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发言不是以从事研究的历史学者的身份，也不是以某个党派或机构的代表的身份，而是以时代见证者的身份。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即1985年3月12日，到1989年12月4日，我参加了华沙条约国最高层次的所有协商会议。戈尔巴乔夫当选那天向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他所主张的政策旨在延续1917年十月革命的理念，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革新也只是服务于这个目标，当时我是在场的。他要求我们要对联盟忠诚。与此对应他的首次国际性倡议即是将华沙条约延长20年。尽管有几位联盟伙伴存有顾虑，这位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将之贯彻实行，这项动议于1985年5月已经成功实施。逐渐地，在没有与同盟国协商的情况下，由他所领导的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偏离了这一共同的路线。对民主德国而言是进行了一场双面游戏。
对我而言，这一背景下，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
第一，苏联的解体是一场世界政治的悲剧，带来了沉重的全球后果，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盟友。苏联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所取得的根本胜利成果被修正了。北约组织的东扩一直达到俄国边境。欧洲，这个从1945年到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不得不体会到，战争，比如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又重现踪迹了。
第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无论祸福都被系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德国人的不幸不是民主德国，而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二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因此也就是苏联的一个孩子。尽管它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地从这个政治版图上消失。民主德国的终结却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这方面的征兆。1981年10月21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特派员。他带来的消息是：苏联再没有能力承担民主德国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石油方面。这一事实触动了民主德国的生存命脉。这一事实的根据是，苏联正处于一个类似于苏维埃俄国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和平条约时的局势。这给我们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带来了困扰。1918年的情势是关系到苏维埃俄国的存亡的，我们不清楚，当年的情势和如今80年代初的局势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推断：苏维埃领导层的分析已经得出结论，即苏联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1982年苏联共产党在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开始尝试，为拯救社会主义给出原则性结论。但他过早的逝世终结了这一战略。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转型，最初被视为是“社会经济的加速”，是一种历史必然。然而，最晚从1986年开始，并且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Perestroika）一书，有一点逐渐明朗，即这位新当选的总书记以致整个党对于转型该如何实施以及导向何方，都没有任何真正内容方面的设想。俄罗斯作家尤里·邦达列夫（Juri Bondarew）对此很贴切地说：“人们可以将我们的改革比做一架飞机，起飞了，却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着落的地方。”[1]
1987年我从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那里得到一个委派任务，去分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月份全体大会。当时我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这种改革新思维源自列宁。但它显现出来的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使用列宁的权威，只是为了假借他的名字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这种所宣称的“新思维”是对阶级漠不关心的，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根本不愿意，以不同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范畴去思考。
在西方至今仍主宰着这样一种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改革新思维。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首先在政治上支持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伦理道德上和在经济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统一社会党越来越难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一种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我们的疏忽在于，自1986年以来所施行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保持距离的政策，未能给民主德国带来其自身有关稳固社会主义和革新社会主义的方案。遗憾的是，改革新思维的失败诱使我们，这些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对自己国家里的必然变化产生了免疫。
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1985年已经将自由和主权给了各个同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就民主德国而言我不能给予证实。任何像民主德国这样与苏联通过友谊和援助条约，通过华沙条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结盟的国家，它们的主权在1985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受限的。在“改革”（Perestroika）和“公开性”（Glasnost）这些词汇出现之前很早，就已存在至少两种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关涉到世界政治：
