的意见,将街门关门时间延后到晚10点。
正在为融入城市做准备
郝成宝是个健谈的人。他认为,现在搞村庄社区化管理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为融入城市做准备。
他告诉记者,2000年以前,他们村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村。自从北京市在东小口镇开建天通苑小区,他们这里就完全变了样。现在村里已经没有耕地,农业经济也已经变成了“瓦片经济”,家家户户都有房子出租。照目前的发展变成城里人是早晚的事:“10年让农村变成城乡接合部,谁知到再有多长时间就会变成城市?搞社区化管理,再结合新农村建设,也许我们要建集中居住区,农民要拆迁上楼；村里还会建设生态公园,余下的可以通过变更土地性质,走招拍挂的模式,建成集中居住区……”
“人像城里人,工作像城里人,收入也不低于城里人,就是生活方式还是农民似的散漫,怕也不行,也得与时俱进不是?”
采访临近结束,陈冲告诉记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将认真总结借鉴大兴、昌平等地村庄社区化管理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社区化管理内涵,在完善安全防范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将城市教育、文化、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提升村庄社区化管理水平。努力实现治安秩序标准化、社会管理标准化、社区服务标准化、村民自治管理规范化,同时延伸社区化管理内涵,推动防控工作由村内向村外延伸、基础建设由硬件向软件延伸、工作重心由管理向服务延伸；拓展社区化管理范围,在城市老旧小区、远郊区县和边远山区逐步推行社区化管理。
链接
北京市农村社区化管理基本做法:
一、党政主导,民主决策。所有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都必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其方案在报乡镇党委同意方可实施；
二、趋同管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对待、同等服务。
三、改建先行。通过“筑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凭证出入”,对原有开放失管的自然村落,实行相对独立建设、井然有序的社区化管理。房屋出租户一律统一挂牌招租,租赁给合法经营、务工的流动人口。
四、整合建站。将“三站一室”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民调室整合为村综治中心,由社区民警与村干部协同,发挥“实有人口管理、安全防范、治安管理、信息搜集和服务群众”五大职能。
五、配强力量。在村庄内配齐了流动人口的5‰、实有人口的2.5‰比例的巡防队员和流动人口管理员两支村庄专职防范力量及担负指导职责的社区民警,明确职责任务,规范工作环节。
六、科技创安。根据村庄内街巷数量分布等情况,确定监控探头数量和点位,进行统一安装,建立镇、村两级监控平台,专人全天候值守。
编后
把社区管理模式引进农村,是北京市针对城乡接合部治安环境开展的一项社会管理创新。
显然,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包括流动人口的管理,其出发点都是为社会、为大众的。但任何好的出发点并不必然能带来好的结果。因为好的管理制度和方式,还要有好的操作、好的途径与之配套。在农村社区化管理这项创新上同样如此。当我们用细致、全面、高效的管理服务建立农民对社区化管理的信任和信心时,农民对社区化管理模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必然提升,也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社区化管理的各项活动中来。这样,服务到位,管理到位,居民自治也到位,社区的矛盾自然少了,和谐也将是必然且唯一的结论。
一项工作是否对民生有利,群众有最大的评判权,也有着完善这项工作的最大的智慧。如果广大群众能对我们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包括各项综治工作给予高度的关注,不但评头论足,而且出谋划策,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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