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与毛泽东的君子之谊

　　三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半天，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毛泽东时，想改口喊“主席”，可是李达刚喊了“主”字，毛泽东便赶紧制止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

　　李达与毛泽东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他甚至敢直言批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李达知道后，就给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生气地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40℃，下面就会发烧41℃、42℃。”

　　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深知李达的脾气。后来，他对梅白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毛泽东还要梅白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的话。李达听后怒气全消，说：“还是润之气量大。”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李达再次提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因此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受到迫害。

　　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造反派“挖出”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所谓“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参加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1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

　　造反派派人到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3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3顶帽子。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诉说冤情，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

　　已经受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资治疗，可上级不同意。7月19日，身心备受折磨的李达决定向毛泽东求救，他用交代材料用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然后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的住处。然而20天后，信才送到北京，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李达这位已76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结束之后，8月13日，李达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卫生科的医生提出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拖到8月21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李达被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还规定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一天里只能吃3顿干饭，还惨无人道地对他停止用药。对此，李达很不理解，他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在谈话中并没有讲到给李达加上的那些罪名，随后，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