首先，民主德国针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毫无理由地害怕，民主德国会在苏联背后打“德国牌”。出于这个原因他长年来一直阻止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当1987年这一访问终于成行时，戈尔巴乔夫又宣称说德国的问题是开放的。然而就在1989年11月1日在一个面对面会谈中他还向我保证，德国的统一不在议事日程上。同时他的同僚查明了，联邦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为德国的统一付出什么代价。最近联邦德国的前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在一次“新德国”报的访谈中告知读者，早在1989年4月，美国驻前联邦德国的大使就已经向他说过，在他的任期中“两德统一”就可以实现[2]。能做出这么明晰的预见的只能是一个人，即他本人制定了去除苏联的过程计划。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首长老乔治·布什宣誓就任第41任美国总统之前，昂纳克就从美国获得了一条秘密消息，其中称：“新任美国总统不打算，像戈尔巴乔夫所寻求的那样，赞同美国与苏联维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消息接着称：“并不是美国必须要迎合戈尔巴乔夫，而是戈尔巴乔夫必须要迎合美国”。昂纳克还获知，老布什还想促成他的私人朋友，中央情报局时期的同仁，弗农·A.沃尔特斯（Vernon A. Walters）成为新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这对民主德国而言可能不是好事。这个人已经服务于8位不同的美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被推翻时就有他的参与。他还制定了这一方案，即如何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取得选举胜利的情况下推翻由他们所领导的政府。他组织了中央情报局针对葡萄牙丁香革命所进行的活动，在安哥拉动员了反对解放军的地下活动，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对派来对抗解放阵线，武装了塔利班与驻扎在阿富汗的苏维埃军队作战。有关他的特殊任务的单子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不安骚乱。据说，他在赴任德国时，总统给他的告别辞是：“德国是有关全局的！”
这个满怀阴谋的秘密工作者就是那个据称在1989年之初已经向朔伊布勒预言了德国统一的人。对此人们想说什么？或许是：在科尔政府对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开始积极起来之前，所有这一切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已经是明了的了！苏维埃的领导层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共同参与了这件事，这是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在1989年11月24日，就是他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马耳他海岸会晤之前不久，在他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还说，“现在有许多有关‘德国问题’，有关德国统一的前景的说法”。对此他说，“但是我们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主德国的存在和发展对欧洲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保证，也是对和平和国际稳定极其重要的保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华沙条约的成员国，民主德国曾经是并且将来也依然是我们的战略同盟。就我们所知，西方有责任意识的政治家都深知这一事实。”[3]
一周之后，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波涛汹涌的海边对美国总统承诺，扫清通往德国统一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在民主德国领导层背后进行的，就像我们从来不是同盟国一样。
其次，戈尔巴乔夫政府不满意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所做的努力。德国统一社会党自60年代以来，就为苏维埃与中国的领导层之间产生的问题感到难过。它力求一种同中国共产党的均衡。当1985年在中国与民主德国之间要进行高层代表团互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宣布，民主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比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更好。1985年8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告知埃里希·昂纳克：“北京的立场与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攸关的利益相冲突。”[4] 民主德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1986年未征得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即派遣一个党和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对戈尔巴乔夫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不同的苏维埃领导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一方面是代表大国利益，另一方面是主张国际主义的政治声明。1949年苏维埃政权称民主德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5]。
正如建立一样，民主德国的消失也是欧洲的转折点。民主德国是整体的一部分。毁灭的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从苏联的远东一直延伸到欧洲的易北河和韦拉河。苏联不是因人民革命而解体。它是从上面被破坏的，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不同派系所破坏。帝国主义自1917年以来就想除去苏联。它通过战争和秘密警察都失败了，通过“死亡军备”（Totrüsten）却成功了。
戈尔巴乔夫事后的供认称，他从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去除共产主义”[6]，这我不相信。党和国家脱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是由于方案与原则的缺失。它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一个像叶利钦这样的反共产主义者才会被冲到了国家的首要位置。然后涌现了大量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顾问”，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只是在80年代末才出现。它有更深的根源。苏联与它的欧洲盟国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的体制辩论中已经输掉了。为此不止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一堆：主观的和客观的，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历史的和当代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理论的和道德伦理的。
最后一级是未达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战胜资本主义本是必需的[7]。未能成功做到使劳动大众感觉自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存在一种对党的角色的简单化理解，这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民和领导者之间的疏远。这体现于重要的国家事务在其决策之前未能征求市民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作为自我认识和不断的自我修正的客观器件（objektives Organ）来被运用。
现在有很多有关1989至1991年间事件的个别描述。遗憾的是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的全面分析。这将是此次会议组织者的一大功绩，将不同学科和国家的科学家和实践家聚集在一起，进行这种分析。1989年、1990年和1991年所发生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毁灭了，而是一种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模式。任何真正想要社会主义的人，今天都不会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许多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能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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