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阶层幸福感调查

　　你幸福吗？对这个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也与社会与时代相关。

　　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展现出一幅绚烂多彩的人生画卷。这个社会的底层天性豁达，农民工说“知足就会幸福”，他们欲求简单而容易满足。倒是第二代农民工比父辈要困惑：没有人愿意回乡下，但也没有人知道在城里如何混下去。

　　城市的中间阶层80后一代初入社会安身立命碰到的第一道坎就是高不可攀的房价，好在他们还年轻，巨大的压力之下，飞扬与激情犹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大城市摸爬滚打一段日子之后选择了回到故乡。

　　富裕体面的社会精英们也有自己的困惑，常年忙碌的生活让他们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奋斗是无止境的，当你爬上一个台阶，会发觉前面还有一个。

　　(本专题除特别标注外，其他图表数据均来自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观念调查报告》，在此一并致谢)

　　心中的幸福秤

　　言咏

　　过年这几天，农民工曾命辉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凑在亲戚身后看牌时他笑；与姐妹、老母亲拉家常时他笑；妻子半开玩笑数落他落伍时他也笑。曾命辉说这是他的常态，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一样也很快乐。 “知足就会幸福。我现在很满足，在外面有工可打，家里儿女都好，老婆对我也好，80岁的老母亲对我也好，有什么不幸福的呢？”倒是他的儿子，对未来的梦想比父亲多，迷茫也比父亲多。没有人愿意回乡下，但也没有人知道在城里如何混下去这是所有二代农民的困惑。

　　2月9日，70多岁的辛金庄领着小孙子看完 “红火”回家。几年前，他告别了农田、牧场和房屋，住进了用土地置换来的鄂尔多斯市万正新园小区，剩余的钱拿去放了贷。 “幸福啊，咋不幸福”，他说。

　　而那些80后们，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初入社会安身立命碰到的第一道坎就是高不可攀的房价，好在他们还年轻，巨大的压力之下，飞扬与激情犹在。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大城市摸爬滚打一段日子之后选择了回到故乡。一个逃离北上广的女孩说，当年以高分考进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又留北京工作的荣耀，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生活的沉重磨灭掉最初的激情，教会她在得失利弊之间平衡自己的人生方向。

　　西安某开发区负责招商的杨建，被看做是富裕体面的社会精英。在连续5天的加班后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他约上最好的朋友，打算度过一个 “男人的周末”。但他们却不知干什么好，最后找到一家足底按摩店泡着脚，抽着烟，睡了个下午觉。醒来后，杨建觉得有点可悲：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你说生活有什么意思？”

　　“奋斗是没有止境的，很多人觉得精英阶层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必再焦虑，但实际上当你爬上一个台阶，前面还有一个。”留法10年，已经入籍的周童说。她两年前与丈夫一起选择了回国，如今两人月收入加起来近4万元，有一双女儿。她先说自己肯定是不幸福的，回国之后的一大堆不适应让她满腹牢骚，但紧接着，她又说—“我应该还算幸福。”

　　从北京到长春

　　谢良兵

　　这个春节长假，王梦遥和老公、父母一起到三亚去过节这是久违了的幸福。在吉林省长春市一所高职院校艺术学院当老师的王梦遥，去年刚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长春是王梦遥的家乡。1996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前，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8年。在北京呆了14年之后，她重回长春。她说，回来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在北京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让她的幸福指数狂跌，她想重新找回幸福。

　　王梦遥说，她的幸福感来自比较。之前每年过年回长春，看到昔日的中学同学，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也有票子，她的心里多少有些羡慕。当然，在表面上，同学们也都说王梦遥在北京好，那是首都。但她知道，很少有人真正羡慕她。

　　当年以高分考进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又留北京工作的荣耀，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一

　　王梦遥的生活充满了纠结。

　　2000年，王梦遥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毕业时，有机会做公务员，有北京户口，但薪水只有1500元左右，这让她有些纠结。在她读高中时，父母双双下岗，王梦遥上大学也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她急需工作还钱。

　　最终，在北京户口和高薪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去了一家外企，薪水税后4000多元。很多同学都羡慕她，但她也羡慕同学们找的工作能解决户口。同学们安慰她，户籍改革之后，户口就没那么重要了。

　　和所有的“北漂”一样，王梦遥很努力地工作挣钱。生活上也比较节省，她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平房区，月租200元。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到公司上班。在这片平房区，她听说了冬天煤气中毒而死的，也听说了夜班回家在巷子里被抢的事情。因为是外地人，王梦遥还得去办暂住证，并随时准备被盘查。

　　当时的王梦遥就是现在媒体常说的“蚁族”。王梦遥说，她很想搬离，但对于刚工作还有还债压力的她来说，“忍”是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很快，两年后，她将大学时的欠款还清，并且每个月还能给父母留点钱。她决定撤离平房区。

　　这个时候，王梦遥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马东，也是她的老乡，吉林省公主岭人。马东和王梦遥一样，是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北漂”。经济上稍微宽裕的王梦遥开始搬离平房区，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马东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区里租了个一居室，月租1800元。

　　但租房的生活并不快乐。在找房时，他们被中介骗过钱；住的时候被房东忽悠过，住了不到半年就被迫搬离。随后的两年当中，他们被迫搬过六七次家。每次大包小包地从这个城市的一角搬到另一角，王梦遥就在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生活。

　　直到2004年底，他们俩一起在北京东边买房。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远没有现在高，但对于王梦遥他们来说，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将目光放在五环之外的管庄，他们看中的一个小区房价3800元每平方米。

　　远是有点偏远，但当时开发商承诺有小区班车到国贸，而国贸就在王梦遥上班地附近。两人将当时所有的积蓄当作了首付，共同贷款买下了这套近100平方米的房子。据马东回忆，看到房产证上两人的名字，王梦遥做梦时都笑出了声。

　　但梦醒之后，现实依然不那么如意。即便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没有北京户口的他们依然是 “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给新房子安装电话时，因为是外地人，他们交了几百块钱的押金，还找了个北京户口的同事做担保。

　　毕业时期望的户籍改革遥遥无期，再加上听来的和遭遇的各种没有户口的种种不便，想生孩子的王梦遥开始琢磨着要不要想办法搞个北京户口。花钱买户口，没有钱也没有途径，这种想法很快被打消。王梦遥和马东商量的结果是，考研。

　　2006年，王梦遥辞职准备考研。已经几年没拿课本的她，考研变得不那么简单。而每个月2000多元的房贷和平时生活开销的压力，一下子全部压在了马东的身上。

　　二

　　考研的那一年，用王梦遥的话来说，过得昏天暗地。幸运的是，王梦遥最终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读研期间，为了减轻马东的压力，王梦遥开了个淘宝网店，卖点女人用的小饰品，倒也其乐融融。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在王梦遥读研期间，北京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个城市的进入门槛也逐渐抬高。昔日一纸研究生学历尚能轻易找到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而今即便是博士生也未必能顺利地解决北京户口。

　　2010年，又是王梦遥很纠结的一年。

　　这一年，王梦遥的母亲发了一次重病，急忙赶回家的王梦遥看着病危的母亲泪眼婆娑，这让她开始想着回长春工作，以便照顾日益年迈的父母。而之前设想的通过考研获取北京户口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小。

　　这一年，“逃离北上广”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当年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工作的职场人中，76.2%的职场人偶尔会有离开一线城市的念头，如果确实有就业机会，80.8%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确实会去二、三线城市就业。

　　尽管母亲的病获得及时治疗，并无大碍，但王梦遥依然担心，年迈的父母如若再次生病，远在北京的她，难以及时照顾。而接父母来北京住，生活成本太高。身边陆续有同事或朋友离开北京，并且不断地向王梦遥描述回到二线老家城市的幸福生活。

　　北京的房价逐年攀升，北京越来越堵。很快，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北京的高房价以及堵车的严重。与一个高中密友的电话深聊，再次让王梦遥有了回长春的念想。高中密友也在她耳边吹风说，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回长春，中产生活指日可待。

　　其实，在北京，王梦遥他们并不算混得不好的。有房有车的他们在外人看来，也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但王梦遥深知，他们这个中产阶级其实不过是个月光族，存款远不及在长春的一个工薪阶层。

　　一想到呆在北京，就得继续接受日益严重的堵车、未来孩子读书因没有北京户口而受政策歧视、想换个离单位近点或者更大点的房子就得忍受高房价等等，王梦遥就有种马上回长春的冲动。

　　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王梦遥决定研究生毕业回长春工作。2010年7月，经过笔记、口试等关卡，王梦遥最终进了长春一个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高校教师。而马东，也申请回到了公司在长春分公司担任管理人员。

　　不过，和很多逃离北京的外地人不同，王梦遥并没有将在北京的房子卖掉。几年间，北京的这套房子已经从当初的每平方米3800元涨到了现在的18000多元每平方米。“就当在北京的一个投资吧。”王梦遥说。他们把车子直接开回了长春。

　　从北京回到长春，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王梦遥的生活很快在长春重新起步。在北京打拼过的经历，让他们在长春的一切都很顺利。

　　不再像在北京时，除了同事，几乎没有太多朋友。中国这个注重熟人关系的社会，王梦遥在长春曾有的关系网很快重新建立起来，办事变得顺畅得多。薪水每月3000多元，尽管没有在北京多，也足够在长春过得不错。

　　王梦遥说，现在每天能跟马东一起下班之后和父母一起吃饭聊天。平时也能在同学聚会时，不再掩饰内心的惶恐。而她准备2011年生孩子，也不用担心孩子没有户口读书时会被歧视……王梦遥说，她的幸福就源自这些比较，有外部因素，也有来自内心的。

　　最不可靠的就是爱情

　　吴娓婷

　　一“像放出来的小鸟一样自由！”28岁的陆苑离开老家后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春节，陆苑从工作地广州回到了老家河北。刚到家，母亲就连续安排了两场相亲。刚见完面，母亲就焦急地刨根问底，想尽早知道“有戏没戏”。

　　“我在家都快被烦死了！”陆苑说。

　　经过老人家筛选的男士，工作稳定，已购房。由于是通过熟人介绍的，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也有基本了解。

　　两年前和男友因性格不合分手以来，陆苑一直在留心寻找可以成家的人，无果。

　　身边的单身女友正一个个地找到了着落。在刚进入供职的企业时，陆苑和另外4名适婚年龄的单身女同事自称“五圣女”，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快捷找到能够共同商议人生大事的“经济适用男”。一年过后，“五圣女”就迅速缩减为三个。

　　26岁的同事小周，三个月“试恋爱”成功，现在进入讨论婚嫁的地步。“这一对比较神奇，通过聊天了解了双方的人生计划后就决定同居，同居过程中相处得好，就结了婚。”陆苑介绍说。

　　小周目标明确要有保障的生活。对方年纪稍大，在广州商业旺地拥有住宅，是一家国企的中层领导。

　　事实上，陆苑身边有多不胜数的朋友是“神奇的”闪婚。“有嫁给上交友网认识的公务员的，有嫁给朋友介绍的国企员工的，甚至有离婚才三个月又迅速嫁掉的，多着呢。”陆苑说。

　　陆苑也很推崇按条件筛选备选男友。“想结婚就得客观条件满足，不然谈了半天结不了婚也是白搭。”

