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女儿：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张闻天女儿：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张维英和张引娣是张闻天原配夫人卫月莲所生的两个女儿。党史工作者王岚听“张闻天故居纪念馆”馆长陈伟忠谈起张闻天有两个女儿在上海，隐于民间，从不张扬，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遂起访问的意念。王岚先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区东北角的张闻天小女儿张引娣家。引娣老人那年（2000年）已76岁了，像极了她的父亲张闻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说起话来轻声轻气，让人不由得心平气和。在她家只容得下一张沙发和一张小方桌的客厅里，他们聊了起来???

　　离别26年后，我才见到父亲

　　王：您的父亲张闻天是家喻户晓的党史人物，他在您的心目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张：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到上海（一般老年人习惯上把黄浦江以西称为上海）去了，父亲在我印象中并不是很清楚。

　　王：您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张：我是1924年出生的，我生下来后，直到解放，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26岁前，我没有见过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辽东省委工作。1949年的冬天，上海解放不久，我们突然接到父亲从东北的来信，他来信问了家乡和家庭的情况，还提出让我到东北去和他见面。接到信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我当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心里有点不踏实，再加上要和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相见，不知道会是啥情形，也蛮紧张的。我们母女三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照父亲信里讲的，先把照片寄去，以便到车站迎接。随后由我丈夫储震寰陪同，我们一起去东北安东。不料，当我们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安东，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后，接待我们的警卫负责人曾涛告诉我们，父亲因为刚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回北京去了。我们后悔没有早一点出来，在安东住了三天后，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我们先到沈阳，再从沈阳到北京。一到北京，我们被接到中南海。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当大官的人，在等待的时候蛮紧张的，可是一看到父亲文文雅雅笑眯眯的样子，非常慈祥，再加上刘英妈妈十分热情好客，心里总算安稳点了。我走上去怯生生叫了一声“爹爹妈妈”，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眼眶也湿了，摸着我的头说，你就是引娣啊，结婚成家了，好好。现在解放了，妇女也翻身了，我们见面应该高兴，你看爸爸不是很好吗？

　　王：您后来留在北京了吗？

　　张：是的。父亲对我讲，你们留在北京读点书吧。只有读书，将来才能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后来还多次对我说，读书好，读书要靠自己争取，不要处处等，不要老是在家里抱小孩，要勤奋学习。虽然我心里惦记着娘，但我们听从了父亲的安排。我去了黑龙江呼兰工农干校，储震寰进了华北革命大学读书。195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当打字员。

　　王：您的父亲在这期间担任过驻苏大使，1954年4月15日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地位显赫，他对您有所照顾吗？

　　张：我工作后，父亲就到苏联去了，但他经常写信给我，每次信上都关照我要好好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还多次讲，我们做什么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不管条件好坏，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还很形象地把工作比作烧饭。他说，就像烧饭，也很重要啊！如果大家吃了夹生饭，就没有劲了。

　　生活上父亲虽然对我很关心，但为了不让我有一丝一毫高干子女的优越感，保持农家子女艰苦朴素的本色，节约家庭开支，特地将自己一只用了多年的铝锅给了我，要我每天自带饭菜上班。在父亲身边我才知道，他自己也很节约。不过那时候日子过得简单，因为能和父亲在一起，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离开外交部，我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王：您在外交部工作了多长时间？

　　张：两年左右吧。

　　王：怎么离开了呢？

　　张：1955年，外交部响应中央号召要精简机构，父亲要求我在外交部带个头，为领导干部子女做个榜样，带头离开外交部。我再一次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准备回上海老家。临走前，父亲对我讲，引娣，你回上海后，不要对人讲你是我张闻天的女儿，回去自己找工作，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工作要勤奋刻苦，做劳动人民家庭的榜样。

　　回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固定工作，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才进了上海自行车一厂，在厂部任打字员。

　　王：您后悔吗？有没有怨过父亲？

　　张：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工作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假心假意。所以我一直是认真工作的，还多次被评为先进。

　　王：在厂里，您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张：没有。直到“文革”开始，造反派才知道厂里竟然还有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张闻天的女儿。

