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略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创作中“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剖析

　　与他对个体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给予肯定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你为什么会写作？”

　　——“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写作是一种对抗不快乐的方式。”

　　75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西装笔挺，眉头紧蹙；显然，神情严肃增值了他的魅力。

　　年轻时的略萨，也是这副满脸“不快乐”的样子：手里夹着烟，浓眉微蹙，时刻准备着“对抗”，隐匿着些许暴力因子与风流习气，神似《教父》中帅气迷人的阿尔•帕西诺。

　　2010年10月7日，略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创作中“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剖析与他对个体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给予肯定。

　　事实上，获奖前，“反独裁、反专制、反极权”已成为略萨的价值标签。早在1963年，他以秘鲁军校的高压暴政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城市与狗》，就因军界不满而遭禁，但政府此举反而推动了小说的地下传播。去年，略萨获奖的消息传到秘鲁，当地人民举国欢庆，为这位曾被封杀的作家欢呼。

　　“诺贝尔文学奖跟其他奖项一样，有时众望所归，如海明威等，但也有评委搞错的时候，好比第一位获得者只是个法国的地下作家，但当时和他竞争的是谁？托尔斯泰！很多人完全该得这个奖，如博尔赫斯。我获奖后人家采访我，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博尔赫斯没得奖，现在奖给我了。评委也是人，有时会搞错，我希望这次他们没搞错。”然而，获奖也让他“不快”过：“我可能受到了称赞，但也成了受难者。媒体无休止地采访，根本不让你好好工作，有时候我想逃到岛上去，在没有记者的地方安静生活，尽管我也当过记者。”

　　2011年6月14日，略萨到访中国第三天，叶兆言专程从南京赶来上海，参加当日下午“阅读的赞颂——略萨作品朗读会暨文学交流会”，为此他还特地带了一本老版《青楼》（即《绿房子》），老略萨见了欣喜不已。

　　“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与我们的青春岁月密切关联，一想起略萨和马尔克斯，仿佛又回到火热的当年。”叶的追忆颇具代表性，略萨此次为期9天的中国行，掀动了国内多位重量级作家的“集体追星”，沪上有孙甘露、陈村、王安忆等捧场，京城则有莫言、阎连科、张抗抗等候驾，面对老略萨，他们的姿态都相当恭敬。

　　“我最早读到您的著作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作者，非常希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那个‘我’。不是因为诺奖，是因为胡利娅姨妈。”沪上对谈，孙甘露的开场白洋溢着欣羡。

　　“您长得太好看了，不仅是对中国作家的伤害，也是对中国妇女的伤害。”京城交流会上，莫言先拿自己开涮：“前几天我在家看《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边看边笑。太太见我笑得那么开心，拿过书一看，瞧见略萨年轻时的照片，怎么这么帅？她又看了我一眼，带着无限遗憾的表情扬长而去，连晚饭都不做了。”

　　阎连科也接着幽了一默，说自己为了和略萨见面，3年前就准备了一套西装，还补充道，中午有15个美女给他电话，委托把她们的爱带给这位“世界上最老的帅哥作家”。跟着发言的女作家张抗抗还借机索要签名，并表示，中国作家能从幽默和荒诞的角度去看待生活，是从略萨和一部分拉美作家那儿得到的启示。

　　提及幽默，略萨自己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认识。“我从前对幽默过敏，因为我曾天真地以为严肃文学不苟言笑：如果我想在小说中提及严肃的社会、政治或文化议题，幽默会变得十分危险，令我的故事显得肤浅，读者会觉得那不过是些轻松笑话。我一度摒弃了幽默，很可能是受萨特影响，他在创作中十分敌视幽默。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要在文学中重现某种生活经验，幽默是宝贵的工具，《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幽默是一笔大财富，它是生活的基本元素，因而在文学中也同样重要。”

　　混乱年代

　　“如果你拿作家的收入与公司总裁、秘鲁的斗牛士或顶尖运动员相比，你会发现，文学仍然是个薪酬很低的行业。”

　　19岁时，略萨为养家，曾同时干7份活：图书馆管理员、报社记者，电台编辑，甚至还“数过死人”（为公墓制作墓碑卡片）。“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你为了谋生，不喜欢的也得做，尽管做出了牺牲，但最后能写作就是一种安慰。每到周末，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打字机前坐下来，挤出时间写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你是和周围环境斗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困难激发创作，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个作家总是被人夸赞，有奖金、有政府补贴的话，我觉得会很危险，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

　　略萨1936年生于秘鲁南部小城阿雷基帕，还在襁褓中，他的父亲就抛弃了妻儿。小略萨随外公一家来到玻利维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童年被大家庭的爱包围，环境十分纯净。“长到10岁，我还不明白小孩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而且我拒绝相信那种如此缺乏精神因素的方式，正如我后来所描写的。”

　　11岁时，素未谋面的父亲突然回家，在暴君式的打骂中，小略萨躲进文学世界，“我偷偷读书写作，这已成为我反抗他独裁专制的行为”。14岁时，略萨奉父命报考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这里聚集了各阶层、各种族的青年，军校的世界充满粗暴、野蛮、仇恨、勾心斗角等龌龊的东西，是秘鲁的微观世界”。

　　略萨在军校里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但他毕竟是个大写的“人”，若干年后，那段经历被他写入《城市与狗》。这部凶相环生的作品，令他在文坛声名鹊起。

　　离开军校紧张、沸腾、充斥暴力的生活，略萨在父亲安排下进入《新闻报道报》工作。尚未成年的他，跟着几位老前辈混迹于利马嘈杂的酒吧与妓院，成了个放荡的小记者，种种光怪陆离的见闻，后来进入了他的《绿房子》。

　　调查新闻期间，略萨目睹、经历了许多他这个年龄不该触碰的东西。第一次看到裸尸，“那血淋淋的情景长时间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到悲伤和压抑”。有一回，他在老记者怂恿下吸了“白粉”，多年后参与总统竞选时，早年的吸毒事实被政治对手当作“不良少年的行为”公布于众。

　　进大学后，“我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同时也产生了第一次信仰危机。我放弃了天主教大学，改去圣马科斯大学，那是地位卑微者的孩子上的大学，有着反抗独裁的传统。”

　　大学期间，略萨担任过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的指导员，“某种意义上，这是大学里的地下组织，当时共产党几乎被独裁体制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尽管人数很少，但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个人的方式参与了抵抗运动。”

　　当时的秘鲁，奥德里亚夺取政权后，任命萨尼亚杜为安全局局长，此人心狠手辣，对媒体实行严厉的检查制度；在机关、工会、院校建立告密网络，杀害革命人士；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圣马科斯大学的师生对他恨之入骨，多年后，略萨把这个家伙写进了《酒吧长谈》。

　　“当时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想送到监狱里去，但监狱长不允许，我们5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萨尼亚杜那里去谈判。那是个非常老的大楼，走廊非常阴暗，他那时就坐在办公室里，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地盯着我们，我们十分害怕；突然，他打开一个抽屉，甩出一叠厚厚的报纸，那是我们大学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质问道——这是什么？最后，他愤怒地警告道，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谁要闹革命，就得小心自己的脑袋！”

　　“《酒吧长谈》就是从这时开始构思的，我想写一部小说，通过这个人物来展开，展现这个独裁政府如何把整个社会毁灭的，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家庭、爱情等等，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不管你是否愿意，为了生存，你必须在道德上做出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故事，把不同人物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通过两个人物的谈话的方式，使其引出其他人的对话，最终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将所有人、事加进去。这本书写了很多年，是我最费工夫的一部小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那就是《酒吧长谈》。”