　　二

　　“最不可靠的就是爱情”上大学时，一名公共课的老师语出惊人，让陆苑记了好几年。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物质保障，多么相爱的人也会被生活消磨掉热情。

　　对于没有生活保证的一对，家长甚至要棒打鸳鸯。陆苑的校友谭玲曾交过一名男朋友，因为家里经济状况差，被谭妈妈激烈反对。

　　说起这段往事，谭玲说：“你要做的就是别否定自己，迅速地调整心态，再寻找合适的人”。她是这么做的，没有过多地沉湎在过去，在2010年把自己嫁了出去。

　　丈夫买了属于两口子的新房子，谭玲有专门的书房。夜里能看看电影看看书，她觉得很惬意。

　　从上大学到毕业，谭玲看过太多因为“实际问题”而分手的例子。“在大学的时候，你谈的是爱情。但到了社会上，你就得结束爱情，找一个适合过生活的人结婚。”谭玲说。

　　谭玲不责怪妈妈当初的 “残忍”。“后来想想，换了我做妈妈，我也不能让女儿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谭玲说。

　　谭玲曾见证过一位要好的师兄用诚心打动了一位师姐，两人交往了两三年后，师姐却暗地里接受上司送的名车。当师兄电话告知谭玲其女友最后嫁给了上司，谭玲跑进洗手间，莫名其妙地蹲在地板上大哭了一场。

　　三

　　时间不等人。结束大学爱情后的女性，已到了适婚年龄。在难以寻找生活保障与中国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夹击中，个人显得左右为难。

　　利用电脑程序的帮忙，在茫茫人海中筛选出关键字项被认为是个“找人”的快捷方法，“职业”、“年收入”等等一目了然。

　　应运而生的还有相亲节目。

　　某娱乐刊物编辑谭晚兰认为，相亲活动的兴起是因为 “确实有此需求”。“现代人的生活圈子太小，而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谭晚兰说。

　　谭晚兰此前受邀参加 《我们相亲吧》，跟参与者有过接触。她认为，大部分人是想通过在台上的两三个小时展示自己，能获得更多认识人的机会。

　　“不少人在节目结束后互相留了电话，方便进一步了解。”谭晚兰说。

　　一家外国媒体在观察中国式的相亲活动后认为，这些是物质条件的快速配对。

　　陆苑承认，如今谈恋爱都是“先条件、后感情”，最起码一开始的门槛，与爱情无关。

　　经过同事“诊断”，陆苑的问题出在“要求太多”：能养家糊口，性格上合得来。陆苑长得高挑，她还希望对方身高在1米7以上。

　　“你就简单点，要么要钱多的，要么要长相好的。”一些同事就这么劝陆苑。

　　四

　　陆苑也很想赶紧结束不胜其烦的相亲，但是又反复告诫自己不能轻率对待终身大事。

　　“我认可按条件来挑一些‘入围者’，但入围了以后总还有别的重要的东西，需要时间来验证。例如是否可靠，两个人是否合得来，这些相亲网站不能告诉你。”陆苑说。

　　2007年陆苑决定放弃家乡的工作，远赴千里到广州深造和就业。对她来说，在他乡找的共同生活的人，带着“安家”的要求。

　　2010年的农历新年，陆苑是回老家度过的。深夜结束和中学同学的聚会，回家收拾行装，准备次日踏上远去的列车。恍然间，一阵酸楚涌来。十几年前同一起跑线上的伙伴们，因为留在家乡发展，一切相对容易，现都已成家立业、踏上人生又一个台阶。

　　“时光的脚步太匆匆，自己的步伐太缓慢。”陆苑感慨。

　　过去一年当中，她数度在试图经历“希望-失望”的过程。即使条件对了，又会因为两个人感觉不对而不了了之。每当失望的时候，她就对自己说“缓一段时间吧，躲起来梳理下自己的心情”。

　　2010年结束之际，陆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之所以飘荡四方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安家的地方；我们之所以徘徊迷茫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奋斗终生的事业；我们之所以孤独寂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专注一生的爱情。”

　　“安一个家、有一份事业、有一个深爱的人陪伴，真难。”陆苑说。

　　确实很难。这趟回家相亲的两名男士，母亲偏好高薪厚职的A先生，但是陆苑认为兴趣广泛的B先生性格活跃，跟自己更谈得拢。

　　陆苑说：“母亲下了命令不许再挑，但我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傍”改革者

　　杨兴云

　　一叶庆福是百分之百的深圳土著。用他的话说，自他开始，上溯十代，先祖一直在这个被叫做深圳的边陲农作。改革开发以前，叶庆福一家兄妹5人加上父母一家7口人，唯一的财产就是 “几间土屋”。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基本上就是非洲难民的水平。

　　然而，三十年前那位老人的决策，在改变深圳以及中国命运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叶庆福的命运。由于其所属的村子位于深圳市中心的罗湖区，历经几次的拆迁改造之后，叶庆福已经拥有7位数的财富，因此，叶庆福毫不隐晦自己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属于“被富裕者”之列。

　　与广东人传统习俗必须在家里过年的观念不同，叶庆福和家人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在深圳家里过春节了。过节的地点最初是在国内，专门挑选跟深圳这个南方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比如黑龙江的漠河什么的，到当地后，学着当地人穿上厚厚的衣服，在早已冰封的黑龙江上凿开1米多厚的冰层，放鱼钩和撒网抓鱼。

　　叶庆福觉得，最过瘾的莫过于用锋利的小刀从刚刚在江里获取，离开水面后立马被冻得硬邦邦的鲜鱼身上切下鱼片，沾上调料品尝。其味道远超广东人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鱼生。

　　在叶庆福的记忆中，有一年他们来自6个不同家庭的亲戚开了5辆宝马，2辆凯迪拉克组成一个很有型的豪华车队，狂奔2000多公里路程，专程到内蒙古锡林浩特过年。大年三十，一行人以蒙古草原苍凉呼啸的寒风与狼群的嚎叫声作背景，在温暖的蒙古包里与蒙古族朋友分享香味扑鼻的烤全羊。

　　最近几年，他又开始尝试带领家人去国外过年。一开始是去诸如日本横滨和美国纽约的唐人街这样的地方，那里又是舞龙舞狮，又是鞭炮烟花，气氛甚至要比国内还浓烈。然而，热闹归热闹，在感觉上仍然觉得终归还是缺少点什么东西。

　　几经选择，最终叶庆福开始钟情于泰国北部靠近缅甸的这个名叫夜丰颂 （MaeHoeSon）的小城。MaeHoeSon在泰语里的意思是 “薄雾笼罩的小城”。

　　尽管位置偏远，夜丰颂却具有丰富的人文及山水景观。这正是叶庆福想要追求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叶庆福一家已经连续3年到夜丰颂过年。

　　事实上，年轻时的叶庆福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一个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赤贫年代。由于毗邻香港的缘故，使得叶庆福与当年内地青年安贫乐道的心理有所不同。他当时心中的理想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到与深圳一河之隔的花花世界香港工作，实现发财致富的人生梦想。

　　在这方面，叶庆福同样也有不堪回首的记忆。在逃港风盛行的过程中，他父亲及两个哥哥先后魂断大海，唯一成功逃港的三哥最终成为香港居民。叶庆福认为，他家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深圳属于再普通不过的故事。

　　陈秉安，深圳一位研究逃港现象的作者，在其书中写道“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事实上，深圳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 “大逃港”。而叶庆福的家所在区域就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通道。

　　据陈秉安介绍，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二

　　历史总是出人意料。30多年后，叶庆福自己成了富人。

　　根据深圳市政府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及2010年12月24日深圳市城市更新工作会议公布的《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意见》，到2015年，深圳市将完成城市更新用地规模约35平方公里。

　　据了解，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计划，5年内，深圳将基本完成福田、罗湖、盐田、南山区的城中村改造或转型整治，并基本完成关外主要地区的城中村整治。

　　这意味着新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大戏又将继续上演。而与之相伴的神话般的造富运动也注定仍将继续创出新的纪录。

　　据了解，目前，深圳关内91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共有农民房约10数万栋，即使按每栋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计算，总量也将超过1亿平方米。

　　为此，开发权的争夺早已在开发商之间硝烟弥漫。据了解，为了获得业主的旧改意愿，一些开发商一再提高旧改的拆迁补偿标准，从最初的1:1.1至1:1.12一路上涨，根据有关人士透露，深圳东乐花园的拆迁补偿参考方案，开发商已经打出了1:1.25的比例补偿，而东乐花园附近的翠花花园则打出了1:1.3的补偿标准。

　　按照上述补偿标准，很多原住民将会因此须臾之间便坐地成为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由于深圳是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制造出的一个世界级神话：从不到3万人的小县城演变成为一个人口达1700万的大都市。在此过程中，手中拥有土地的原住民了上演一场大规模“一夜暴富”的神话，同时催生出一个“食利者阶层”。

　　在他们中间，很多人整天沉溺于打麻将与喝茶等休闲活动，年轻人则被称之为所谓的 “四不青年”不耕作、不学习、不经商、不做工，一些人甚至沉迷于吸毒、嫖妓以及到境外赌博而难以自拔。

　　与上述人员相比，叶庆福无疑属于有些另类的人。他的两个儿女，大儿子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所社区大学学习金融学，小女儿则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攻读泰国语言。

　　在叶庆福下一步的计划中，每年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深圳，其余时间除了常住夜丰颂之外，还将周游世界。在对子女的安排方面，他认为，既不会让他们为钱困扰，也不会让其坐享其成。

　　在生活品味方面，叶庆福与一般的原住民也有很大区别，他一直热衷于品牌的东西，一直在追求他理想中“精致”的生活。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叶庆福还一直定期前往澳门。他说，其实赌场也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根据他定下的原则，每年他在澳门都是盈利的。他说，他的奥秘就是不贪。“其实做人的道理也与这个类似。”叶庆福说。

　　说到是否感到生活幸福的问题，叶庆福说，这个概念太大，也太抽象。他认为，生活是否幸福关键还在心态。能够处于淡定从容的状态应该就是幸福。

　　我要祈祷

　　张然

　　早上六点半，睡眼惺忪的尚博飞从位于北京北五环附近租的公寓中出发了。他要赶在7点之前坐上地铁，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他还不至于被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再晚20分钟上车，就得站一小时“军姿”了。

　　尚博飞就职于一家研究所，主要工作是参与课题调研、撰写报告等。这份工作的特点是工作内容繁杂，但压力小，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基本不用加班，双休更是有保障。

　　新一轮职场生力军

　　一年前，尚博飞从北京某知名院校研究生毕业。毕业时他收到了两份留京Offer股份制银行和现在的这个事业单位。“当时也有很多考虑，银行的工作待遇要好过我现在的单位，但是作为第一代‘拓荒者’想扎根北京，这份工作相对稳定和轻松。”尚博飞说。

