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日本能否进入“无核能时代”？

　　大地震过去了整整两个星期，核辐射的阴影却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上空，愈积愈浓。日本国内流传已久的“核能安全神话”似乎在瞬间崩塌。核能发电究竟何去何从？日本国民不得不严肃的思索这个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命题了。而另一方面，放弃占国内发电总量约30%的核能之于日本似乎并非易事。新兴资源方兴未艾，而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则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剧增和发电成本飙升，伴随而生的巨大损失对任何国家都是无法不可承受的。

　　两难境地中，日本将如何摸索震后的能源政策呢？福岛事件是否会成为日本进入“无核能时代”的契机呢？答案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民间，呼之欲出的“新政策”

　　“3月11日或将成为日本继明治维新、1945年战败以来的第三次重生。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日本将彻底扔掉核能”，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饭田哲也教授这样评价福岛事故对核能产业的巨大影响。

　　在他看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集中体现了日本核能政策的缺陷。首先是盲目、偏颇的“安全神话”。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日本国内“谈核色变”的核能反对派为数众多。为了排除阻力，电力公司、政府部门和学者们从70年代起便不厌其烦的重申核能发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久而久之在国民间形成了“安全神话”。就在“3.11大地震”之前，福岛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还面对日本媒体声称：“这里绝不会出现问题”。第二是缺乏国民监督的安全基准。“电力公司为了削减成本按照已发生的地震、海啸数据制定防灾基准。福岛核电站在设计时没有预想到如此大规模灾难”，饭田教授如是说。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因地震导致核电站损坏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岛的技术人员们绝非明知故犯。但“超乎预期”的震灾袭击核电站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04年和07年发生在新潟地区的两次地震震级都超出了理氏6.5级的防震标准。07年的6.8级地震更是让柏崎刈羽核电站全部停摆。那么为什么福岛第一核电站还仍旧按照以往的标准运行呢？“抗震、安全基准乃至核发电计划本身都没有经过国民的充分讨论和监督。因此福岛第一核电站原本只有40年的使用寿命一延再延，且设备检修也出现了疏漏”，饭田教授一语中的。

　　“但危机可以转变成机遇”，饭田教授反复强调这句话。“震灾引发了日本国民的"核能过敏"，核电站的新建和废旧燃料回收不得不停止，运营年限等与福岛第一核电站相近的5到7座设施也可能相继关闭 ”。在这位学者看来，福岛事故是促成核能退出日本历史舞台、敦促日本实施新能源政策的契机。

　　那么，什么资源能成为核能的替代品呢？包括饭田教授在内，很多日本专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风力、水力、太阳、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资源能有效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具有实现简单、容易推广等特点，在欧美已经发展的日臻完善。而日本自2000年以后包括大型水利发电设施在内的可再生资源占总电量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停滞不前。瓶颈是费用过高。相对于每度电只有5日元左右的核发电，太阳能的成本要高出近10倍，平均为49日元。

　　“普及越广所需的费用越低”，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认为可以通过小型化、分散化，即将小型风力、太阳能发电普及到每个家庭的方式跨越瓶颈。“如果日本政府能迅速投入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家庭用可再生资源发电会在短期内普及，2020年前日在总发电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能扩大到总发电量的20%，2050年则可达到90%以上”。按照饭田教授的计算，这项计划至少能带来50兆日元规模的经济效益，“不但可刺激震后的日本经济，还能在石油、煤炭价格飙升之下让日本获得先手！”

　　与规模宏大的可再生资源计划相比，能源问题专家、日中经济协会的高见泽学先生更加务实。他将目光投向了LNG（液态天然气）。尽管LNG也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比石油和煤炭清洁得多，而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条件获得持续、安定的供应。3.11大地震之后第3天，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在今后100天之内将向日方提供400万吨液化天然气。普京总统也宣布将加快ESPO（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输油管道）建设。“如果该项目能实现，至少在短期内日本的能源政策的天坪很可能偏向天然气”，高见泽先生如是说，“日本无法，也不应该回到旧的核能发电体制了”。

　　政府，踌躇不前的背后

　　与研究学者间积极的“去核运动”相比，政府显得决心不足。震后欧美各国都已经纷纷调整甚至中止了核能发电计划，而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动作。

　　“日本要扔掉核能绝非易事”，经济产业省的某位官员这样说。日本的未来能源政策基础是核能，经产省2010年制定的指针《能源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将在2030年前把核能发电占总发电量比例提高到70%。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兴建至少14座新核电站。

　　“普及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充裕的时间，但至少在短期内为保证国内电力供应和实现对国际社会的二氧化碳减排承诺，日本仍不得不继续依赖核能”,这句话或可代表众多能源政策制定者的心声。

　　同时，政府推进核能的决心似乎并没被撼动。“有专家认为福岛事故的原因是剧烈震动和海啸破坏了紧急发电机导致冷却系统失灵，而核电站原子炉并没有出现毁损。这说明尽管存在缺陷，但通过技术改善是可以实现安全核能发电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是促进核能技术继续提升的“惨重教训”，还是彻底转变能源政策的“契机”，民间和官方似乎存在着明显的认识差异。

　　另一个让日本政府不得不知难而上的原因来自迫在眉睫的供电不足。仅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发电量就占东京电力总发电能力的7%，如果关闭其他同等级核电站的话，由此产生的供电不足根本无法弥补。事实上，即便保持现有发电规模，在今年7、8月日本迎来的用电高峰中东电管区内至少5500万千瓦的用电需求有20%将无法满足。峰值时的用电不足更是高达1500万千瓦，这相当于东电最大供电能力的30%。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日本将面临最大规模能源不足。“电力会成为震后重建的瓶颈，如果用电不足继续扩大，产业界蒙受的巨额损失该如何弥补？！”这样的现实问题似乎让决策者们别无选择。

　　外交领域内日本政府也同样面临考验。将于年末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如果日本无法提出与欧盟和韩国同样水准的减排目标，就必须有足以说服世界各国谅解的外交能力。

　　国民，复杂的心境

　　“决定核能未来的不是学者和政府，应该是日本国民”饭田教授声之切切。那么，作为核电的最终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日本国民的心境又如何呢？

　　东京武道馆临时灾民安置点，记者遇到了从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10几公里的县浪江町举家避难的浮渡健次。他的回答出人意外，“我会继续支持，资源贫乏的日本别无选择！但需要政府保证我们的安全。”浮渡家的祖屋在大地震和海啸中侥幸留存，而15日核电站形势恶化后他们却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但记者从他的表情中没有看到丝毫的踌躇。此时，在一旁沉默着倾听我们对话的浮渡父亲却忽然开口：“我不会赞成核电了！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这样公平吗！？”浮渡父亲的愤怒和失落有充分的理由。福岛第一核电站生产的电力全部供应到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该地区的居民除了获得工作机会和享受部分电费优惠外，30多年来不得不与风险为伴。而今天，这些风险和担忧都成为现实。

　　福岛事故之后日本国民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核能的未来。但正如浮渡家庭中出现的分歧一样，国民们的判断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人民网记者李润泽 发自东京）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