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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鲁江（左）做客第一时评谈政府工作报告 |
主持人：苏 博
嘉 宾：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谢鲁江
处理社会矛盾根本是抓民生
苏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很多媒体解读为“以民生为本”，温总理在报告中高度关注民生，同时不回避生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后，如此强调民生是为什么？
谢鲁江：应该说强调民生并不是现在才强调的，十七大报告也是特别强调注重民生。今年更重要的是一些指导思想和一些工作重点的转变，不是过去不重视民生。另外，从指导思想上看，这次重视的程度或者是强调涉及的面及政策的到位程度可能力度比过去更大，更鲜明。
为什么大家现在感觉更加强调“民生”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理论上看，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从老百姓来讲最主要是生活质量，生活状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能光讲一些空的大道理。另外，共同富裕也是有一些具体政策保障的。第二，从实践来讲，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大多数矛盾和问题实际上都是和民生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分配不公平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这样社会矛盾就会积累，人民群众一些不满的情绪就会形成。处理社会矛盾根本的还是要抓住民生，只要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地改善，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解决，社会矛盾也会得到缓解。
从现实来讲，改革开放30年，前些年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追求经济增长，尽快摆脱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目前，人民生活的改善大家感觉不像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动力在哪里？经济增长是要有推动力的。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从哪里来？这要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与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还是民生。对老百姓的生活从出生到最后应该有一个制度化的完整的安排。这个报告里体现出了这样一种雏形。
苏博：报告在谈“十二五”目标时，提到今后五年GDP的增速定在7%，相对于前些年是比较低的。您认为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鲁江：主要是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因为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把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提高效益上，放在调整结构改善民生上，不是放在速度上。
我们不能说速度快就不好，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又好又快，还是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是如果还是保持前几年的惯性，还是把重点放在快而不是放在好上，尤其不是放在民生上，这就是个问题。因此，这次主要是强调了中央工作的方向，是个动作导向问题。
我们不能单纯以GDP增速论英雄，同时还涉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和就业增长、收入增加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提升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上海浦东新区，他们做过一个调查，看产业结构的贡献率。如果光强调GDP增长速度的话，对GDP增长速度贡献更大的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从增加就业角度来看，贡献最大是第三产业。其中像批发零售业贡献最大，再从财政收入贡献来讲，第二产业的贡献相对来讲不如第三产业。
我们本身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有点发展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滞后，现在又有就业问题，又有民生的问题。这些如果经济增长质量很低，光有速度解决不了。
我觉得这是“十二五”整个规划精神具体的体现，同时也是我们当前确实重点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要确实考虑好怎么样选好合理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既能够保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同时又能够保证人民收入的增加，能够保证就业的增加，保证财政收入有保障。所以光靠GDP解决不了，必须有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解决。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速同步 需拓宽收入源泉
苏博：相比“十一五”规划，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到7%以上，并明确提出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在实施中要努力实现和经济发展同步。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指标的这一降一升？
谢鲁江：我觉得首先还是扭转过去的趋势。我们前几年相对来讲有这么一组数字，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几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老百姓明显感觉到生活负担更重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采取有利措施使居民收入增长上去，至少和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吻合。现在提出基本两个速度一样了，你7%，我也7%，首先体现出指导思想的定位，扭转过去的趋势。第二，我认为这一次把指标给硬化了，明确了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要和经济增长同步，这对于政府的工作导向是很大的转变。
另一方面，真实现这样的目标难度还是很大的。要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对比较容易，但要保障收入稳定持续增长，有时候就比较难。要把收入的源泉更多开拓出来，这需要一套配套措施。中央鼓励大家自主创业，还有政策向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倾斜。这些实际上也都是在不断开拓更多收入的源泉。真的要把7%的增长指标落到实处，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还需要一系列政策调整来支撑。
流动性太充足是稳定物价最大挑战
苏博：稳定物价，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您觉得当前政府稳定物价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该如何应对？
谢鲁江：现在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还是非常强大的。现在有一个输入性的通胀，美国在实现量化宽松的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政策就是，我一方面大量发行美元，一方面美元也是贬值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这样就带来了成本的提高，所有的企业成本都在提高。另外我们也在强调提高工人的工资。再一点，我们还在强调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强调环保。另外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还要投入，要研制新产品，调整产业结构都要投入，所有这些都要打入成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技术创新成本，产业结构调整成本，所有都要打入成本。打入成本最后都要体现在物价上，本身调整也好，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好，本身就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第一。
第二，流动性太充足。改革开放30年，我们塑造了一批收入比较高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积累了很大一笔社会资金。现在这笔社会资金明显找不到特别好的投资机会和空间。投资三产大家觉得竞争太激烈，赚钱也太少；投资二产又有很多是垄断的，不赚钱，投资一产也不挣钱，这样大量过剩的资金往哪儿投。他要追究一些盈利的地方，而且短期内赚钱的，带来的问题是房价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中央银行几次提高准备金率，虽然控制了一部分流动性，对于物价上涨带来的遏制作用显得还是有点不够，整个国家的资金还是过剩。
第三，通货膨胀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对于物价都有心理预期，当预期物价上涨的时候，物价带来社会压力就不可消除。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一些国际的协调，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的控制，另外给大家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和投资空间，而不是大家集中起来炒这个炒作那个。如何采取有利措施稳定基本物价，基本物价稳定下来，削弱了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老百姓相关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下来，其次在货币政策上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约束流动性。
我们现在主要从准备金这方面采取措施，从限制银行贷款方面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可不可以提高利率方面采取办法？
个税改革分步实施是现实需要 系统建立要时间
苏博：报告提出，“十二五”前期先提高个税起征点，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到中后期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次的个税改革，为什么要分步实施？
谢鲁江：现在相对来讲工薪阶层占到个税比重比较大。个税有两个功能，第一调节收入分配，高收入的多收点税，中收入的少征点，或者低收入阶层不收。第二是培养纳税人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个税标准不能定太低，大多数工薪阶层工资基本上维持生活，定的太低，调节分配功能就体现不出来了。我们现在通货膨胀影响很大，同时随着整个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基本保障线的标准也在提高，征税起点也应该提高。
税率也是可以调的。最理想的方式是考虑到人的生活的负担。这里头像地域的差别，人均负担的差别，有很多个性化的考虑。这些个性化的考虑在现在税收体系很难做到。第一要收集个人信息。当这套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只能在量上一刀切，后面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措施慢慢建立，因为那是需要一些准备。这个系统要跟税收挂起钩来，这个工作不是一天半天完成的，分类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需要做很多准备，因此要分步骤来做。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现在是能够做到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肯定要分步来做。
苏博：房价是一个老话题，这次报告中又强调，2011年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与往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今年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举措？
谢鲁江：我觉得今年的举措还是比较明显的，最重要的是明确了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在财政明确安排这个盘子，建立以提供廉价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等一套住房保障的体系，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而且第一这套体系逐渐明确，政府提供这套解决中低收入的住房问题，政府要承担责任。
第二点，我们要分析构成市场需求哪些方面？市场需求很大一方面，除了生活必须性的需求之外，很大一部分投资性、投机性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抑制投资和投机性的需求，怎么抑制呢？我不给你发放贷款，把按揭成本提高，让你无利可图，或者限制购房的资格，这都是一些封堵措施。
除了封堵措施以外，是不是可以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给社会过剩的资金提供更多的出路，这样，他就把需求又会撤掉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从单纯的调节房价转向在更大范围内，更综合性的措施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认为这些措施的改变对于维持房地产市场和维持房价的稳定，可能效果要更长远一些，效果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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