　　在尚博飞的同学中，跟他有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孩子上学、包括现在的买车买房都跟户口有关，这是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尚博飞的同学喜子说。

　　喜子毕业后在北京一个家知名国企工作，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喜子最看重的也是稳定。

　　对于刚进入社会的这批80后来说，“渺小感”是他们共同的感受。刚刚进入社会，原来的天之骄子现在是职场新人，他们在自我实现这个层面的压力很大。“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在相同的年纪却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们是研究生毕业，年龄上已经不占优势，再加上对职场的陌生，让我们有压迫感，”喜子说，“但这是良性的，是自己给自己施压，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

　　尚博飞的另一个同学丫子毕业后去了一家商业银行。银行网点的工作很辛苦，一层层的业绩任务对于丫子这样一个外地来京上学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毕业生来说压力着实不小。每天几乎都在晚上7点半以后才能下班，双休只能歇一天。尽管银行的福利待遇相对优厚，但对生活品质有较高心理需求的大部分80后来说，挣钱的动力是消费，没有时间和心情看电影、逛街shopping、参加同学聚会是很大的缺憾。

　　除此之外，对像丫子这样的80后来说，人际交往能力和洞察力也是一种考验。“我们正慢慢变成我们曾经讨厌的那种人阿谀奉承、强颜欢笑、逢场作戏，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也许这种心理的挣扎是每一个人成长必经的路。”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0年到1989年之间出生的人约为2.04亿，这就意味着我国约有2亿人口已经涌入或正在涌入职场，成为新一轮职场生力军。对于这些80后来说，诸如职业定位、职业规划、薪酬预期、职场生态的把控等都是他们进入社会这个大家庭所要面对的考验。

　　未来的房奴们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近来尚博飞的口头禅。

　　从2010年4月开始，全国已经持续了三轮房市调控，前两轮的调控都未能将一路高涨的房价抑制住。在这样的背景下，尚博飞决定买房，从2010年最后三个月开始尚博飞下了班就跑到中介问价格、看房子，但一路飙升的房价让尚博飞望尘莫及。2009年7月尚博飞现在租住五环开外的地段房价在一万三四左右，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涨到了两万四五。

　　喜子和他女朋友打算裸婚。“双方家里都是工薪阶层，地方上收入又不高，挣一辈子钱也不见得能在北京买上一套房。与其让父母紧衣缩食，不如我俩在北京好好打拼，尽快攒出首付来，自己解决问题。”喜子和他女朋友加起来一个月能挣1万元左右，花销不大。“每天在家做饭吃，只有周末出去‘挥霍’，希望3年能攒下30万首付，”喜子说，“如果没有房子的压力，我们过得其实很幸福。”

　　而跟尚博飞一起看房的另外一对同学刚子和小惠，在2010年的最后一周终于结束了看房长跑，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刚子和小惠毕业后也留在了北京，刚子在一个外资公司做人力资源，一个月收入5000元左右。小惠在事业单位，一个月杂七杂八的加起来拿到7000元左右。

　　刚子和小惠买的是二手房，在东三、四环的位置，95平米276万。加上中介费、税费等一共284万。他们双方父母合伙交了130万的首付，贷146万，还20年，每月还款9000多元。“我感觉更大的是心理的压力，要对以后负责，要对房子负责了，”刚子苦笑着说，“我要祈祷我的工作不会出现变故，短期内不要孩子，再当‘孩奴’真承受不住了。”

　　刚子的房子还没有过户，现在还没有实实在在的还贷压力，日子过得像往常一样，只是朋友聚会的次数相应减少了，除了日常的生活必需品不再乱买那些有的没的。以前以商场购物为主现在改成了网上代购。以前考虑的健身卡也改散步溜达了。

　　现在尚博飞嘴里经常哼着《蜗牛的家》：“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

　　80后的幸福生活

　　刚毕业那会儿，因为对工作充满了新鲜感，有时周末尚博飞会和几个朋友相约出来晒晒工资、聊聊八卦。后来随着对工作状态的了解和习以为常，聚会反而成了逃离工作状态的必需。

　　在毕业后的半年时间里，他们每周雷打不动都会安排 “节目”。“这种聚会让我们觉得在北京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幸福感。每到周四就不自觉地开始看团购网、找活动。”喜子说。

　　他们的聚会主要以吃为主，每周选择不一样的地方美餐一顿。如果大家都有时间就会再安排唱歌、足疗、看电影、打羽毛球等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回忆校园里的精彩片段、八卦其他同学的新闻、抱怨工作中的烦心事或者交流职场心得。“丫子这周有几天十点后到家的？”“喜子这周喝吐几回？”“你们领导又骂你了吗？

　　从2010年7月毕业至今，尚博飞就告别了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即使周末不上班，“该死的”生物钟也会适时地将他从睡梦中唤醒。周六这天他还是习惯性的早早醒了，但也习惯性的选择在床上赖到10点。这个周六丫子休班，他们便把这周的活动定在今天。今天的项目是先看 《让子弹飞》再吃大餐。

　　看到师爷、张麻子和黄四郎第一次会面喝酒那场戏时，大家坏笑着交换眼神、频频点头；看到张麻子在对鹅城了解后的将计就计，游刃有余时，大家仿佛学到了现实社会中的一点处世之道；看到张麻子的个人英雄主义由始至终显露无疑，大家激动不已。

　　走出电影院，电影带给大家的那股兴奋劲儿久久没有消散。尚博飞在大街上高喊，“姜文好样的！男人的精彩是从40岁开始的，到时候一人一辆奥迪，带着媳妇带着娃，想上哪儿就杀到哪儿！”

　　一夜有了500万

　　宋馥李

　　“我的生活？幸福啊，咋不幸福！”2月9日，辛金庄刚从秧歌队上回来，领着孙子刚看完“红火”，操着一口浓重的鄂尔多斯口音，回答得十分爽利。

　　2009年8月，记者就曾造访辛金庄的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铁西区万正新园小区。那时，辛金庄刚刚住进楼房。之前，位于东胜区近郊的杨家渠村被整体搬迁上楼，包括辛金庄的130多户农牧民告别了农田、牧场和房屋，住进了用土地置换来的居民小区。

　　一年多过去，小区的建设日渐成熟，辛金庄也逐渐习惯了楼房的生活。如今，万正新园的小区成为鄂尔多斯市大型经济适用住宅区之一，总建筑面积近42万平方米，已经安置了约3500余拆迁户。

　　当然，76岁的辛金庄的幸福感，不止源于居住环境的变化，东胜铁西区的土地置换，不仅让他拥有了财富，也深刻改变了全家的生活。

　　一拆而富

　　位于东胜区西郊的杨家渠村，原来是沟梁交错的高原地貌，梁上耕作，沟里放牧，辛金庄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近十年，伴随着煤炭的开采，鄂尔多斯的经济一飞冲天，老城东胜步入了快速的城市化轨道，城市开发倏然加速。杨家渠村，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梁被铲平、沟被填实，土地不种庄稼不放牧，“种上了”成片的高楼。

　　一开始，杨家渠的农牧民，对搬迁上楼是颇为抵触的。种了一辈子地，突然离开田地和羊群，有些无所适从。首批搬迁上楼的农牧民，也曾与当地政府经历了一番你来我往的补偿安置拉锯战。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鄂尔多斯地广人稀,农牧民人均土地面积广大。东胜区近郊的农牧民，人均可达6亩，稍远的地方，人均便能达到几十亩，大户之家拥有上百亩土地并非稀罕事儿。

　　而当地政府充足的财力，也保证了征地补偿款的及时到位。在这里，土地征收容易出现共赢的局面。在东胜区、康巴什新区等地,每个失地农民从征地、安置等方面,获益都在100万元以上。

　　有了一期征地拆迁的示范，到了第二期拆迁时，杨家渠村基本实现了平稳过度。辛金庄跟着大部分人，先征了地，后拆了房，永远告别了庄稼营生。

　　按照当时的补偿安置方案，满18周岁的村民，每人便可以得到无偿安置的130平方米的住房，超出部分按优惠的市场价格来购买。

　　辛金庄是个精明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买了房子。辛金庄自己要了两套房子，一套90平方米，一套75平方米；辛金庄的儿子，要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女儿也要了两套房子，一套100平方米，一套也是75平方米；5套房子多出来的近90平方米，再用优惠的价格2000元/平方米来购买。

　　当然，除了房子，还有一笔不菲的安置费，得益于老辛一辈子的勤劳，地上附着物和树苗等补偿，加起来也不少。此外，村集体荒地的补偿，是统一征收后按每家的人头来分钱。林林总总算下来，辛金庄一家祖孙三代9口人，一共补偿了近500万元，按人头平均来算，每人50多万，辛金庄立即成了杨家渠令人羡慕的富裕之家，真正的一拆即富。

　　现在，辛金庄和老伴儿住着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两套小面积的房子，都用来出租，一年的租金有两万多，每个月还各领586元的养老金。家里买了两辆小轿车，儿媳妇和女儿各开一辆，问起啥牌子，辛金庄还不好意思的说，“不贵，都是20多万的车。”

　　从农民到市民

　　几年之间过上了好日子，让辛金庄充满了感恩之情。他的家，也成为鄂尔多斯因土地置换受益的典型示范户，2009年10月18日，家里还迎来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造访，让辛金庄成了远近的名人。

　　搬迁之前，辛金庄家有50多亩耕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干旱缺水的鄂尔多斯高原，农牧民们广种薄收。碰上好年景，一年辛苦下来，落个千把块就算不错了。大多数时候，家里没什么余钱，生活刚过温饱线，供儿女上学都很吃力。

　　不过，从身份上说，辛金庄现在还是农民。尽管知道迟早要转成城镇户口，但辛金庄还挺想保留农民身份。不止是这份留恋，还有些切身的实惠。

　　得益于鄂尔多斯丰富的煤炭资源，东胜区的农牧民们每年都享受政府的煤炭补助，不仅有现金的补贴，还有可以领取煤炭的煤票。而村里上了75岁的老人，当地的政府办事处，每年还给发放600元钱的生活补助。

　　“转不转是国家的事儿，眼下来看，我们不转倒是更好些。这些补助，转了市民户口就得取消了吧。”辛金庄担心。

　　新园小区里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聘请了物业公司，享受了现代化的物业服务。不过，睡惯了热炕头的辛金庄，却在自己的大卧室里，用一半的面积盘了个大炕，这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辛金庄自己动手盘的，灶台设在厨房里。这不是辛金庄的发明创造，杨家渠村的村民，上了岁数的，多数都在楼房里盘了炕，这虽然和现代居住方式不搭调，却在上楼的农民中流行开来。

　　旧有的习惯，仍在上楼的农民们中有所保留。据说，刚一开始。还有些农民不习惯在自己家里上厕所，差一点儿在小区内建个公共厕所。

　　富裕的烦恼

　　有钱了怎么办呢？像当地大多数人一样，辛金庄把大量余钱放了贷。

　　在近年来高涨的煤矿淘金潮中，东胜民间融资的活跃程度令人难以想象。鄂尔多斯市金融监管部门曾估计，在东胜区，民间放贷规模达300多亿元。

　　农牧民们把手里的闲散资金放入典当行或投资公司，然后按月、按季度或者按年领取利息。月息普遍为2分，高的甚至达到2分5厘，典当行则用约3分的月息再把这些资金放出去。算下来，10万元每年可稳收利息2.4万元。

