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地震给世人极大震撼
庚欣（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日本9．O级地震，在受灾区，海啸漫天，生死顷刻间转换，贵贱共趋，老少同逝，恩仇尽消，屋厦全毁，刹那间一切抹平。功名利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忠奸黑白，在和平年代，人世间一切矛盾，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变得如此渺小。看到那些悲烈的画面．人们许多困惑可能都会茅塞顿开。当天我在银座开会，一下子，所有现代化硬件都失灵了，就剩下个人最单纯的良知、自律、忍耐及“和谐”。所谓 “真金需要火炼”，火炼出来的还是人的道德良心。其他都是次要的。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日本这次地震的震级、伤亡情况都不是最严重的（分别不及此前的上世纪智利地震和2004年底印尼海啸），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发达，传媒也同样在传播技术上非常先进，再加上现在是新媒体时代，借助网络和电视，把灾难破坏性的一面几乎全部展现给人们，所以会带来大家对灾难震撼性的认识，这种震撼和沉思应该不会亚于2008年汶川地震那次。
这次灾难给大家的震撼性认识在于，第一，战胜、超越自然不可能，要增加对自然的敬畏；第二，要尊重生命。虽然存在不少意识形态、领土纠纷，但是周边国家仍然积极提供援助，这说朗灾难面前，伸出援手并非愿不愿意，而是义不容辞。灾难面前，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共识。第三，一定不要推动末日论的传播。
宋晓军（北京知名学者）：这次灾难确实给人类社会很大震撼，使人们认识到即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灾难面前也十分脆弱，但是这种认识还远远达不到颠覆性认识的程度。
毕竟，第一，日本国民危机感很重，对灾害的承受力和经验都要远胜于我们。第二，与日本相比，中国面临的建设任务更加重，无论自然灾害如何严重，中国都应保持这种与自然灾害搏斗时加紧建设的弹性。第三，自然灾害并不能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日本文明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能因为大灾难来了就对人类社会继续进步失去信心。
重新考量沿海经济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沿海受灾城市在这次地震中损失惨重，这让我们重新考量沿海经济。日本本身是个岛国，重点发展沿海经济情有可原。而中国是个大陆国家，把重工业摆在沿海地区，忽视我们还有广阔的内陆腹地。某种程度上，这种倾斜跟政治有关，并不见得只是为了外贸。沿海是一个狭长地带，交通的确便利，但对于内陆的扩散影响或者说辐射能力很低。带动内陆经济发展的能力很弱。沿海的发达，多半只能造成近海地区的发展，离远一些的地方就成了贫困地区。与之相比，沿海经济带来的危害需要考量。像江苏、广东等地在沿海建造大型石化工业，仅仅考虑运输方便，而忽略可能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内陆开发的建议应该得到重视。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填海造地。这可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必经站。填海造地一般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那里人口稠密，寸土寸金，由于海洋现在大部分还属于“公用”，所以跟海要地能够相对比较便捷，比较有效地缓解城市压力。但这里面存在商业利益与自然风险的协调问题。还有现在有很多房地产商人，为了商业利益拼命宣传海景房的各种好处，却没有告诉消费者潜在的风险，这是很不道德的。
不过，不能因为存在地震、海啸等风险，就放弃开发海洋。海洋作为天然的运输方式，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海洋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排污场，而且现在是属于全人类的，无需人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即可使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存在过度开发的迹象。中国一些城市对海洋过度开发，如深圳：还有一些城市开发得不够，没有充分利用到海上资源，如天津。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长期规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风险意识应该增强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正面临“高风险社会”的挑战。中国最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日本很相似，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意味着在少数地区聚集大量人口—人口聚集型高密度社会同时承载的风险也是极大的。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教训。不仅是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中国今后在进行规划的时候，风险意识应该要越来越强。
庚欣：日本平时看似很琐碎的防灾教育及训练、社会公德培养，在这个时候就能看出作用来。一个国家或族群是否能延绵不息，关键就在于大难来临时的坚韧度，而这一切需要有大的方向性的宏观资源，也需要平时积累细微的微观素质。
郑风田：在日本大地震中，我觉得有两点值得中国借鉴和警惕。一是中小学成为市民们的避难场所，这意味着日本的中小学是最坚固的防震区。同时，日本在挨着海边建的核电站发生泄漏，这个我们也应该高度警惕。现在我国的几个核电站都在海边，而且是在人口高密度地区。我国将来还会建一些核电站，在规划时必须要把自然风险计算在内。 ▲（本文由曹磊、谭福榕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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