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城市浮肿病，如何控制城市规模？

　　段成荣：人口设防节节败退

　　嘉宾介绍：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主要观点：

　　对于北京市来讲，控制人口这是从未变过的一个命题。人口指标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基础。北京历来非常关注城市人口问题，而且这个“关注”首先体现为控制人口，始终想将人口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在制定“一五”规划时，北京市就提出，要控制人口的盲目增加，减少城市人口。 “二五”时就明确提出：争取把人口控制在460万人左右，最多不超过480万人。但这做不到，所以隔5年在制定“三五”计划时，人口控制目标又有所扩大。

　　“五五”时，增长到840万，“六五”又增加到970万，但都没有完成。从制定“一五”到制定“六五”，这中间有20年的时间，目标从460万到了970万，人口规模增加了1倍。这里面有没有让我们思考的地方？显然我们目标的制定是有问题的。

　　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提到：“到2000年坚决把北京市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短短两年时间就突破了。

　　1993年10月6日，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提出，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但这个指标跟前面的指标有所差异，199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就开始增多，这1250万跟原来的指标相比有很大的退让。今天回过头来看1993年制定的目标，2010年人口数有多少呢？2009年底公布的是1972万，常住户籍人口是1300多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我们是计划体制，天天喊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社会，但我们的计划一点用都没有。总结这段历史、这些数字给我们带来什么？

　　总结这段历史，从整个城市人口规模的目标、设定和实际的控制、具体运行上看，基本上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而且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带来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城市建设摊大饼，整个城市不管是住房、交通还是其它的公共服务、生产设施的安排，没有更为合理的设计和布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权威的丧失值得我们关注。20多年来不断制定法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不断的被迫调整。对一个城市来讲，制定的社会政策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能够比较稳定才有效果，但几十套法规平均寿命为6.85年，40%寿命短于5年，最短的只有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