　　去年，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频出大案。在已被破获的石小红非法集资案中，一些亏掉“压箱底儿”的钱的人，就是农民。辛金庄也听说了，但自己不懂炒股，也没什么买卖去经营，只好还用来借贷。不过，他认为自己托付借贷的亲戚，是个可靠的人。

　　辛金庄是个闲不住的人，70多岁了，身体却还硬朗，本想再找点儿活干，但这个年龄，哪里还能要呢，每日照料孙子和外孙，便是他的工作。但让辛金庄遗憾的是，原来村里的好些年轻人，有现成的工作，也不好好做。更看不惯的是，很多人有钱了沉不住气，整日游手好闲，铺张浪费，相互攀比花钱消费。

　　“你说30万的车就挺好了，还要开100万的车，这么花咋行呢？”辛金庄所言不虚，新园小区里停靠的车，宝马、奔驰一类的豪车比比皆是。

　　眼下，辛金庄最发愁的，也是儿女的工作问题。儿子女儿都很老实本分，就是寻不着个好工作。

　　铁西区管委会安置办原打算给村里每户农民提供30平方米的门面房用地，建起来后，可用于村民的就业，但最终这个地没有批下来。去年，这项补偿措施折成了12万现金，又发到了自己手里。虽然又落了笔钱，但想借此就业的打算，也落空了。

　　如今，儿子在东胜区车管所上班，但是个临时工，每个月收入2000元左右。女儿生了孩子之后，至今还没工作。虽说眼下生活富裕，不在乎那点儿收入。但辛金庄担心，这么吃老本儿，终究不行。儿子女儿要有个正经事情做，才感觉踏实些。

　　“挖”个三室一厅

　　刘金松

　　穿上燕尾服和老伴到公园跳上一支圆舞曲，回到家拿起抓钩、铁锹，钻到地下室，又做回了煤矿掘进工的角色这是陈新年这段日子以来的生活。

　　徒手挖地下室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陈新年成了名人，频频接受媒体采访。有邻居问他，“挣了不少钱吧？”陈新年不得不解释说，接受采访是不给钱的，自己只是个 “穷名人”。

　　像陈新年所居住的棚户区，在郑州还有几十个。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的意见》，从2010年起，力争用3年时间，对符合条件的38个棚户区基本完成改造任务。不过由于规模小，陈新年所居住的棚户区并没有列入这一次的改造计划。

　　拆迁无望、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被媒体报道后想把未完工的地下“三室一厅”继续挖下去已无可能，对陈新年而言，寻找一个合适的小屋，是其今年要完成的首要“大事”。

　　向地下要空间

　　农历腊月二十六，过年的氛围已日渐浓厚，零星的鞭炮声已开始响起。在郑州市秦岭路和西站交叉口东南角的一个棚户区内，陈新年和老伴刘舒拉守在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看电视。

　　低矮的砖墙，搭上简易的石棉瓦，三排长约百米的平房，被分割成了100多户人家。这些简易住房由原郑州印染厂于上世纪80年代末搭建，厂子倒闭后沿用至今。一墙之隔的工地上，几栋高层建筑已经封顶，均价在每平米5000元以上。

　　陈新年的老伴刘舒拉曾是印染厂的工人，陈新年从平顶山的煤矿上退休后，和老伴在这里安了家。对于即将到来的新年，老两口还没开始着手准备，陈新年说，“屋里太冷，做饭太麻烦，准备买些半成品的丸子、速冻饺子。”

　　屋里的柜子上，整齐摆放着刷洗过的厨具，这个集厨房、客厅于一体的12平米的主屋，原本还要承担卧室的功能。现在，陈新年用从工地上捡来的砖，在小屋的外侧拓展出一间卧室。

　　刚住进来时，觉得房屋太低，陈新年硬是将整个屋顶抬高了近50公分。没有脚手架、没有液压机，陈新年站在用座椅搭建的架子上，用撬杠先撬起横梁的一端，然后塞上砖头，再去撬另一端，如此反复，直到把屋顶抬升到满意的高度为止。

　　在一次被小偷从后窗光顾之后，陈新年直接将后窗开成了小门，在后窗外又垒出一个密闭的储藏室。为了解决因此带来的光线不足问题，干脆在石棉瓦的屋顶上，开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天窗。

　　屋子够高、够敞亮之后，陈新年开始着手解决下一个难题。由于屋顶只有薄薄的一层石棉瓦，每到夏天，屋里就会热得像蒸笼，冬天则冷得伸不开手。

　　陈新年想到了挖地下室。刘舒拉回忆说，第一次听说挖地下室的想法时，她并不赞成，觉得太危险。做过煤矿掘进工、获得过技术标兵称号的陈新年并不这么认为，“只要设计好，挖出的地下室比现在住的简易房子要坚固得多。”

　　买好矿灯、头盔、抓钩等工具后，陈新年开始了将居住空间向地下延伸的努力。

　　“三室一厅”梦

　　沿着水泥台阶呈45度斜坡向下，6米深处有一拱形木门，打开木门，即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住所。

　　进门右侧靠近墙角的位置，放着一张床，被褥干净整洁，床旁边还摆上了音响、书架。左侧则是一个高2米、宽约70厘米的巷道，巷道墙壁上密布着抓钩一抓一抓挖过后留下的痕迹，地上则零星地铺着从工地上捡来的石板。

　　穿过一米多的巷道，是厨房和另外两间卧室。厨房已经完工，直通地面的烟囱可以保证这个密闭的空间不受油烟污染，另外两间卧室尚未开挖。

　　这地下近30平米的空间，都是陈新年用双手挖出来的。据其介绍，要先用抓钩一抓一抓把土锛下来，然后再用铁锹汇集到洞口，再用脸盆一盆一盆地端到地面。

　　陈新年说，他想搞一个地下的三室一厅，“孩子们回来，也都有住的地方。”

　　闲着没事的时候，陈新年就下去挖他的地下室，每天挖4-5个小时。经过两年多的施工，在挖出了一室一厨的格局时，传出了房子要拆迁的消息，陈新年也就放慢了工程进度，“要是按照原来的节奏施工，三室一厅差不多就挖出来了。”

　　根据以往在煤矿施工经验，陈新年对他的地下室进行了安全处理，首先是保证通风，便于空气流通；其次是在墙角及重点承重部位，浇灌混凝土柱子；在通道顶部，还加装了煤矿里用的道木。

　　尽管如此，地下室刚挖好时，陈新年的家人还是感到害怕。陈新年下去住了几夜后，才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不过潮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下面连续居住，嗓子和关节都受不了，在墙壁上加了塑料布后，效果并不明显，家里人只有轮流下去住。

　　陈新年说，他从来没想过买房，“吃肉都要捡超市打折的时候去，还哪有钱买房？”他和老伴儿一个月的收入才2000块，女儿刚刚参加工作，收入也不稳定。而郑州房地产市场的均价早已突破了每平方米5000元。在陈新年看来，目前的境遇考虑买房，只会徒增烦恼，搞得心理不平衡。

　　成名之后

　　关于他挖地下室的事情，曾经有电视台在一年前就报道过，不过当时只是从“新、奇”的角度来说他的地下室“冬暖夏凉”，并没有引起关注。而在去年9月份，将其挖地下室和对抗高房价联系起来后，一下子引起了社会的共鸣。随后，要求采访的电话也不断打来，一些本地的媒体则直接杀到了陈新年家里，当地官员也相继过来了解情况。

　　这让陈新年的老伴刘舒拉感到不解，“一夜之间，咋成这了！”陈新年则开始忙着应对媒体采访，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待十几拨记者。

　　与媒体一起到来的，还有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打着伞冒雨前来打扫卫生，把破旧的墙壁粉刷一新；堆积在巷子口的小山似的垃圾，也被连夜清理干净，然后再平平整整地铺上一层沙土；对面洗车场的污水也被要求不准再对着这个棚户区的巷子口排放；巷子口被碾坏的公路也在一周内修理平整。

　　这些变化，都拜陈新年的出名所赐。邻居们甚至开始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老陈，你要撑着，咱这儿的改造说不定就能快点。”

　　也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老陈挣了不少钱”，“给房子都不要”，甚至有人认为其挖地造房是对社会高房价的控诉。

　　这让刘舒拉开始感受到了压力，据其介绍，从媒体报道以来，确实有两次给过钱，一次是媒体记者采访后，硬要给他们留下200元钱，但被她给塞回去了；另外一次是一个到郑州出差的外地人，出于好奇跑到他们家来看老陈挖的地下室，看完后很受震动，想买点东西表示一下，出去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商店。陈新年和老伴同样拒绝了他给钱的好意。

　　“给房子的事情更是没影。”刘舒拉说，他们已经填了廉租房的申请表，还在走程序，能不能批下来还不知道。

　　在逛超市的时候，也会有人忽然拉着他问，“你们家的地下室没被填吧？

　　一位公务员打来电话建议陈新年，把挖地下室的工具、衣服都保留着，将来搞成一个展览。陈新年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但对于能否保留下来，他并没有把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还问道：“你觉得应不应该保留？”

　　在这件事情上，刘舒拉和他有不同的看法，她希望事情赶紧过去，回复到以前的平静生活，经常去公园跳跳舞，到周边踏踏青。

　　父子的忧患与幸福

　　言咏

　　买房

　　曾家今年春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买房。

　　房子是为21岁的儿子买的，选在湖南宁乡县城。楼盘名叫“金域南湾”，每平方米2300多元，他们打算购置一套120平米的三居，总价28万左右。

　　楼盘的位置紧邻宁乡南站。南站是曾家在这个县城最熟悉的区域，每一次务工的出发和归来都必经这里。从南站坐车到省会长沙约50分钟，搭中巴回曾家老屋所在的油麻田乡大概半小时。

　　除了念完大学留在长沙做会计的女儿，一家人都是农民工。曾家父母都是四十多岁，父亲曾命辉在外修桥，一年大概能带回家近5万元；母亲小卢在北京做保姆，每年收入2万左右。儿子曾林15岁初中毕业后出去打工，在模型厂工作，一年工资差不多有4万。“他大手大脚，至少花掉一半。”小卢说。

　　攒钱在城里买房的念头两三年前就萌生了，他们一直在买房和装修老屋之间犹豫，前两年弄来准备装修老屋的沙子现在仍然堆在院子里。曾家在油麻田村的老屋建于1994年，房间内部已经显得老旧过时。厨房还是农村灶屋的样子：坑洼的地、灰黑的墙、土灶台。“这前前后后就我们没装修了，人家新翻修过的，搞得跟城里没什么两样。”小卢说。她姐姐家的厨房，地上铺着瓷砖、整体橱柜、不锈钢台面，灶台上挂着抽油烟机。

