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的环境

　　【作者】周东飞（资深评论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4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观了马来亚大学，并与该校师生交流。在回答马来亚大学学生的提问时，温家宝谈到了自己的从政经历，他说，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一个人职位再低，只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一个人职务再高，不为人民办好事，终究会被人民唾弃。

　　温总理谈的是如何选择人生目标的问题。人生不过百年，人这一辈子到底应该选择做大事，还是应该选择做大官？温总理结合自己的从政经历，给马来西亚大学生提出了忠告，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为了勉励自己。一个人将做大事选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无论位卑位尊，他都将因为成就了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的大事业而获得外界的公正评价。比如，王选将汉字排版技术当作毕生追求，使中国出版业告别铅与火的年代一跃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他本人被誉为“当代毕升”。袁隆平苦心钻研杂交水稻技术，为解决十数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并非选择了做大事就一定不能做大官，或者说一旦做了大官就一定做不了大事。一个人在立志做大事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受国家和人民重托从而做了大官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个人身居高位仍立志成就大事业并且做成了大事的，也有不少例子。

　　在不少情况下，做大官还有助于做成大事。毕竟，有些大事需要在广阔的范围内调动资源、协调利益、平衡得失，非大官不足以担当此番重任。位置越高责任越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大官者更要立志去做大事。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能够触动我们的神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念”盛行现象有关。大官和大事都蕴含着大利益，区别无非在于做大官所获得的大利益更多地指向个人，而大事所导致的大利益更多指向社会和公众。“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在当前我国的“官本位”思想盛行的背景下，这样的观念尤其需要有影响力的人来倡导和树立，帮助人生走向尚未明晰的青年确定正确的方向，类似的忠告与劝导善莫大焉。

　　而且，有一点很值得强调，社会尚须以现实的体制和机制为年轻人的正确选择提供切实的保障，社会更需要培养一种做大事的氛围，“要做大事，不做大官”，不应仅仅是一种道德劝善，而应当呈现利害于社会现实之中。

　　新近发生的“五道杠”少年事件，不妨看作是“做大官，做大事”理念冲突的一个实例。媒体称，13岁的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黄某“从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黄某的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组“五道杠”图片，图片说明中不乏“在总队部与总队委们一起研究工作”、“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后欣然题字”、“在总队部阅读文件”之语。面对舆论的批评，黄某之父颇感委屈，认为社会对他的孩子不够宽容。

　　其实，舆论批判的并非那个“官气逼人”的孩子，而是一个顽固地扎根于某些人头脑之中的“官念”。但是，在批评的同时，我们也当反思，中国当下是否具备一种只求做大事不图当大官的体制和机制，是否已经具备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的环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