　　王：您吃苦头了吗？

　　张：我被勒令下放车间劳动，做了9个月最吃重的装配工作。

　　王：您真不后悔回上海当一名普通工人？

　　张：我父亲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讲，我理解爸爸的心，我怎么能怪您呢？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嘛。

　　王：地区里有人知道您是张闻天的女儿吗？

　　张：没有人知道，我不说的。

　　王：您真是个淡泊的人，不像有些人会钻营。您对目前的生活还满意吗？

　　张：还算可以，只要身体好，子女好，我从来不求名利的，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我们都像我父亲。

　　王：有文章说，您父亲曾经想让你们姐妹俩去延安，有这事吗？

　　张：有的。父亲到延安后，曾派人到上海来要接我去，可惜后来没有去成。

　　王：为什么不去呢？假如去了，或许……

　　张：我娘不同意呀。当时我们家里很艰苦的，父亲离家多年，不知去向。我娘一个农村妇女，靠种田为生，养大我们两个女儿不说，因为是“共匪”的家属，还要常常担惊受怕，她舍不得也不放心让我们两个姑娘出去。当时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都没有啥文化，怎么能晓得父亲心思呢？现在想想，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了，但一直是想着我们的，对我们是有感情的……

　　王：在您的一生中和父亲聚少离多，但看得出您对父亲的感情很深，您想过要是父亲还活着，会是怎样吗？

　　张：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想念父亲，但他真的离我们很远很远……

　　年过八旬的张闻天大女儿张维英老人是个没有劳保的家庭妇女，尽管她一辈子没有停止过劳动。

　　我见到张维英老妈妈时，她住在上海浦东川沙的儿子家。那里离“张闻天故居”很近。

　　张闻天离开家乡时，维英才三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维英一家人根本不知道张闻天的生死。维英虽然很想念父亲，但一次次的等待，一次次的失望，使父亲的影子在她心中渐渐地越来越淡了。直到1951年张闻天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考察，住在上海大厦，维英才接到父亲托人要她去会面的通知。

　　父亲对我说：你还是在农村种种地

　　王：张妈妈，您已经子孙满堂了，您还记得自己的父亲吗？

　　张：父亲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去了。他走时，我才三岁，妹妹引娣刚刚出生。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时间再久，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忘记的。

　　王：您父亲很早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参加革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您父亲走后，你们的家庭情况是怎样的？

　　张：父亲走后，家里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但国民党晓得我妈妈卫月莲是张闻天的妻子，我妈妈常常被国民党政府传去审讯，要她讲出自己丈夫的去向。日伪统治时期，我妈妈被抓去关大牢，遭到虐待摧残，幸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淞沪五支队的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卫民的搭救才脱离虎口。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南汇县县长在一次会议上叫嚣，共匪头子张闻天的家属就在这里，应予满门抄斩。我们母女闻讯后吓得不敢在家里住了，只得东躲西藏过日子，有好几个月干脆露宿野外。我妈妈担惊受怕，受风寒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一直到解放，才算过上了太平日子。

　　王：您父亲后来知道这些事情吗？

　　张：解放后父亲到上海，帮助家里还掉了部分欠债，以后又每月寄给我妈妈80元生活费。到“文革”开始后，我父亲受到严重迫害，无法再寄这些钱才中断。

　　王：张妈妈，解放后你们不但知道张闻天还活着，而且还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您对父亲提过什么要求吗？

　　张：我曾经向父亲提出给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可是父亲对我讲，要自立，要依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我有办法也不能为子女开后门。

　　王：您是在什么时候和您父亲说的？

　　张：1951年我父亲有公务到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写信回来要我去见他。我是个农村妇女，人生路不熟，于是丈夫陪我一同带着两个女儿秀君和美君到父亲的住所。在上海大厦门口，我们向接待处的同志讲是来找父亲张闻天的，便立即被带到了楼上。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接待我们的同志指点我们：这就是你们要见的中央首长张闻天同志。我一时难以相信，也不敢相信，因为父亲离家时我才三岁，父亲的真正面目已经记不清楚了，那一刻见了父亲，竟呆呆地立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接待的同志再一次介绍时，我才流着眼泪走上前去叫了一声爹爹。父亲望着我们也哭了，连声说，好了好了，解放了，你们也熬出头了。父亲招呼我们坐下后，笑着对我讲，维英，你不要难过，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父亲又要我们住下，我丈夫因要照顾家里其他孩子就回家了，我和两个女儿被安排在12楼住。晚上父亲来看我，他对我说，自己早年参加革命，很早离开家乡，但心里十分想念家乡，想念父母和女儿，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我们父女俩一直谈到深夜，我才忍不住向父亲提出能否给我在上海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