　　“儿子让我们别把钱都花在装修老屋上，反正他不会回来住。”小卢说。她指着院子里的一块空地：“我们原先想在这里加盖三间平房，他也不吱声。”

　　今年他们终于决心买房。之所以选择宁乡，因为长沙的房价太贵，回油麻田也不如宁乡方便。曾命辉夫妇打算老了后住回乡下，他们更习惯农村的生活。

　　从看房到付定金前后不到两个月。在长沙工作的女儿没时间参与，过年回来她问父亲，附近有没有学校、医院和超市。父亲一时答不上来。女儿说：“在城里生活这些一定要有，不然不方便。”

　　楼盘将在三四月间开盘，曾家已支付10万定金。交完定金后，积蓄还剩5万左右。女儿和准女婿力劝父母向银行贷款。曾命辉夫妇动了心，大年初四，一家人到售楼处咨询贷款的事。两代人的分歧依然存在：女儿建议多贷款，至少贷5年，手头留些现金宽裕些；小卢不同意，她想把家里的积蓄都用作首付，最多贷3年，打工攒了钱后提前还清。

　　过完春节，曾命辉夫妇和儿子将外出打工，等开盘的时候，委托女儿回宁乡办各种手续。女儿说：“将来装修的事也由我管，你们别弄了半天又装修出一间乡里屋子。”

　　尽管曾家人说“要低调”，但在芝麻大的小事都能传遍乡野的农村，买房这样的大事是掖不住的。回到油麻田，抬眼就是熟人，见了面都问：“你们在县城买房了？”

　　小卢说，夫妻双方都是农民工的家庭在县城买房，他们是队上的第一家。

　　两代人

　　大年初四，金域南湾售楼处的门口，曾林拎着从乡下带上县城准备送朋友的活鸡，没有进去。

　　等父亲走过来，他迅速把鸡往父亲手里一塞，快步闪进了售楼处。

　　曾林白色打底衣、黑棉夹克、牛仔裤、运动鞋，看上去与城市小伙子没什么两样。

　　他父亲拎着一只鸡，站在售楼处大堂中间，不知该把鸡放在哪里。修桥时的风吹日晒让他肤色黝黑，棉夹克里的蓝色条纹衬衫是妻子早上非要他换上的。“他不讲究穿着，父子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小卢说。

　　买房掏空了家里多年积蓄，这给曾林带来了压力。他答应父亲，过完年一起出去修桥。这个决定让家里人不敢相信，姐姐过年回来听说后先转过头问弟弟：“你真的去啊？能行吗？”之后又回过头问父亲：“你们俩一起？”

　　小卢也担心儿子能否适应：“你夜里两三点不睡，早上八九点不起，人家干活的一大早就要起来。”

　　曾林下定决心和父亲一起去，但事先声明只做两三个月，等五六月太阳毒辣的时候，就进厂打工。他虽然在农村长大，却从未像父亲那样种过田。

　　曾林和父亲最大的分歧是消费观念。曾命辉在外打工赚的钱，几乎可以一分不动全带回家。他进城打工16年，仍保持着乡村的生活习惯，舍不得花钱。曾林则大约要开销掉薪水的一大半，他买的衣服仔裤大多是两三百块钱，便宜的也要100多块。他认为几十块的牛仔裤容易褪色，根本穿不住。手机最开始买2000多的，现在越买越便宜，但也得1000来块钱，“太差了拿不出手。”

　　小卢在北京做保姆时，有一次给儿子打电话问：“你什么事情惹爸爸发这么大脾气？”原来，曾林给父亲买了件衣服，父亲觉得太贵，发脾气不肯穿。父子俩因消费观不同而起的冲突传到千里之外的母亲那里。

　　村里有很多像曾林这样的年轻农民工，与上一辈之间的鸿沟无处不在。有一年小卢的姐姐准备请个法师为自家儿子驱魔。原来，她儿子外出打工回来，染了一头黄发。“换了我也会着急，头发黄黄的，长到遮住眼睛，你跟他说话，他一甩头，才露出眼来，就跟中邪了一样。”小卢说。

　　曾林觉得在农村过得自在轻松，但这里挣不到钱。还是要到城里去但城里如果不是特别有钱，过得比农村还苦。骨子里他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他答应与父亲一起去修桥，除了为家里攒钱，还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丢失了农村人的体魄和精神。

　　在家过年的这几天，曾林经常一溜烟就骑摩托出去和同学聚会。同学大多在外面打工，春节回来时见上一面。曾林承认与同学相处时的状态跟在家时不一样。大年初三的晚上，他与几个同学吃饭、喝酒、唱歌、谈未来关于这帮年轻人的未来，曾林母亲的总结是：没有人愿意回乡下，但也没有人知道在城里如何混下去。

　　岁月静好

　　春节假期的油麻田村，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段，平日外出打工的青壮劳力都回来了。

　　大年初二的曾家宾客满院，曾命辉的姐妹携家带口来看80岁的老母亲。中午开饭，桌上摆着猪肘子、鸡、鱼、牛肚……小卢说别人家都杀了猪，她家没养猪，肉是在外面买的。

　　“都说爸爸舍不得，他买肉挺舍得，一整个牛肚子花了100多块钱呢。”曾林悄悄对母亲说。

　　曾命辉说，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大家才回来。过年这几天，这个40多岁的男人笑容很多：凑在亲戚身后看牌时他笑；与姐妹、老母亲拉家常时他笑；妻子半开玩笑数落他落伍时他也笑。

　　午饭之后，十几个人在院子里支起三四桌扑克牌，一直打到太阳下山。他们打的是“斗地主”、“跑得快”，规则简单易学。晚饭过后接着玩，午夜12点，老母亲按当地习俗煮上十几个桂圆鸡蛋给女婿们吃，吃罢鸡蛋，各家骑摩托散去。

　　这是典型的农村过年场景。每户人家都在堂屋里摆上瓜子糖果，门不上锁，邻里过来拜年唠嗑，推门就进。摩托车是村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男人骑着摩托，带着妻子儿女走家串户。

　　“知足就幸福。我现在很满足，在外面有工可打，家里儿女都好，老婆对我也好，80岁的老母亲对我也好，有什么不幸福的呢？”曾命辉说。

　　他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太多设想，等年老打不了工的时候就回老家。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不知儿子将来是否能在城里找到一份相对安定长久的工作。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做父亲的最大努力，剩下的儿孙自有儿孙福。

　　曾林对幸福的感受一分为二。“作为儿子，我肯定幸福。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没钱不好混啊。”他对未来的梦想比父亲多，迷茫也比父亲多。家人建议他学厨师，他未置可否。他花了两千多在宁乡报了驾校，没有特别清晰的目的，“先学了再说。”

　　他曾对父母说，别把全部的钱都花在给我娶媳妇和给姐姐陪嫁上，万一你们老了需要钱花我俩挣不到怎么办？

　　油麻田的山水和岁月一样宁静。阳光下的牌局中，年轻人个个都穿着时尚，与他们的父辈之间泾渭分明。大年初三的傍晚，曾家女儿带着准老公回老家过年，他们已在长沙买房同住。入夜，一家人围坐闲聊，曾家老母亲要孙女尽早领证，老太太凑到旁边人耳根前说了句：“如今世道好了，风气差了。”

　　岁月回转到她年轻的时代：结婚前与自己的男人不曾谋面；结婚时男人出门在外，在村里找了个女人做替代拜堂成的亲。婚后随做船运的丈夫出过远门，丈夫早逝后她几乎未曾离开过油麻田村。老太太目送子孙归去来兮，自己却不愿离开，哪怕是去城里孙女那里小住。她在自家院子里种蔬菜、养鸡。她站在篱笆门前挥手把鸡赶出菜地，抬手之间气定神闲，她是村落的主人。

　　蒜农的“过山车”

　　种昂

　　短暂的幸福

　　2011年春节前夕，刘世海愁眉不展。刘世海原本寄望于大蒜生意挣钱致富，但离奇的蒜市却让他在辛苦一年后亏了钱。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蒜价却仍然像个睡汉，始终抬不起头来。”刘世海抱怨说。

　　37岁的刘世海是山东金乡县鱼山镇西刘庄村人。金乡是中国最大的大蒜集散地，这里大蒜种植面积最大、单产最高、总产量最大，大蒜每天的成交量能占到国内总量的八成左右。

　　刘世海家3亩多地全部种植大蒜，他从小跟着父亲种蒜，有着近20年的经验。

　　平时，西刘庄村里的农田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在耕种，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留在村里反而会被亲朋笑话。刘世海坦言他并不想抛下妻儿到外地打工，可父亲哮喘病的治疗费、孩子的学杂费使他不得不背井离乡。

　　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刘世海打工的化工厂因产品滞销而倒闭。与此同时，大蒜在这一年成了全民热炒的焦点，整个金乡县更是成了游资汇集的高地。刘世海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家中，和亲朋们一起凑了十多万元，一边种地照看老人、一边利用积蓄干起了大蒜生意。

　　2009年，金乡的蒜价较2008年竟然狂飙了近百倍，价格涨幅远远超过了房价。刘世海的大蒜生意刚刚起步就赶上了好行情，不断有本地和外地的客商前来委托他代购、代销。这些客商大多是新入行的，对蒜市行情并不熟悉，只是听闻大蒜赚钱，才把家中的积蓄拿出来投资。他们有的是运销蔬菜的批发商、有的是建筑队的包工头，还有政府的官员、学校的老师。

　　“当时我们金乡人都心里打鼓，但各地客商就好像不要钱似的毫不顾忌风险，订单不断传来。”刘世海回忆道。

　　刘世海坦言，当大蒜被热炒时，金乡数百“蒜经纪”充当了游资的马前卒。不过，大钱都让炒蒜者挣去了，真正的蒜农和经纪人却很少有暴富的。2009年刘世海赚了两万多元，虽然不比在外打工挣的多，但却能与家人团聚在一起，这让他感到十分幸福。

　　狂跌

　　2010年是刘世海做大蒜生意的第二年。这一年的蒜市被刘世海形容为金乡历史上“最为诡异”的行情。

　　这年里，大蒜市场延续了疯狂的涨势。刘世海经常在周围几个村庄走街串巷、收购大蒜，他明显地感到，蒜农种蒜的积极性大增，不仅是金乡、周边几个县种蒜面积上涨了两成，甚至南方很多其他产区也开始大面积种植。同时，大蒜被认为“稳赚不赔”，蒜农口中的卖价一天数涨，收购的难度明显提高。

　　自从2010年5月新蒜上市，5.5级大蒜收购价从3.4元/斤一路飙升到6.5元/斤。以往金乡最高蒜价比收购价也就高出0.5元/斤，2010年却高出了足足一倍。疯狂的蒜市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金乡人的预料。

　　过于反常的蒜市的现象引起了政府的关注。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公开表示，有游资大量炒作大蒜、绿豆等农产品，并放出“严打”之说。发改委更是联合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文，向游资正式宣战。但各地蒜商仍然热情不减，刘世海去年9月以5.3元/斤的价格又收购了80多吨。

