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我们回到故乡。看看乡景，听听乡音，感受乡情，那里，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吗？
今天，你或许已经离开故乡，重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故乡的烙印还在吧？
即日起，本报推出“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我们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故乡的变或不变，都是宏大家国图景的一个注脚。
故乡地：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隔浦镇
家乡话：
“从广东坐高速铁路回家的打工者，大多数人都是泥瓦匠，其他那些打工的人都嫌票价贵。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大学生，在知道我的收入后心理不平衡，说自己读了十几年书，挣的还不如我多。”
二表哥
县城里，去年在街道飞驰的电麻木（三轮摩托）已经绝迹，代之的是公共汽车，一块钱能够方便到达县里大多数地方。
镇里的杂货店将摊位摆到了路边，日常生活用品大多都能买到，只是有些商品的价格比大城市还贵。
楼房已经越来越普遍，平房和瓦屋已经很少……每一次回家过年，总能看到家乡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渐行渐远。
留守者
以前求温饱现在求收入
我家所在的湖北省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每平方公里近千人。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隔浦镇，又是云梦县人口密度最大的镇。因为资源贫乏，工商业并不发达，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人较多。
平常出没于村子里的，大多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在家的青壮年男丁极少，曾经和我下过多年围棋的棋友想平是其中之一。
他拿着一个菜篮子，到菜地里挑菜。妻子和女儿每年都出去打工，儿子正在武汉上大学。“我在家也不是以种地为生，经人介绍在邻村的调味品厂打工，每月工资有2200块钱，春节的时候，老板还发了800块年终奖。”想平说。
尽管留在村里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但是荒地很少。
母亲跟我说起，在家种地的人，吃喝不用愁。
很快，母亲的话在我连襟那里得到了佐证：体强力壮的夫妇俩辛苦一年，养了一头母猪，加上种地的收成，一年下来毛收入五万元，“粮食价格虽说涨了一些，但是远远跟不上化肥、农药涨价的速度。除去投资和必须的花费，纯收入没有多少。”连襟从以前的求温饱，到了现在的求收入。
但是，他显然还有顾虑。两个儿子虽说在外打工，但是，大儿子每年并没有存下多少钱，这让他不得不为儿子将来的婚事储存一笔钱。
打工者
农村人想住到县城
长期以来，老家外出做泥瓦匠的人很多。曾几何时，一位族兄从东北回来，因为没赚到钱，在火车从黄河经过时，一怒之下把砌墙用的泥刀从窗口扔了出去。
近年来，由于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发展迅速，泥瓦匠的收入节节攀升。
我家隔壁的堂叔说，他们夫妻俩去年就在东北挣了四五万元。不过，有一件事让他放不下。
去年，他儿子从学校骑车回家时，被一个精神病人刺伤。这事让他很是担心，堂叔决定，今年让妻子在家照顾儿子，自己一个人上东北，“反正我就这一个儿子，让他平安长大就好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与我们村里人去东北打工的情形不同，两位做泥瓦匠的表兄每年都去深圳。大表哥手艺高，夫妻俩去年净赚了七八万块，二表哥去年挣了三四万。
大表哥的儿子计划今年结婚，大表哥首付了10万元，在邻县安陆县城买了一套两室一厅，近100平方米的房子。大表哥说，“剩下的10万元按揭，贷款期限是10年，我准备让他们夫妻俩自己还。二儿子将来结婚，我计划在县城也这样买一套房。”
早在前三年，做泥瓦匠的族兄就以他的观察，说出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农村的人想住到县城；县城的人想住到地级城市；地级城市的人想住到省城；省城的人想住到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人想住到外国。
未来
大不了回来种地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乡亲们30年前就到武汉做蔬菜生意，但是，微薄的收入和艰辛的积累，使得在武汉买房只是一个奢望。
赚钱较多的四五户人家，已经在云梦县城买了房。其中，一位堂叔五六年前，花9万元买了一套三室一厅。如今，这套房可以卖到30万元左右。这种升值让村里人很是羡慕，“他长了后眼睛（即有先见之明），该他得邪（即获得利益）。”
二表哥谈到自己收入时很是得意，“从广东坐高速铁路回家的打工者，大多数人都是泥瓦匠，其他那些打工的人都嫌票价贵。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大学生，在知道我的收入后心理不平衡，说自己读了十几年书，挣的还不如我多。”
而二表哥同时又对于自己的收入与房价的高企不成比例，感到不平。“我们天天给别人粉刷房子，装修房子，这些年来，至少在一千多户人家干过活。可是干了这么多年，存下的钱想在大城市买房简直就是做梦，一年的收入，在大城市最多只能买一个厕所。”
兄弟俩近10年来虽说存了一些钱，但是有一些文化的他们，担心好景不长：“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我们就会失业。”但是，他们也都同意我的劝解，“大不了回来种地，吃过这么多苦，干什么都能谋生！”他们还告诉我，村里春节前刚刚通上了自来水，“以后我装一个热水器，洗澡就方便多了。”
本报记者
张弘
(责任编辑：孟德华)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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