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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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惠芬新作 ■文/周代红 摄影/王大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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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人物
4月23日，大连籍作家孙惠芬，将带着她的最新长篇小说《秉德女人》在大连图书大厦签名售书；4月9日，作品研讨会已经在北京召开。而早在1月初，本报在其出书前就已经独家连载了《秉德女人》部分章节。在孙惠芬刚刚拿到出版的新书和到庄河农业发展局深入乡村生活后，记者先后两次在大连、庄河进行了独家专访。
《秉德女人》是一部有关磨难的书，表现一个敏感的女人如何“用心灵穿越历史”，不仅是孙惠芬第一部以故乡青堆子之名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也是她第一次挑战百年时间跨度、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以奶奶为原型的形象，更是孙惠芬改动最多的一部小说。地域文化和家族故事对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何她感到越是熟悉的越难写？走访庄河乡村又为下一部小说制造了怎样的惊喜？
缘起：两枚无关的戒指引发的灵感
这是一部因为奶奶坟前的四个数字在心里“养”了二十多年，又由于两枚原本毫无关系的戒指而碰撞出灵感火花的小说。
1985年，孙惠芬的奶奶去世，墓碑上奶奶的生年——“1889”一下牵动和刺激了她的内心和情感。奶奶竟然出生在19世纪末，这是孙惠芬从没想过的。在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年代，奶奶是怎样生活的、经历过什么事，由于父辈们的离世，成了孙惠芬已然无法触及的过去。刚刚开始写作的孙惠芬，把写家族故事这个模糊的念头“种”在了心里。
二十多年后，孙惠芬听家乡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乡迁坟，从祖奶奶的坟里挖出了一枚戒指，可祖奶奶却一辈子没戴过戒指。这个故事激发了孙惠芬藏了多年的灵感，联想到自己的奶奶去世前把戒指摘下来给了20年没回家的二姑，孙惠芬感到二姑和奶奶之间定然有着一辈子不能沟通的东西。就这样，又过了一年，2008年秋，两个毫无关系的戒指连在一起，“秉德女人”的故事诞生了。
于是，在此前多次以母亲形象为原型之后，奶奶的形象第一次进入了孙惠芬的小说，集中在老年秉德女人身上。孙惠芬是从奶奶苍老的形象开始推想之前的故事，一生正派、有着严重封建家长意识的奶奶和开放的秉德女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一点都不像。实际上，孙惠芬想写一个对身体敏感的女人，因为只有对身体敏感，她的情感维度才无限宽广，她的生命才可能在国家和政治变迁中瑰丽绽放。
背景：辽南乡村区别其他的独特性
孙惠芬小说的背景，不管叫“歇马山庄”也好，“上塘”也罢，其实都是青堆子。《秉德女人》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基本框架是家族的，这让孙惠芬接受不了别的名字。联想到人们熟知的大连湾、旧金山湾，孙惠芬选择了“青堆子湾”。
辽南乡村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这就和陈忠实、莫言、沈从文的乡村不一样。辽南乡村最早经历的是文明的变迁，虽然远离革命前沿，但是革命气息和时代变迁都会辐射到这里，带来一些细微的改变。虽然秉德女人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对什么地方有了战争也不关心，但是她的生活其实也被外面的世界影响着。
除了像翻地一样把中国近代史和青堆子史翻熟了、翻透了，结合走访老居民和源自家族故事的想象，孙惠芬还做了一本有关人物的厚笔记。但真正进入创作之后，笔记却被完全抛之脑后了。写了仅仅开头2000字之后，孙惠芬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人物都活了起来，由不得你了”。
这部40万字的小说写得很顺利，仅仅用了8个月，却足足改了两年、十几稿，是孙惠芬小说里改动最多的一部，直到读下来一气呵成，再也改不动了才作罢。
人们常说，作家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是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让孙惠芬悟到，有时情况恰恰相反，越是熟悉的越难写，因为太熟悉了，反而容易陷进生活的泥沼，写起来缺乏想象力。
《秉德女人》后面1/3的内容，就是因为对“文革”后的故事太熟悉了，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家族故事中去。孙惠芬觉得，虽然秉德女人年纪大了，生活场景在缩小，也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但是即使故事进入家常，也应该像前半部分一样有想象力在穿梭着。这十几稿，主要改的就是后半部分，以至于改得初稿几乎没有了。
创作：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
《歇马山庄》之后，是地方志形式的《上塘书》、用第一人称点燃激情的《吉宽的马车》。到了《秉德女人》，孙惠芬原本打算，以老人去世起坟出现的戒指而引发7个儿女各自回忆的形式来写。然而，不久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也是多视角的形式，于是孙惠芬回到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她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别人。
《歇马山庄》写的是一年的事，历史的痕迹并不明显；《上塘书》采用的是空间的构筑方式；《吉宽的马车》时间跨度是10年。因而，第一次创作跨越百年的《秉德女人》对孙惠芬来说是个挑战。
把一百年的历史在一个女人身上写完，很容易写成好几卷本的长篇。在“长篇”情结越来越升温的中国文坛，面对这个表面上“宏大叙事”的题材，孙惠芬却要有意识地写得短一点。因为孙惠芬希望“用心灵穿越历史”，从以前的作品贴着心灵走，写“心灵的历史”，无关乎“时间的历史”；转变为既写心灵的历史和时间的历史，也写“时间的历史”之下的“心灵的历史”。
于是孙惠芬把和心灵无关的统统戒掉，写一个敏感的女人如何穿越历史，而历史又在她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孙惠芬觉得，用短篇幅呈现长历史，这样的反差会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时光的痕迹。
还乡：最大的期待在期待之外
4月初，庄河市农发局办公室里的孙惠芬不施粉黛，和半月前那个畅谈《秉德女人》创作经历的女作家大相径庭，她有意穿了一件长及小腿的黑色棉服和白色运动鞋，她说这样便于下乡。
这时孙惠芬已经“上班”好几天了。从2004年开始长达7年专业作家的生活，让她虽然有点不适应机关大楼的生活，但是谈起这几天的收获，马上变得兴奋起来。
孙惠芬希望了解中国当代乡村此时此刻的断面正在发生什么，要创作一部有关当代乡村现实的新长篇。“上塘，是一个村庄。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上塘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可是前阵子，孙惠芬在一个地图测绘制作公司呆了三天，发现原来现在庄河的每一个小乡村都绘入了地图。“上塘在地图上能找到了。”当代乡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孙惠芬想在她的下一部作品里充分反映这种变化。
不过，孙惠芬更期待能有意外的收获。不只有灵感触动如挖井般深挖生活，更能通过汹涌的生活经验的推动和滋养，让自己写作的神经澎湃起来，写出不期然的东西，为创作打开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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