　　10月成了大蒜市场的分水岭。此前，金乡蒜价冲劲十足、节节攀高；10月份之后，却突然掉头下行、狂跌不止。2010年12月，蒜价一度探底至5元/斤以下，每斤比最高点跌了1.5元。 蒜价每跌1分，刘世海就要多赔一千多元。接连的下跌让刘世海坐不住了，股东们也频频登门问长问短。

　　刘世海最后忍痛卖出60多吨。在抛售的前一天，刘世海和几个股东在酒桌旁商量到晚上11点多。刘世海一算，2010年不仅把2009年赚来的两万多元钱赔了进去，反而还多亏了一千元钱。

　　“最严重时金乡有接近2/3的蒜商在亏损，大家就等着春节临近，蒜价能再次抬头，但却偏偏事与愿违。”

　　眼下，刘世海心里很矛盾，他打算再继续坚守一年。这样既可以对凑钱入股的亲朋们有个交代，也能多与家人团聚些时日。但如果2011年蒜市持续低迷，刘世海不得不再次外出打工。毕竟家庭开支日益增长，仅靠种蒜根本无力支撑。

　　非典型官员自述

　　张延龙

　　一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情，应该追求很多东西，现在才发现，最宝贵的原来是时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幸福是什么？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现在呢，上班、加班、应酬连轴转，好不容易有点时间闲下来，却不知道做什么好。”杨建（化名）大笑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杨建供职于西安某开发区。该开发区属正厅级单位，尽管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不属公务员编制，已位列中层的杨建还是时常被同事尊称一声 “杨处”或者“杨局”。在外人眼里，他工作体面，每天开车上下班，有自己的房子，每年10余万的收入在西安这种二线城市也说得过去。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苦笑说。尽管表面看杨建的收入要高于传统行政区县的官员们，但他更羡慕那些可以一大早毫无压力坐在办公室泡一杯热茶翻看当天报纸的公务员们，“每年都有考核压力，招商引资完成了多少，年初定的目标能不能超额完成，项目急的时候加班到第二天早上是经常的事，运行体制更像是公司；但我们又是政府，要时刻留意领导的最新讲话精神，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法。”

　　西安共拥有 “五区一港两基地”8个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的面积少则数十平方公里，多则逾百平方公里，类似杨建这种“准公务员”身份、供职于这些开发区的人员数以万计。从本质上讲，开发区是经济职能部门，其使命在于整理、开发土地从前期的定位、产业规划，到招商引资、宣传推介，目的在于“卖掉”土地，无论是卖给开发商，还是卖给工厂。

　　但在“创业”初期，他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艰辛与传统政府部门不同的是，开发区的官员们经常用到在市场领域广被应用的“创业”两字，一位身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西安市副市长向本报记者感慨说，“我创业时，市里只拨了30余万的资金，购置了一部分办公用品后，就所剩无几了，当时员工们连工资都是先拖欠着。”

　　经过初期的艰辛，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土地逐渐变现，开发区的财政收支也渐好转，奖金、补贴随之而来。然而，相对丰厚的收入并不能减轻工作的压力。除了开发区管委会每年自定的招商任务必须要完成，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兄弟开发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竞争是摆在桌面上的，比如对具体项目的争夺；还有一些竞争是软性的。

　　除了盯紧既定的项目，让杨建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他曾说服创办于西安另一处开发区、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整体搬迁到自己这里来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在经过大量的沟通后后，杨建许诺了一笔产业扶植资金甚至股权投资，才敲定合作。

　　每年的年中、年尾，是杨建们最紧张的时候。这段时间各个开发区开始集中总结工作，他们通常会在当地的陕西日报、西安晚报上购买广告版面，向陕西省、西安市高层领导以及市民们总结引入了多少投资、有多少家世界500强公司入驻、如何实现未来的蓝图。“这段时间天天盯着报纸看，别的开发区都在做什么，有什么新的思路，千万不能被比下去，如果对手引入了一个特别大的项目，连篇累牍地宣传，而你没做什么事情，那就不好交代了”。

　　二

　　去年国庆前的一个周末，在经过连续5天的加班后，杨建终于有了一天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跟老婆请了假，他约上一位最好的朋友这位好朋友在当地另一家开发区工作决定过一个男人们的周末。午饭后，他们在一家茶馆碰面，聊了一会儿工作近况，他们忽然觉得在周末的大好时光，两个男人居然不为工作对坐喝茶，这种行为无趣极了。

　　“去玩儿点什么呢？”杨建说。

　　“我也不知道，好像什么都挺没意思的。”他的朋友说。

　　讨论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答案。最后他们找到一家足底按摩店泡着脚，抽着烟，睡了个下午觉。醒来后，杨建忽然觉得有点可悲“真的是不知道干什么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你说生活有什么意思？”他感慨说。

　　杨建告诉自己应该知足，却又总是不知足。“如果能换个更大的房子，就可以接父母过来一块住，车子开了五六年了，是不是应该换部更时兴的车？”

　　杨建的房子购置于2005年，当时西安的房价在每平方米3000元出头，他在市区买了一套90平米左右的住房。

　　之后3年，杨建不关心房价，也不关心股市。一直到2008年，西安的房价涨幅都大大落后于全国水平，炒房团、高房价、房奴似乎是遥远的事情。杨建身边也有同事陆续买房子投资，但并不足以让人在意。

　　2009年5月起，房价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杨建开始坐不住了。手头已有20万的存款，他决定投资一套房子，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婆的大力支持。

　　杨建看中了西安南郊的一处大盘，环境、配套都比他目前居住的小区要好，还有幼儿园。房子140平方米，总价70万，“当时感觉还是有点贵，心里多少有点拿不准。”杨建说。身边的朋友很多都劝他赶紧买，不然房子还会继续涨。

　　终于决定去签约。到了售楼部，售楼小姐告诉他，“这个房子是 ‘双拼房’，也就是说为了符合国家90/70平方米政策，把两套房子拼成一套房子来卖的，一套房子有两个房产证。”

　　这意味着首付比例需要重新计算。更重要的是，杨建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买房的计划暂时搁下。恰逢工作繁忙，杨建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再去看房子，到了年底，别人告诉他，“你当初看的那套房子现在涨到8000了。”

　　杨建很懊恼。有时妻子也责怪他，“双拼房就双拼房嘛，当初应该坚定点儿买下来的，现在都翻了快一倍了。”

　　涨价的对象开始蔓延到农产品。绿豆、大蒜、薏米……杨建开始关注财经新闻，开始关注通胀、CPI、信贷投放、货币增量等过去非常陌生的词汇。他终于明白了应该尽快寻找投资对象，把钱存在银行只能是一天天的逐渐贬值。

　　他决定进入股市，尽管自己没有时间，但妻子工作相对清闲，“所以都交给她来操作了。”

　　几天前，妻子高兴的告诉他，“都说过年前会有红包行情，果然赚了些钱”。

　　初七一大早，杨建起床洗漱准备兔年的首个上班日，妻子已坐在电脑旁边，回头看看他，叹了口气说，“又加息了，看来大盘要低开了。”

　　在温州，他们的痛与乐

　　陈周锡

　　离春节还有5天，温州一家鞋类企业负责人老程，用轿车拉着几捆鞋材匆匆赶往工厂，计划生产完农历年底的最后一批产品。回顾去年他的企业业绩，老程有些无奈地说，销售额上去了，但利润下降非常明显，赖账比往年明显增加，赚钱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同时，老程也是一家地下担保公司的合伙人，主要从事民间高息借贷业务。在温州，这种打着担保公司等旗号放高利贷的现象极为普遍。老程估计，全市像他这样没牌没照的担保公司起码有上千家，运作资金在200亿元以上，“高利贷成为去年温州最赚钱的行业。”

　　老程说，去年温州企业赚钱了，但主要来源并非制造企业。

　　正月里，老程穿梭在酒店、茶座间，和一些亲朋好友吃饭聚会。席间，一些企业主更多谈到，去年他们放高利贷赚了多少钱，投资的房子现在价格上千万，却很少谈到企业经营怎么样。老程说，不赚钱的企业已成为一些温州老板的面子工程，赚大钱的炒房、高利贷副业使他们乐此不疲。

　　过去的一年，对老程等一些温州中小企业来说，可谓“痛并快乐着”。但他们并不清楚，“痛”还会继续多长时间，“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

　　而去年的12月份，温州民营企业协会、市个体企业协会和温州大学商学院胡振华教授团队联合发布了首份“温州企业家幸福感指数”，结果显示：温州商人在满分100分的幸福感测试中，平均值仅为65.3。按行业分，平均得分最低的是电器业，仅为59.4。

　　企业的成本酸楚

　　2月9日，正月初七，温州规模最大的职业中介机构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开始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人员，这比往年迟了两三天。尽管该职介中心开市时间已经推迟，但前来应聘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多。与此同时，大街小巷上也少见来往的外来务工人员。

　　作为中国“制造业之都”，温州又将迎来新一年更为饥渴的“民工荒”。

　　人员难招，涨工资于是成为企业的第一大压力。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年前调查的结果显示，有的私营企业主已打算开出年薪4万元的薪酬。

　　除了涨工资，很多企业还打出“温情牌”，如免费安排集体旅游、配置图书馆和网吧、安排夫妻房等。甚至让回家过年员工带上“招工请柬”，不仅对工资明码标价，还把种种诱人条件详细罗列出来，保证兑现承诺。

　　据了解，目前温州企业普遍缺工，以成衣、制鞋企业为例，普遍存在10%-20%的用工缺口。去年，一些温州企业已经因为招不到工人，只能减产。在温州的“中国鞋都”，一家鞋革企业14条生产线，因招不到工人只能停掉4条。

　　原材料成本高涨，是企业的第二大压力。另外，人民币升值、税收、节能减排、加息等，也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产品成本大幅上涨，但销售价格涨幅不大。”老程说，去年温州企业销售额上升，产品利润却大幅下降，这种现象在去年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普遍。据了解，目前温州鞋革企业利润已从原先的8%下降至现在的2%至3%都不到，服装企业普遍反映“利润很少很少”，打火机等一些企业甚至无利可图。

　　去年9月中旬，温州市有关部门对全市129家骨干工业企业运行监测显示，三季度与二季度相比，只有33.3%的企业盈利实现增长。

　　高利贷的狂欢

　　今年春节，老程和亲戚朋友吃饭聚会，会经常听到一些企业主说，他去年放高利贷赚了多少钱，感觉这钱真是太好赚了，却很少提及制造企业经营情况。老程也一改以往企业老板的自我介绍，对外宣传自己是做担保公司的，尽管公司至今无牌无照。

　　一位温州担保业人士说，目前温州地下担保公司有上千家，运作资金高达上百亿元。

　　老程说，目前温州通过担保公司的高利贷，融资利息为1.5分至2分，贷出去的月息至少5分以上。办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玉亮说，这些民间借贷背后的月利息至少5分以上，最高的达到1毛5分，主要用于借款人熟悉领域的项目资金拆借。

