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有两件震惊世界并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都发生在苏联：一件是世纪初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件是世纪末的苏联剧变和解体。前者是喜剧，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后者是悲剧，是历史的大倒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创立和形成的苏联模式，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工作曾起过积极作用，后来由于长期不改革，模式僵化，七十年代以后孕育着一场危机，但并没有死亡的迹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他打着改革和旗号，改旗易帜，通过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行一系列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不但没有解决苏联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反倒愈演愈烈，出现全面危机，前后只用了五年多时间，一个实力上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就结束了生命，在地球上消失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缘自内部，“问题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
一、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渠道和途径
戈氏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顺乎历史潮流，坚持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是对的。但是，由于后来戈氏改旗易帜，改革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导向都错了。最后，改革变成改向和改制，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经济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先是引进新自由主义和接受沙塔林院士“500天计划”，实行激进改革策略，试图用一年多时间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结果把苏联国民经济搞得混乱不堪；接着实行私有化，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戈氏在1988年19次党代表会议以后，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全盘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总统制、议论制、多党制，并错误地提出“民主化”、“公有性”口号，释放出两种势力——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于是政局动荡失控。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导向。戈氏先后提出“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这块阵地。
——党自身改革的错误导向。戈氏把党视为改革的“拌脚石”，一步步向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方向推进，先是借用和歪曲列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权力从党转到政府手中，使党大权旁落；待到条件成熟时，动手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党的领导作用。这对苏联是致命的一击。
——民族关系的错误导向。戈氏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一味妥协退让，对闹独立的国家发表的“独立宣言”从不表态，实际上等于默认，最后导致联盟解体。
总括上述，苏联是通过所谓的改革走向剧变和解体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不同性质、不同结果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苏联戈氏的改革是改向和改制。“成于斯，败于斯”。
二、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
一是苏共的蜕化变质。苏共长期不重视执政党的建设，逐渐蜕化变质，这种变质主要表现在身居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首先，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有权有势，脱离群众，养尊处优，饱食终日，不能执政为民，关心的只是维护既得利益。其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到80年代，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替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二是领导集团的背叛。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处在权力顶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成员的状况如何，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戈氏上台后，逐步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这些人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一步步蜕化，有的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的成为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已不只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而是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指出：这伙人的罪恶目的，就是“给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把它彻底摧毁。“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氏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就国外因素来说，西方敌对势力在80年代，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对苏联软硬兼施，压力和诱惑并举。就国内因素来说，戈氏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反社会主义势力释放出来，出现了反对派，反对派降生后，又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势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夺权欲望急剧澎胀，最后通过“8.19”事件和明斯科协议，使苏联剧变并解体。
三、 未能阻止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就是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苏联在70多年的历程中，虽然制定了宪法和一些法律条文，但是没有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最高领导人一句话比任何法律都管用。宪法等于虚设。它是苏联未能阻止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重大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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