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灾区群众心理问题比想象中好 应继续援助

　　汶川地震三年，现在的重灾区建得非常漂亮，上演着“沧海桑田”的巨变。三年，灾区百姓的心理状况可否也像他们生活的城市一样，已抹去旧伤，开始了崭新而明亮的生活？

　　心理现状：比想象中好 专家建议做二十年规划 谨防二次伤害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建新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开始恢复正常，多数人不会永远埋在过去的悲伤中，已经从心理创伤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灾区群众的心理问题，比想象中好，大部分已经开始了正常生活，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们也会更坚强。”安定医院在灾区做心理援助的西英俊医生向记者表示欣慰的同时，仍表示有些人依然存在问题，心理创伤未愈合，如一些孩子晚上还是害怕，会做噩梦等；还有些人睡眠不好、身体疲惫、亚健康状态。“他们都需要继续做心理干预。”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教授认为，心理工作者除了要注重受灾群众、救助者由于灾难造成的心理压力外，还要关注他们在安置以及重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以防造成二次伤害。

　　张侃表示，在对于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的跟踪调查2年之后，6412名房屋被毁者中，20.9%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TSD），39.8%出现临床心理症状。“9?21”地震2年后，被调查的744名1—5岁的幼儿中，在地震之后3个月有7.89%出现PTSD症状，早期出现PTSD症状的孩子，在3年后出现了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从国际上对地震后心理援助的经验、心理创伤的原理和规律来看，张侃认为，汶川地震的心理援助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灾后一个月至三四个月援助转入中期后，应继续援助至灾后二十年。

　　

　　援助效果：尚未发生过学生自杀 灾区群众希望继续加强支援

　　心理援助到底有哪些实质作用？张侃向人民网记者介绍，有些工作做了可能看不出明显的效果，但是做和不做的差别很大。比如，汶川地震后，我国对学生的心理援助工作做的比较好，迄今，我国尚未发生过学生的自杀事件。而在国外，大灾大难后，学生自杀现象非常普遍。比较来看，我国的心理援助是有效的，并且必不可少。

　　曾经历过1996年包头6.4级地震的小孙对记者说，虽然当时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伤亡，城市也没有彻底毁掉，但地震之后的情景以及产生的恐慌、安全感的缺失等等，还历历在目。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生害怕，对灾难、对死亡、对整个大地的震颤的恐怖，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淡薄。那时如果有心理咨询师，给予一点安慰和建议，或许不会留下十多年难以消退的的恐惧。

　　“心理援助，无论是国家的认识，还是地方群众的需要，其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和肯定，从中科院设立的工作站点可以看出，群众是需要我们的。” 张建新说。

　　援助扩展：对象不能仅限于灾区 也应企及“台风眼”外周人群

　　“突然爆发的大地震，其创伤不仅影响到灾区群众，同时也影响着现场的救援人员、媒体记者、甚至通过媒体目睹灾难发生的灾区以外的普通民众。”张侃表示，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要大量地、长期地、大范围地进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研究员向人民网记者介绍，有的媒体记者、志愿者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后，看到受灾情景以及遗体等伤亡情况，也有人产生了心理问题，需要进行救援。同时，媒体所呈现的画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灾区之外的人。

　　“灾难发生后，不同地域空间给人带来的负性影响不同。”刘正奎指出，科研人员对非灾区和灾区居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比较研究后发现，出现了所谓“心理台风眼”现象，即在空间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而灾区周边地带，由于体验到了灾难对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威胁，并目睹受灾情况，心理恐慌程度较高。“更远的外围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灾难对人民的巨大灾害，担心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对灾情的风险知觉、恐慌和担忧程度都比较高。”

　　机制完善：政府应统一协调部署 从法律、制度、政策层面提供保障

　　汶川地震后，心理救援和心理援助工作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与重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震后初期，大量志愿者打着心理援助的名义涌向灾区，但是由于心理援助的专业性强，专业人才少，我国心理救援工作起步晚，经验不足，在救援的过程中也凸显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刘正奎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要通过政府立法确定重大灾难中实施心理援助的地位。很多自然灾害多发国家都为预防自然灾害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法令，还有非常具体的自然灾害应急计划，以作为灾害应急管理的具体指导纲领。例如，在美国，官方灾难心理卫生服务被列入联邦紧急事务响应预案，在发生国家紧急事件时，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紧急启动该计划进行灾后管理重建工作，美国灾难心理卫生服务即为服务项目之一。建议国家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心理援助应急预案》，将其纳入国家的应急预案法律系统，从法律上保证灾后心理援助的有序和高效运行。

　　第二，建立统一的心理援助常备的机构和组织。张侃曾发表论文记载，由于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种族矛盾和战争造成的灾难不断，为提高救援行动的快速反应能力，联合国于 1992 年设立了人道救援事务部，并设立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以协调联合国各分支机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关系。针对紧急情况下的心理援助，IASC 出版了《紧急状态下精神卫生和心理援助方案》，通过其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对于国家层面的灾难后心理援助提出了指导建议、最低标准，同时通过联合国各常设机构也对受灾国家提供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援助。

　　第三，大力培养心理援助专业人才，建立人才储备网络。汶川地震后，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有约十万人，此外灾区之外影响到的民众需要心理救援的人难以估算。而我国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不过千人。所以，我国急需培养和储备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心理救助知识和技能的心理学工作者。

　　第四，国家应投入资源进行灾难相关的心理研究。对于灾难之后的心理援助，一些发达国家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并总结出了很多种类、适用不同人群的心理干预方法。但是，基于我国国情与文化的不同，一些理论并不能直接运用于我国的灾后心理援助上。中科院在四川灾区开展研究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心理援助，已得到中央和地方群众认同和肯定，但是，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一个体系、机制以及相关资源做保障，是难以持续进行下去的。”张建新介绍说，“例如，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灾区共设有5个工作站，其中的费用来源主要是自筹经费和基金会捐款。整个制度体系对心理援助这块的资源保证，还没有到位。”张建新建议，“希望政府层面能够有统一的渠道，统一的部门，使全国相关的心理援助队伍和心理咨询资源能够做一盘棋进行统一调配。就像民政部统一有序调配物资一样。这样才能非常有效。心理援助如果能上升到全国统一的一盘棋，将来在整个援助过程中，心理援助就会比较稳定有序，不至于出现更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