　　老程说，每天他都能在报纸上看到担保公司的宣传广告，担保公司俨然成为温州的第一大民间银行。去年底，一位银行部门负责人说，他周边1/3以上的朋友都在放高利贷，尤其是在一些温州工业经济强镇，比如柳市、永强、瓯北等，参与的人数更多、金额更大。“有资金实力的开担保公司放高利贷，小打小闹地拿出几万元放贷赚点家庭生活费。”

　　与此同时，温州担保公司的经营触角，很快延伸至在外温州比较集中的城市。据说永强仅在上海一地放贷资金就高达50亿元。

　　在去年被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小企业参与度明显更高。

　　从今年初开始，温州无论是中小企业贷款，还是个人购房、抵押贷款等，难度都在加大。又加上春节期间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再次上调。老程预感到，高利贷生意今年还会继续红火，“这么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是进入中后期的4万亿元投资，还是即将启动10年规划的4万亿元水利投资，以及高速推进的地方城市化建设，这些项目建起来都需要钱吧。那钱从哪里来，最终主力无疑是改革开放30多年积攒下来的民间资金。”

　　如今让老程发愁的是，自己用于放贷的资金还不够多，希望更多的民间存款参与其中。老程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兄弟呀，50万元放贷1个月，利息就是15万元，这钞票真是太好赚了。

　　炒房者的新动向

　　另外，在利润微薄又无力转型下，去年温州很多企业把精力转向房地产，出现了“大企业造楼、小企业炒房”的现象。在房价高涨下，这些企业炒房收益颇丰，甚至盖过其制造企业。

　　在“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老程说，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此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转而投资房地产等行业，这种现象在温州比较普遍。另外，由制造业企业抱团成立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温州至少有7家，每家资金规模都超过30亿元。由制造企业抱团组建的投资公司也不在少数，注册资本一般都在上亿元。

　　在房地产调控日趋严厉下，这些温州炒房资金开始出现新动向。

　　一位温州房产投资人说，预计杭甬高铁今年底会建成，这样温州到杭州不到3个小时，目前来自发达县市的主要购房力量，已经把目光从温州转移至杭州，随即这股“移民动向”将会波及温州市区，且方向、目标越来越明确。他说，他接触的一位温州市区企业人士，去年卖掉温州的一套单价五六万元的房子，在杭州买了两套房子，一套是供小孩读书的小面积学区房，另外一套是给自己居住的大套房。

　　据了解，在杭州滨江、九堡、下沙等地，来自温州的购房者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杭州的居住环境，更看好省会城市的教育、工作环境，以及便捷的交通资源”。该投资人说，在政策调整过程中，今后人口流进集中、资源集中度相当高的沿海大城市，将是温州人居住、购房的首选。上述该投资人说，从发展态势看，温州房价必将会回到中国城市房价的合理梯度。

　　据最新公布的 《2010年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杭州房价跃居榜首，新房均价达25840/平方米，创历史最高。

　　去留之间

　　张然

　　过年这段时间王哲（化名）感到心力交瘁，除了很多工作要在节前完成，另一件让王哲头疼的事是儿子放假了。

　　王哲拥有一家设计公司，因为平时工作忙，跟儿子接触的时间非常少，所以一到节假日王哲就把儿子带在身边。但上初中的儿子小松已经不像小时候一样好管了。王哲年轻时忙于打拼事业，顾不上对孩子的管理和教育，寄希望于通过让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私立学校帮助看管孩子，但并不如人意。

　　小松很小就跟着父母到过很多国家，住星级酒店，尝试过各种高科技的东西，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学校老师。面对聪明、机敏、见识颇丰、又对一切毫不在乎的小松，学校似乎也没有办法。从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从请私人家教到学校老师一对一辅导，王哲和妻子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已经基本无计可施了。最近他们开始考虑先给孩子办留学，最终希望移民加拿大。

　　一个想移民的富人

　　王哲工作忙的时候，一个星期都回不了家，最忙的时候他曾在办公室里待上小一个月没下楼。“心思全在工作上，回家也坐不住，见到儿子还怕心思散了，实在不好兼顾。”王哲无奈地说。因为王哲和太太都有各自的事业，小松跟家里的保姆和司机接触的时间更长一些。为此王哲和太太约定不管多忙周末都要放下工作，回家团聚。

　　去年下半年王哲的太太特意安排一家人去了趟加拿大，一来度假，二来考察孩子上学的可行性问题。这趟加拿大游让一家人重温了久违的温暖。

　　这次他们以考察温哥华为主。加拿大是个冰雪国家，但是温哥华却是个四季温暖如春的好地方，冬天里有时最低气温也在零上2摄氏度，气候温暖、碧草如茵。“温哥华的冬天湿润多雨，但只要雨一停，地面很快就干了，街头很多人穿着运动鞋和薄衣单衫慢跑锻炼，到了那儿我也想换上运动鞋跑跑步。”王哲兴奋地说。

　　“这里环境没得说，空气清新、天蓝地碧，社会保障也很完善，美中不足的是不够‘热闹’，”王哲说，“加拿大的生活节奏很慢，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到那里只能是消费和养老。”

　　40岁的他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恰恰也只有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给他带来这样的机遇。所以他不会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只希望先解决孩子教育问题，以后的事情再从长计议。

　　加拿大的学校教育和国内不同，他们主要以培养全方位的人才为目标。王哲认为，小松尽管成绩不好，但是他博览群书，眼界开阔，发散性思维也很强，他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元素，但在国内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很难找到一条适合他发展的路。所以，他希望国外不拘一格的培养方式，能够给小松的未来找到一些方向。

　　但是王哲也有顾虑，怕孩子学坏。加拿大的学生生活中社交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各式各样的party，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伴随party的酒精和大麻让王哲很是担心。一位在移民加拿大圈子里很火的老移民“七杯茶”就在他的博客里写道：加拿大“滥用药物研究中心”去年年底前披露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加国15至17岁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承认在过去一年里吸食过大麻，而在18至19岁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上升到了50%。

　　燕归来者的得失

　　跟王哲不同，周童喜欢国外的生活。“国外地广人稀、空气质量好、食品安全问题少，再加上完善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让人生活得很安心。”周童笑着说。

　　1998年大学毕业的周童申请到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毕业后就留在当地工作，获得身份，结婚生子，一待就是10年。但2008年底在老公李明的强烈要求下，一家人回到了国内。

　　男人固有的事业心、成就感是李明选择回国的重要原因。周童说，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人们不必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社会层级扁平化，一个公司里大部分都是小职员，也乐于做一辈子的小职员，而国内基本都是“经理”，人到中年如果还是个小职员，手下没有几个人管是一件没面子的事。

　　刚回国由于对国内环境的不适应以及二女儿的降世，周童一直没有工作。老公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去年年底周童也结束了两年全职太太的生活，重新回归职场，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

　　现在周童和老公一个月能挣到4万元左右，但还是感觉钱不够花。“国内的生活成本太高，大家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做第一世界的事。”周童说。周童来京后在西南二环附近租了个110平米的房子，现在房租为4000多元/月。另外，保姆费3000元/月，大女儿上托儿所的花费将近3000元/月也都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剩下的基本生活费用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周童都要去好一点的超市买有机食品和进口食品，小女儿的奶粉都是国外的牌子。

　　在法国，周童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不算奖金、分红一个月工资为3000欧元左右，负担一家人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医疗、教育都不花钱，个税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计征的。比如我一个人工作负担整个家庭，政府还会出于对你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考虑按比例减税，非常人性化。另外对普通食品的安全方面也比较放心。”周童说。

　　在周童看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穷人和富人，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会有人生活窘困，但一般国外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还是可以保障的。

　　此外，除了钱不够花，价值观和职场生态的差异也让常年在外的周童和李明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周童介绍说，外国人比较自我，体现在方方面面，男和女、夫妻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国内自古以来就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而在国外照料家庭的事是夫妻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酒桌上谈生意的交易规则也是国外所没有的，“在国内要办成一件事花费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包括金钱成本都太大。国外职场中的人事和权力斗争并不明显，晋升或保住职位基本不以是否请客送礼、是否请托为主要因素。所以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老外很看重家庭，下班后基本就会回到家里，而不像绝大多数中国三四十岁想要干出点名堂的男人那样下班后就要赶酒场。”周童说。

　　对于这个阶层的困扰，周童有自己的解读：奋斗是没有止境的，很多人觉得所谓的精英阶层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必再焦虑，但实际上当你爬上一个台阶，前面还有一个，回头看看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落在后面，但永远有人在你前面。“这种焦虑是来自我们不满足的内心，但这个社会的现实也在逼迫每个人脚步不停地往前走。”

　　“人得适应环境，虽然我们还不太适应并且不喜欢中国的职场生态，但有得必有失，李明得到了他想要的成就感，回国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孝敬父母，重温友情。好在我们还有后路，厌倦了就回法国养老。”周童笑着说。

　　广东：定义幸福

　　吴娓婷

　　农历新年前的广东，从官方到民间，都在讨论“幸福广东”。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与省人大会议小组讨论时，现场作三副“幸福”对联，表达自己对“幸福”的理解。这三副对联的横批均为“共建共享”，其中一副对联是“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汪洋说：“每个人都要为幸福广东尽职履责，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

　　广州市市委书记张广宁从宏观上介绍，过去的五年，广东克服了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社会矛盾凸显等种种困难，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任务，为“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则从各个民生的细节关注如何让民众切实感受“幸福”。

　　幸福在哪里

　　在刚过去的大年初六，十几位年轻人在广州环市路一家咖啡厅聚会。他们曾是广州一所重点高中的同班同学，大学和工作单位看起来都不错。

　　过年走亲戚期间，26岁的张荣总是被长辈问及住房、结婚和生子的问题。他有点反感：“是否集齐这一套三项就赢了？”

　　到了适婚年龄，成家立业成了家长的心头大事。张荣表示，他讨厌被家长定出的条条框框剥夺了生活的自由。他在外资银行工作，月薪四千。如果要尽快把这笔钱投入到供房结婚生子，他将失去进修、旅游等的机会。

　　“不止我自己的钱，父母多年的积蓄也会被用光。父母年纪大了，总要存一点钱来以防万一。”张荣说。

　　聚会席间，张荣带着“谁完成了买房结婚生子”这个问题问他的昔日同窗。没想到一圈问下来，只有一名女同学刚结婚。男生纷纷摇头：“哪有本钱买房？没法买房又怎敢成家？”

　　在张荣的朋友彭少辉看来，幸福可以很简单，“今天下班后送女友回外婆家，顺便在路上吃一碗牛杂，回家与家人晚餐，饭后约好友聊聊，过了一个充实的夜晚。”接受采访时彭少辉说。

　　但他说，这种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又被一些长远问题的烦恼消磨掉。在外企工作的他，也在考虑是否买房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来说，住房不仅是住房，还是在这个城市长久发展的保证。“要幸福其实不买房子也可以，但制度保障不了租房者的利益。而且，与住房捆绑在一起的福利有很多。”彭少辉说。