　　王：您父亲答应了吗？

　　张：父亲讲，你还是在农村好，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还讲，你小人多，负担重，让大女儿秀君跟我到北京去吧。后来，为了减轻我的经济负担，1955年，父亲将我年仅9岁的大女儿秀君接到北京读书，一直到读初中才回来。

　　王：您觉得您父亲喜欢小孩吗？

　　张：很喜欢的。我大女儿秀君在北京读书时，每逢星期天，外公、外婆（刘英）总要陪她到新华书店去买书，一买就是一大摞。在这方面，父亲特别慷慨，他期望外孙们个个有知识，有才干，将来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秀君去北京两年后回上海过暑假，假期结束后我带着才7个月大的儿子和她一起到北京，我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在家里常常抱着小孙子，还不时地亲亲他。但父亲见我子女多，负担重，有一次就对我讲，维英，你从前都是生的女孩子，现在有了建平这个男孩，以后不要再生了。孩子多负担重，困难多，而且多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

　　王：您有几个孩子？

　　张：7个。不过，对于我来讲，还多亏当年生养了这些个儿女，他们个个孝顺懂事，要不然，叫我一个没有劳保的老太婆如何面对现在这金钱世界？

　　我陪父亲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王：张妈妈，您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吗？

　　张：我丈夫张昌安是进门女婿，是我家唯一的强劳动力，里外都依靠他。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上海羽绒厂扛大包拉劳动车，因为我有7个孩子要吃饭读书，没办法。

　　王：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您想过向父亲求助吗？

　　张：父亲讲过，我是绝不会利用我的关系来为你们开后门的，工人、农民家庭子女是怎样安排的，我的亲属也应该怎样安排，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所以，对于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自己克服。……“文革”开始后，父亲又一次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无从打听他的消息，一别又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父亲由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后才又见上面，父亲这年已经76岁了。

　　王：您那时没有工作吗？

　　张：我那时没有正式工作，就在父亲身边帮他做家务，这样前后大概有两个月，每天起得很早，洗衣服、烧饭、劈柴、擦窗、拖地板、翻被子，我从来没有服侍过父亲，当时觉得能尽到一个女儿的心意，蛮高兴的。倒是父亲感慨地对我讲，没有工作反而好，有了就要牵连到你了。

　　王：在您的一生中，在无锡的这些日子好像是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候？

　　张：是的。那时，父亲已经老了，而且身患重病，但因为有我们子孙小辈在身边，就像一个普通人家的爹爹一样，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我常常看见他拿着一张“上海地图”，查我们姐妹俩在上海的地址。他还爱看亲属们的来信，一般的信也要看上好几次，而且封封都有复信。

　　王：您父亲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没有给你们留下值钱的东西，但是他去世后，却把8万元钱作为党费上交，您是他的长女，您有想法吗？

　　张：要知道，他们老夫妻俩（指张闻天和刘英）要积下这么多钱是很不容易的。钱虽然没有传给我们子女，但我们也是很高兴的。他们把钱全部交公，他们的精神使人佩服。我在无锡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感到他是一位温和、慈祥、高尚的父亲。

　　王：解放已经五十多年了，应该说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但是也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比如下岗，您家里有这种情况吗？

　　张：有的，但我们理解政府的难处。我的小儿子厂里效益不好，又要从市区搬到郊区，很可能马上要没有工作了。我现在身体不好，他自己还有刚生下不久的小毛头需要抚养，真的蛮困难的。不知道政府、厂里能不能考虑一下他的实际困难，帮帮他。

　　王：你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吗？回去后，我会向领导汇报的。

　　张：谢谢你。我们自己不好意思讲的。

　　（摘自《解放日报》，原载《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