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 没完没了？

　　文/吴跃军

　　“我期盼我们国家早一天取消‘农民工’这样一个称呼，他们在企业做工就是职工，不要再划分为农民工。”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新余市市长魏旋君在北京接受大江网和江西日报的联合专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听到代表委员发出这样的呼吁，但为什么每每呼吁，都不了了之？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禁想问，从“农民工”到“职工”，路到底还有多远？

　　打开互联网不难发现，对于“农民工”的讨论，目前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城市中的“农民工”称呼多少带有一些歧视性含义，是城里人的自尊心强加到农村人头上的贬义词，应该取消这一称呼。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它只是对不同群体的称呼，是人的观念问题，并非称呼有歧视。

　　面对这样两种观点，我们姑且先不论谁对谁错，但“农民工”这个称呼存在争议是摆在我们面前不争的事实。既然有争议，就要想办法去消除，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强得多。新余市市长魏旋君提出的用“职工”取代“农民工”这一称呼的建议就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事实上，把“农民工”纳入职工统计范围，只是对农民在城市所作贡献的一种基础性回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进城务工的农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在民工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农民工”这个称呼还无可非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称谓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社会偏见和严重的社会歧视，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难题，譬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我们不妨这样推理，如果“农民工”的儿子叫“新生代农民工”，那么，那些进了城有个一官半职的农民儿子，是不是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局长”、“农民县长”或者“农民主任”？如果没人愿意被这样称呼，那么，同样是农民子弟，凭什么农民工的儿子就要被叫做“新生代农民工”？难道非要等到“农民工孙子”、“农民工曾孙”之类称谓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去抚慰农民的心灵？那未免也太晚了。

　　我们建议用“职工”替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社会歧视，更多的是期望通过这样的改变，更好地保护农民工和他们后代的合法权益，实现“同工同酬同保障”。我们也希望，随着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农民工”变身“职工”的梦想能早日照进现实。当然，这需要我们全社会一起努力，无论你现在是城里人还是城外人，往前数三辈，谁都是农村人。尊重他人，其实就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