　　张荣的同学吴婧在当地媒体供职，熟悉房产与此后子女发展的关系。“举个例子，假如三代同堂，房产属于孩子的祖辈，那么，小孩入学的时候就需要证明与祖辈同住，且家长没有其他房产。”吴婧说。

　　这群年轻人刚工作三年，却都在考虑“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他们反映，身边顺利结了婚的同龄人，无一例外都是用父母的积蓄买了房子。他们和自己的同学当中，有人尝试过抽签购买经济适用房，成功者寥寥可数。

　　另一名同学高威从事IT工作，存到了一定的钱，和姐姐一起支付了房子的首期。然而，姐弟俩经常碰上连续几个月外派到其他城市，忙得顾不上谈恋爱。

　　“生活变得本末倒置，工作赚钱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被生活套牢。”张荣说。

　　吴婧则认为，房子被摆到这样一个高度折射了社会的畸形。她说：“这是一对矛盾体。社会公平缺失，使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财富如此难以积累。然而，因为社会没有安全感，财富又恰恰成为所有人拼命追逐的唯一目标。”

　　有钱就有幸福？

　　“政府提出‘幸福’这个话题，是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开始思考幸福问题了。”彭少辉说。

　　彭少辉认为，现在开始思考幸福问题的人，是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生活基本无忧的人。“例如政府和国企内部做到一定级别的人士，一些私企的老板”。彭少辉说。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珠三角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45636亿元，增长12%，比2005年的22557亿元增长了一倍。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一生产总值先后超过四小龙中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直追韩国。

　　然而，有了财富是否就拥有了幸福的生活？

　　家住广州市西关老城区的梁先生，其经历很能体现广州发展的缩影。1989年，梁在街边租档口卖古玩玉器。1992年自行开铺当店主，直到2002年10月，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梁形容上个世纪90年代康王路附近小摊档的火爆现象是 “摆垃圾在那卖都能赚钱”，“横街窄巷，全民经商”。

　　梁将店面划分成17个铺位，分租给来自福建、河南和广东其他地区的租客，每个铺位每月收租几千元。租客从云南昆明、河南、新疆等地购入原材料，到佛山南海等地加工，甚至现货拿回来转手，都能赚钱。

　　梁先生看到，有的租户在几个月内就能买上小车。

　　梁先生现在过得轻松满意。“我担心的是，现在老城区大拆大建严重。如果哪天拆掉了我的店铺，后续怎么发展？”梁先生说。如何持续有效地经营下去，成了他不时思考的问题。

　　而且“出租”这门生意本身无法让他的后代也参与其中。梁先生想出点本钱给儿子做生意，不过现在的营商环境又有了许多变化。

　　来自香港的冯先生则无法维系他的生意。春节后，他决定结束在东莞的家具定做生意。他遇到的问题是，管不住工人。根据他的说法，东莞的人力成本翻了一番，却没有一套法律法规约束工人的行为。近来，他将一次家具的订单交给一位工头，没想到对方在接单后连续提价。冯先生以合同约定为由拒绝，工头则带领工人以堵车的形式要挟。

　　“这种情况不是最近才有的，也不能指望它很快消失，除非用人单位和工人双方的行为都受到良好的法律约束。”冯先生说，他的小型工厂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

　　更合理的财富分配

　　追求一套更公平更有效力的社会制度成为所有受访者的心愿。

　　在1月底举行的广东省两会上，“幸福”成为一个发言的焦点话题，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直言，“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不是幸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赶不上上缴税收的增长，不是幸福”。

　　“无论贫富，我想幸福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人有尊严地活着。核心问题是，社会如何进行更合理的财富分配，如何让合理得到的财富持续地得到发展，而不是突然被剥夺。”外企员工彭少辉说。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此前提交的书面报告显示，今年省级财政总收入将达1812.71亿元，近八成预算将投向民生和公共服务。

　　在民间，市民希望用实际行动提请政府重视百姓福利，呼吁财富合理分配。

　　农历年前的一天下午，十余位广州网友相聚在地铁8号线，将“没有年终奖，老婆很生气”、“让年终奖来得更猛烈些吧”、“今年一元、明年一万”等形色各异的口号贴在衣服上后，带上一千个红包，兵分几路踏上地铁，开始给地铁乘客派发“年终奖”。

　　这个行动让不少收到红包的市民“感觉很温暖”，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一元钱。

　　接受本报采访时，活动发起者之一的梁树新这样介绍活动的意义：“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应该奖励为他们辛苦工作一年的员工。而从企业文化来讲，一个尊重员工劳动的企业氛围也必将更好。”

　　梁树新是一家企业的中层领导，长期从事公益活动。他表示：“广州这个草根的空间更大，可以让市民发出更多的声音。”派发年终奖活动结束后，引发了媒体的热烈讨论。舆论认为，关注民众的实际福利才是“幸福”的本意。

　　梁树新期望并在尝试，让派发年终奖成为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提出的议案。

　　政府要努力消除影响不幸福的因素

　　刘金松

　　从2006年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即开始参与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来已搜集了近40万个样本数据，通过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记录了其间国民幸福感的起伏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幸福指数的消长。

　　房价不变的时候，幸福感最高

　　经济观察报：在去年央视推出的一项关于调查中，44.7%的受访者感到幸福，换种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幸福？

　　胡大源：不能这么推论，在两者之间还有一大部分中间群体。从数据来看，不幸福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和国际相比我们的幸福感并不差，属于中上流程度，相对比较高。

　　经济观察报：你已经连续5年关注幸福感的调查，这5年来，国民的整体幸福感呈什么趋势？

　　胡大源：总体上来说，是有升有降，降的比升的要大一点。

　　经济观察报：影响这些升降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胡大源：首先是收入，没有收入做基础，任何一个群体，就谈不上幸福；在过去5年的调查中，受访者认为最大的困难也是收入的提升。其次是健康，就个体上来讲，在主观选择的时候，都会把健康排在收入前面，但在客观行动上，还是会把收入放在前面；和年龄也有关系，年轻人的幸福感一般没有老年人幸福感高，年轻人的学习、工作、养家的压力比较大。

　　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烈，教育水平提高，可以获得更好的收入，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参照系也变了。

　　经济观察报：收入高的不一定幸福。

　　胡大源：其实，你看幸福感是两个角度合起来的，一个是你的物质生活，为什么和收入既有关，又不是由收入决定的。就是因为你没有一定的收入基础，就不可能去满足你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这些东西都需要花钱，但是这些东西到了一定的阶段，你满足了之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不但要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不光有清洁的空气、蓝天白云，还要活得有尊严，有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在法制基础上的自由。在这方面和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也会影响人的幸福感。

　　经济观察报：目前的高房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多大？

　　胡大源：从这几年的调查来看，随着房价的上涨，幸福感是逐渐下降的；当房价不变的时候，幸福感最高；房价下跌的时候，幸福感在下降。随着收入上升，住房、就业等问题对幸福感的影响在降低；收入越高，越注重教育，养老等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的增加在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幸福感反而在下降，这说明有些高收入的人，幸福感并不一定强。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提到房价下跌的时候，幸福感在下降，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把房价打压下去，有房的人心里不舒服。就拿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有房户很多，有的还不止一套，有房的人不吭气，你说他是愿意房价跌还是愿意房价涨。

　　其实，失业问题对幸福感的影响比住房问题要大得多，住房问题是尝到甜头的人不吭气了，失业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家庭或多或少都有失业，即便是在工作的，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保障，所以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去考公务员。

　　政府要努力消除影响不幸福的

　　因素

　　经济观察报：地区幸福感排名中，2007年排在第一位的是青海，2008年是吉林，2009年是西藏。经济发达地区的幸福指数并不一定高。

　　胡大源：在观察中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各个地区有差异，这个研究还正在做。这可能和参照系有关，随着收入的提高，幸福感不见得就增长，人们的参照系在不断提高，提高之后没有达到这种参照系，幸福感就有可能下降。我们最新的一项调查，和去年相比，幸福感都在下降，整体下降的原因就是人们的收入预期没有达到。

　　幸福永远是一个相对指标，和谁比，和周边比，还是跟过去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收入高的国家幸福感相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在改进，人们的满意度就会好。

　　我们看央视的一个调查，相对来说，幸福的城市不是分布在最发达的地区，而是原来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个地方他们的起点低，这个时候人们的参照系和以前比，更容易达到。在今年统计中，上海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比较厉害。

　　经济观察报：具体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目前还没有分析出确凿的原因，大概有这么两个因素，一个是上海是外向型经济，受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其次有可能是受世博会的影响，世博会不像奥运、亚运会，很快就结束，而是持续几个月，这期间，上海本地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短时间内涌入那么多人，进来之后，无论是交通还是其他正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政府也会因此采取很多措施对市民进行名正言顺的管制，市民的舒适度就差，就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这些还只是一些推测，具体的因素，还要等后期数据分析过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经济观察报：幸福感是否应该成为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像国内有些城市已经提出了要打造幸福城市。

　　胡大源：现在比较流行幸福感评价，我看《环球时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叫《全球大国争着用“幸福感”揽人心》，像欧洲的幸福感评价做得火热。但要把幸福感作为一个目标，还是要留点神，这个数据指标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有时候幸福指数下降，不是你政府工作没做好，可能会有一些偶然因素或者外界因素，让你指数掉下去，掉下去之后，该怎么兑现对老百姓的承诺。

　　经济观察报：在打造居民的幸福感方面，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

　　胡大源：这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一种惯性，一有事，就指望政府管。其实，政府如果能管好，为什么搞改革开放？政府管得多的地方，像教育、医疗，往往问题比较多。

　　政府要有定力，要看看，影响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努力去把这些因素消除。幸福感最终的一条，还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避免“被幸福”

　　经济观察报：现在官方的各种数据经常会出现和民众的真实感受的背离，在幸福感的调查中，如何避免出现“被幸福”？

　　胡大源：统计指标本身有它的局限性，像去年被骂得最厉害的是2009年楼市平均价格上涨1.5%，2009年楼市价格上半年上涨得比较凶，下半年回落，正负抵消，最后体现在数字上，幅度就很小。

　　幸福感也是这样，如果用一系列的客观指标来衡量幸福，各种指标本身的权重如何确定，能否真实反映幸福感受，这都是问题，与其兜一大圈，还不如直接问受访者，在他做出回答的过程中，已经对收入、就业、住房等各种因素进行了权衡。

　　但这也会存在一种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在调查的时候，上午可能幸福，下午出了交通事故，就感觉到不幸福。所以就要通过扩大样本数量，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把这样的个案淹没在里面。

　　经济观察报：影响幸福感的变量在增多，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不幸福的因素可能会被不断地聚集、放大，然后传播。像经常上微博的一些网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社会天天总有不幸的事情在发生，也会影响他整体的幸福感。

　　胡大源：不仅是网络，传统媒体也经常报道一些灾难性的事件，网络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使政府对信息的过滤和控制越来越难，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种参与传播过程本身也会影响对事件的认知。

　　但不能因此，就加强对信息的控制，而是要对那些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改革。长期不让老百姓的声音出来，聚集下去就会变成一种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